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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日二国都有人在认真反省侵略战争，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罪责何在。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Kad Jaspers)认为，这一问题不解决，德国人的灵魂无法新生，无法追求自由和民主，追求欧洲和世界的统一。他在《罪责问题》中提出德国人要承担的4种罪责：1．刑事；2，政治；3．道德；4．集体。他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如果他犯有积极参加准备或实行战争的罪行，那么，他在道德上有罪；如果他“以有罪过的消极性”容忍了所发生的事，那么他有政治责任。在政治责任的意义上，一切活下来的公民都共同负有责任。在道德罪过的意义上，个别人是有责任的。在集体共同责任的意义上没有人逃脱得了罪责。由此出发，所有的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罪行”，都必须为纳粹政权发动战争的行动和纳粹领袖的行为负责。(汉斯·萨内尔著《雅斯贝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2页；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2页)这种彻底自我批判的观点四十年后就为西德政府接受。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四十周年时即以此为基础发表的《荒野的四十年》著名演说中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这反映出西德朝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也得到了世界的尊敬。
       相反，由于美国为了在战后顺利对日本实施占领，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了一部分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度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追究。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有雅斯贝尔斯这样强调整个日本国民都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我查了一下著名的左翼史学家井上清的三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1年版)和小山弘健、浅田光辉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都没有涉及国民自身的罪责问题。至于日本的官方更不用说了，在侵略问题上，不仅逃责，而且尽量抵赖，尤其是在教科书的修订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十分恶劣。今年的4月，日本文部省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等，一再激起中国和亚洲其他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愤怒，也使得中日关系降至近二三十年来的最低点。我们批评最多的当然也是日本修订教科书美化侵略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政治事件，而对它们背后的宗教、文化和日本国民的逃责问题注意就少。不过日本战后就有学者如村上重良等从日本侵略战争的背后反思日本在文化和宗教上的问题，虽然没有雅氏那样尖锐，但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事件背后的问题。
       一、靖国神社
       我们知道，日本修订教科书是由民间进行。因此在各种民间版本的教科书中，总有那么几种右翼团体编撰教科书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歪曲和淡化的处理，但多数的教科书还是能够尊重历史事实，被篡改的教科书仍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的反对而被拒绝使用。日本文部省规定教科书的修订活动每四年一次，因此教科书事件激起国人愤怒的周期也就比较长。而使仇日情绪持续加温的主要事件还是日本政府的官员近年来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按照日本文化传统，靖国神社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大祭，此外还有临时大祭。前者由天皇任命的敕使参拜，后者为天皇亲自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表示，参拜靖国神社祭拜本国的战争死难者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他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感到不可理解。事实上小泉首相是在耍滑头。靖国神社的建立，固然有承袭日本民间对生前怨恨未消的人之亡灵举行抚慰的祭祀仪式(即御灵信仰)和祭祀阵亡将士的慰灵仪式这两个传统，但是靖国神社创建的本质却是为了奉祀为日本天皇而捐躯的志士和军人。村上重良指出：“靖国的‘国’始终是指大日本帝国，只有对天皇的忠诚才是一切价值的标准。阵亡士兵由于是为天皇而死，便和他生前行为的是非善恶完全无关，奉之为神。”(《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2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在战前日本的国家神道体制下，天皇通过破格地参拜祭祀臣民的神社这种赐予被祭祀者殊荣的方式，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情绪。
       目前靖国神社供奉了在历次战争中为天皇死难的人数约246．6万人，从维新革命时期最先提出“尊王攘夷”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到战犯东条英机，均在祭祀之列。除在幕末维新和西南战争的内战中死去的1．5万军人外，其余的二百多万是在明治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命的，这还包括因战争死去的女护士、女学生等5万人。其中：台湾战争1130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镇压义和团1256人、日俄和朝鲜战争88429人、1914年出兵山东和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合计4850人、1928年入侵山东185人、侵略中国东北1717人、全面侵华战争191215人、太平洋战争2133748人。(高岚编著：《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时又正式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因此在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供奉为天皇死难的战争亡灵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怎么会没有理由怀疑日本官方对侵略战争反省的诚意呢?
       靖国神社滥觞于幕府时代末期。1862年，福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的灵明舍私祭勤王派的46名死难志士是为靖国祭祀之始。1868年(戊辰)，戊辰战争爆发，在京都的鸟羽、伏见之地，天皇军和幕府军交战。是年3月，天皇亲自举行了“军神祭”，邀请天照大神等神灵降临；4月，天皇军为尊王的战殁军士举行招魂祭，这些是为官方靖国祭祀之始。5月10日，京都朝廷发出太政官通告，“在京都东山祭祀癸丑(1853)以来殉难者之灵。”(第78页)并在京都兴建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明治二年(1869)六月，帝京迁至江户(东京)后，在东京九段的田安台上，修建东京招魂社(即今天的靖国神社)，合祀鸟羽、伏见战争以来的阵亡者3585人。招魂社的特点就是放弃了传统的儒家、佛教埋葬方式的祭祀，而采用比较简单的亡灵信仰系统作为独自的慰灵形式。1877年，随着平定日本国内土族叛乱的西南战争结束，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已趋稳固，于是在1879年把东京招魂社易名为靖国神社，神社规格列为别格官币社(靖国是安国之意，币乃币帛，为奉献给神灵供品的总称。官币社即由皇室负责奉献币帛的神社)，这一规格就使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社。此前日本的传统是对于死于战乱的人不分敌我一律供养，但是靖国神社却是明确规定只祭祀为天皇献身的人，经过招魂仪式，他们的亡灵便成为靖国的神灵。
       靖国神社甫建立就是国家神社，属于天皇创建神社的四个系统之一[其他的是：供奉幕府与天皇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的南朝方面忠臣之神社，如凑川神社；供奉天皇和皇族的明治神宫等和在殖民地所建神社，如朝鲜神宫等)。
       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天皇的正式的参拜就有三十余次，足见地位之隆。按当时的规定，神社事务一般由内务省统一管理，但靖国神社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内务省三方共管，全部经费也由陆军省单列。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GHQ)鉴于靖国神社在侵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颁布了《政府对于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之保证、支持、维护、监督以及宣传应予废止》的备忘录，即《神道指令》，禁止日本政府给予神社神道经济和政治支持，禁止以官员身份参拜神社或有关的神道仪式，废止学校的神道教育，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村上重良曾认为，《神道指令》彻底粉碎了旧势力企图保持国家神道的阴谋。(第171页)但是从战后日本官方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由暧昧到辩护，和日本遗族会、自民党等保守派不断提出靖国神社重新，国营化的要求，以及官员可以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法案来看，村上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靖国神社的背后今天仍然不时浮现国家神道的阴影。
       日本投降后，在如何处理天皇的问题上盟国内部是有分歧的。麦克阿瑟本人很清楚天皇在日本国民中所具有的神明地位。他认为，对天皇的任何处理都“会大大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使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殉难者。”(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1411页)但他本人也清楚，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是其能以举国体制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形成天皇体制的思想基础——国家神道毫不手软，占领日本后立刻禁止。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处理天皇问题上就颇费周章，必须顾及日本国民的感情。在颁布《神道指令》后，盟军总司令部社会教育局长戴克上校和亲日派的英国人布赖斯商量后，认为需要用天皇名义发表一个通俗易懂的口语体的敕语来否定天皇的神格才能彻底摧毁国家神道，这就是天皇的《凡人宣言》的由来。(弥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按照学者们的看法，天皇是为了讨好盟军才发表了否认自己是神的《凡人宣言》。但不管当时天皇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日本国家神道的国体却是以天皇的名义被瓦解的。到1947年2月，标志国家神道达到顶峰的、于1940年公布的“神祗院官制”被废除，神祗院被撤消，国家神道就在制度上完全被瓦解。村上指出，这是日本民主的进步，“日本宗教由此首次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第172页)
       国家神道虽然从制度上被瓦解，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教义和神社系统并没有立刻崩盘。神社人员迅即成立神社本厅并把民间的神道团体合并以使国家神道作为宗教存在下去，当时日本约78000个神社会都被神社本厅组织了起来。随着朝鲜战争和皇太子(今明仁天皇)的立储礼、大婚礼的发生，国家神道出现了复活的倾向，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求恢复《神道指令》所禁止的国家财政支持靖国神社。支持这一活动的除了右翼团体、旧军人组织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社会阶层——战争遗族。靖国神社因是供奉战争亡灵的场所，很自然成为他们感情的寄托物。由于战争遗族的社会覆盖面非常广泛，他们有非常强的“被害”意识，认为阵亡者和家属都是战争受害者，靖国神社供奉战争亡灵对他们是一个安慰。加上日本文化传统认为，人一旦死亡就无好坏之分，何况是为国家和天皇而死的人，因此他们认为靖国神社祭祀的国营化，以及政府官员参拜神社没有什么不对。他们的诉求往往和右翼团体的军国主义情绪交叉使人们难以区别。这些既是日本右翼顽固支持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广泛社会基础，又反映出靖国神社背后有国家神道的宗教根源。
       二、国家神道
       国家神道就是十九世纪后半以来复活了日本民间宗教特点的宗教性政治制度。它是天皇制国家编造出来的国家宗教，“是把承袭集体祭祀传统的神社神道和皇家神道结合起来，利用皇室神道重新组织、而统一建立的。”(第179页)简言之，它是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基础。因此对它的认识和批判就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反思战争、面向未来的重要任务。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就是日本知识界揭露日本封建专制皇权和军国主义利用宗教对内实行思想控制，对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作。该书197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聂长振的中译本，它目前似乎仍是大陆唯一的有关国家神道的著作。
       村上重良(1928-1991)是日本著名的宗教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宗教学、宗教史学系，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先后执教过东京大学、龙谷大学和庆应大学，著述颇丰；除《国家神道》外，还有《天皇制国家和宗教》《天皇和日本文化》《慰灵与招魂》《靖国神社》等多种研究神道教著作。《国家神道》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喧闹背景下写的。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靖国神社国营化的结合，这两件事情的实质是反映了国家神道的阴魂。国家神道正是把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结合为一体的，实际上意味着它们的复活。虽然国家神道在形式上不存在，它的原理仍然支配现存的神社神道，“当前日本围绕政治与宗教的问题，基本上乃是国家神道造成的。”而当时日本有关国家神道的书籍多半站在拥护的立场上，所以他认为只有梳理国家神道的源流、消除其残余影响才有利于日本的民主制度和宗教自由。(《前言》)其实，村上对国家神道的梳理和批判不仅是日本知识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对待侵略战争问题上日本朝野的文化和心理背景，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从宗教的角度界定了日本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
       中日两国因历史上交往密切，多数国人就有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的，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不多的错觉，所以当日本侵略中国并在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一再生事就很容易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激起愤怒。在我看来，国人对日本的仇恨除了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缺乏反省之外，人类学上的文化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与我们对日本的国家神道了解不多有关系。
       村上指出，日本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多种宗教并存，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的国家权力在宗教上的反映。”(《前言》)天皇制为什么会以国家神道作为他的权力基础，这一方面有历史上的宗教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政治上日本的尊王攘夷风气不盛有关。
       从宗教学上看，日本的神道就是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一词来自《易·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它本是指自然的神妙法则。日本“神道”之名首见于八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用明纪》：“天皇尊佛法，轻神道”。村上指出，这就是为了区别于佛教。佛教信奉蕃神，神道则为“国神”。(第28页)神道既然是日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信仰，那么其历史就可以向上追溯。村上专精认为，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的远古时代，日本人缺乏宗教思想，但有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他们的结合就形成了“神道”。(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页)学术界流行的看法认为原始神道远古无闻焉，它只是在弥生时期(300BC～AD300)和古坟时期(三～七世纪初)的原始宗教。这
       一阶段正是日本社会由部落组织到统一国家的形成期。村上重良说日本的原始神道的特点是万物有灵信仰、大陆南方稻作农业礼仪和萨满教系统的诸神灵融合。(第23页)从这一时期日本各地的考古材料看，祭祀遗址和圣迹比较常见。比如在神圣区域竖立起树木(招代)请神降临就是非常典型的萨满教仪式。这不仅在日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常见的，唯一的区别恐怕就在于日本后来神社神道以“招代”为核心把它演化成为日本特有的神社。
       神社神道没有特定的教义，只以在“社”的祭祀为中心。所谓的“社”就是建筑物的场所，是神域的意思，这与我国古代的祖、社为祭祀功能是一致的。《左传·定公四年》：“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社即为祀神场所。我国古代的“社”发展为宗庙，而日本的“社”始终保持了原始神道的性质，并且．是神社神道的主体。(第14页)中国古代宗庙祭祀系统是围绕复杂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的，是为宗法制度服务的，所以从中发展出了精致的政治学说和宗教理论。对于不看重宗法的日本早期社会，“社”所降临的尽管各种神灵繁多(日本自古有“八百万神”的说法，主要有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稻荷神、产灵神等)，但神社神道只是以家族或地缘为基础，没有形成宗教理论和教派，神社活动不过是祭祀，祀毕而已，方法也非常简单。所以家永三郎在谈论日本的宗教时指出，迄今为止，日本民族宗教的主体仍以巫术为主。(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页)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今天日本人崇拜靖国神社的亡灵，这不仅对于儒家思想或无神论占主流的、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不可理解，对于没有文化但却受佛教修来世、道教成仙这些精制宗教影响的中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可理解。这种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多数国人必然会相信日本在这样发达的社会经济下，国民崇拜战争亡灵就是故意挑衅，不这样认为那才是怪呢!
       在公元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人日本前，日本古代政治特点是“祭政一致”，但简陋的原始神道其政治作用实在是有限。佛教的传人后的230年间，它为天皇所欢迎成为“政治佛教”，(《日本佛教史纲》，第39页)原始神道只能依附于佛教。原始神道因此开始借鉴佛教建固定的神社、塑造神像，发展为神社神道。平安时期(约九～十三世纪)又建立神祗制度，把皇室的祭祀发展成具有国家性质的皇室神道。同时融合神佛，尽量使佛教本土化。当时创立的天台宗与真言宗都有所谓“本地垂迹”的理论，宣称佛、菩萨是日本众神的化身，这是日本把中国佛教与本土宗教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例子。此后，镰仓时期(约十三—十四世纪)形成的“山王—实神道”和“真言神道”都把日本最高的神解释为大日如来等佛的化身。南北朝时期(1336-1392)，日本神道在依附佛教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佛教的仪式、理论，但也加强了本土意识。神道学者又吸收佛教和中国儒家和道教思想，提出“神主佛从”神道学说，这就是十四—十五世纪先后创立的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家永三郎指出，这是日本民族宗教第一次理论化，此前不过是没有教义和经典的巫术仪式，“但是这类神道教义与民众的实际信仰无关，只是职业神官们为提高自己的权威的观念操作。”(《日本文化史》，第20页)也就是说，日本民间盛行的还是比较原始的神社神道，这一点对我们观察日本近代社会民众为什么仍然把天皇当作神明看待，会受国家神道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近世社会是幕藩体制，王权旁落。神社神道在这一阶段发展出学派(理论)神道、民间神道、垂加神道、复古神道等，它们是国家神道的直接前提。这些神道的要点是讲忠、孝、敬等“君臣之道”和以《日本书纪》《古事记》为依据，把天皇绝对化，称天皇是继承了天照大神的神统，不仅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应当统治世界，但它对日本民间社会影响还是有限。复古神道所主张的宗教复古主义和尊王主义就是直接为重新实现日本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目的服务的。(第61页)这件事情在日本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明治维新时期的“王政复古”和“神佛分离”有直接的影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复古神道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在中国宋学(朱子学、阳明学)和道家(阴阳道)的影响下形成的。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因开放门户，在政治上有尊王倒幕的需要，这很快就成为国家神道产生的契机。1868年3月，太政官宣告“祭政一致”，恢复神祗官。文告称：“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嗣后均归由神祗官管辖。”村上认为，这种把全国神社一律划归新政府直接控制的做法就是神道国家化的设想。(第75页)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强化，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国就成为现实的需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神社神道国教化，但因教派争论没有取得成效，于是就强制规定神道的祭祀与宗教分开，这在原则上就使得不是宗教的国家神道能够君临于教派神道、佛教和基督教之上，成为全日本的“国家宗教”。村上指出，成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通过举办国家祭祀的方式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宗教性格打下基础。它不仅封锁了自我的发展，而且为国家发挥了最有效的政治思想功能。(第101页)这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天皇制在建立统一国家后，利用神社神道进行了宗教(意识形态)上的整合，解决了天皇宗教地位的合法性问题。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第三条在“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规定了天皇的宗教性权威和国家神道与天皇直接联系的公法地位，使国家神道多了一层近代国家形式的外衣。
        三、《教育敕语》
       战后盟国在摧毁天皇制上有分歧，但盟国对废除国家神道的态度是坚定的。早在《波茨坦公告》的第10款中，盟国就规定了日本解散国家神道和信仰自由是不可动摇的基础。因为在盟国看来，国家神道最反动的地方就是思想专制，这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1945年10月4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突然下达立即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特高课)，罢免内务大臣、警察首脑和处理思想案件的检察官，废除一切压制人民自由的《自由指令》作为瓦解国家神道的第一步。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神道指令》则更明确地指出：“崇拜神社是为侵略、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提供思想基础，所以要取消国家和自治体给予神社的一切特殊待遇和援助。并规定不能在国家的援助下传布教义和举行祭典。”(《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第283页)盟军最高司令部这种鲜明地用思想自由为武器来摧毁日本社会主导精神的方式在德国的非纳粹化过程中都未见过。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盟国认为，日本的国家神道在精神控制上要超过纳粹德国。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和信仰，如传统的佛教、儒教、阴阳道、西方的基督教等。虽然日本的帝国宪法授予在天皇制范围内的信仰和宗教自由，但是国家神道具有超越一切宗教的国家宗教地位。所谓的信教自由必须有服从国家神道的前提。不过，国家神道虽有国教之名，由于祭祀和宗教分开的原则，它对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没有实际的影响。日本的教部省和文
       部省因此开始联手用国家神道灌输天皇至上的洗脑运动，它首先就是取缔和镇压民间宗教。如明治六年(1873)教部省以巫术为由禁止了许多传统的巫术活动。(第94页)14个有宗教活动的、独立的教派神道也被迫服从国家神道的控制。(第102～106页)其次则由文部省颁发天皇的《教育敕语》完成了对广大的民众的思想控制。
       《教育敕语》出笼于帝国宪法颁布的次年(1890)，主要目的就是“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的教育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及和渗透。”(第112页)《教育敕语》将国家神道中天皇崇拜作为教育的根本思想，它以命令“臣民”的形式，列举了“臣民”应当遵守的德目。并说“一但如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无穷之天皇。”村上指出，这就是强迫人民一但有战争，就要为天皇制国家贡献一切。《教育敕语》“下赐”给各学校，就成为具有可怕的、强制的道德规范。《教育敕语》实际上发挥了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第114页)
       近代社会民族国家兴起后有通过宪政的方式解决政治合法性和利用战争培养对国家忠诚的明显特征。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固然也制定了帝国宪法，但却赋予天皇以神格。明治初年的《学制令》和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都还没有什么军国主义的内容，至多是些“尊皇爱国”的话。而《教育敕语》则是在国家神道的支配下向社会进行“国体教育”，强调“神国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所谓“则义勇奉公，以扶翼无穷之天皇”就是把天皇制的合法性与军国主义精神结合了起来。通过压制不同宗教、思想控制和教育洗脑，国家神道帮助日本顺利地进行了对华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家神道完成了它的最终阶段——天皇制法西斯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和纳粹德国差不多，都是利用国家权力铲除一切威胁天皇统治的思想和宗教。
       从1935年到1938年，日本官方以不敬罪和《治安维持法》对希望脱离国家神道的大本教、人之道教徒团和本道进行镇压。1939年，平沼内阁又制定《宗教团体法》作为宗教镇压的新武器。对凡是被日本官方认为有挑战国家神道嫌疑的宗教，都毫不客气。像日本基督教系统的新教圣公会、浸礼会和安息日会等教会都被取缔和镇压，甚至采用了肉体消灭的办法，以致出现了殉教者。(第166页)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神道的法西斯煽动力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硫磺岛、冲绳，美军充分领教了被“圣战”、“八统一宇”这类神道思想所控制的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陆开始播放日本《山本五十六》《军阀》等内部影片，我对“一亿玉碎”这个词和大量的平民自杀场面印象十分深刻。可以想一想，标榜尊重每个个人生命的西方盟国怎么会不对以为天皇死难为荣的日本国民怀有深深的顾忌呢!国家神道这种超出纳粹宣传水准的奴化教育势必就成为盟国首要的摧毁目标。也只有这样，日本战后方有可能走上民主化道路。1947年5月3日，盟军为日本制定新《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20条规定：“信教自由，对任何人均予保障。任何宗教均不得接受国家授予之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人均不得强制他人参加宗教之行为、祝典、仪式或行动。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人和宗教活动。”第89条规定：“公款及其公家之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或维持，并不得对不属于公家管理之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予以开支或供其利用。”这就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规定了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使国家神道成为历史。
       国家神道虽被禁止，天皇也放弃了神的身份，但日本国民并没有因此放弃信仰神社神道。据日本文部省文化厅1991年编撰的《宗教年鉴》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达217,229,831人，其中神道教信仰者108,999,505人；佛教信仰者96,255,279人；基督教信仰者1,463,791人，诸教信仰者10,511,256人。日本当时的总人口是1．23亿，其宗教人口远超过了全国总人口(这是因为有不少日本民众具有双重或多重的宗教信仰)。其结果就是全国各地神社众多。据现在的统计，全国有神社8．2万，几乎每个人口聚集地都至少有一个神社，差不多每个人都是神社的“氏子”(信众)，这是相信无神论的人不能理解和想象的。靖国神社曾经是国家神道主要支柱，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日本在走上民主道路后，尽管它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也尽管它的背后始终可见国家神道的影子，但多数的日本国民只是把它看成继承文化传统的一个场所。日本的和平宪法也保证了国家的权力不可能被虚妄的神权再次垄断。另外从日本的政界选举来看，自日本右翼官员以公开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他们获得的参拜票只在50～100万之间，与日本信仰神道的众多人口来比较，可以说明广大的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和靖国神社是有清醒认识的。
       我们国人总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源，其实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一直都局限在日本社会的精英层面。家永三郎指出，这些中国、朝鲜、印度的文化财富几乎没有对日本人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只有西方文化才真正震撼了日本人。(《日本文化史》，第190页)日本人骨子里还是信仰保留了原始宗教特点的神道。1274年，忽必烈曾派九百多艘的舰队入侵日本，此事发生在后宇多天皇(1264～1278)时期。当时王室在神社神道的伊势神宫等地进行了祈祷，结果蒙古军队遭遇风暴(神风)失败。对日本而言，它产生了一种至今犹存的、奇妙飘然的民族自大感。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为我们描摹了这种情感：日本早先仰慕中华文化，蒙古是犬之后人，日本是神之子孙打败了犬之子孙，中国却被犬之子孙统治，中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5页)这种“日本是神国”的观念再经过明治维新的成功被不断放大，就成为国家神道和经过洗脑后的普通国民支持军国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也是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年，我们以往多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经济原因，现在似更应该思考它背后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在日本，村上重良是最早做这种文化和宗教思考的学者之一，他批判国家神道的着眼点就是日本是继续走民主的路，还是走复活军国主义的路。从今天日本多数国民尚能够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给中国、给亚洲和给日本人民都带来的灾难看，以他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做?这就是我们现在和今后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国家神道》，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3．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