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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天皇的战争责任
作者:程亚文

《博览群书》 2005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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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地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便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各种准备,并相继举行纪念活动,去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就云集了欧美各国的首脑。而到了今年,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络绎不绝:1月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2月份德累斯顿遭美英联军大轰炸六十周年纪念,5月份的莫斯科二战胜利大阅兵等等,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洲人在认认真真地反省历史,战争的主要加害者德国更是诚心正意。世人普遍感觉,如今再在欧洲国家间谈论战争,已经有些不可思议。尽管最近由于法国、荷兰等国投票反对统一的欧盟宪法,使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暂时受挫,但曾经的敌人德法两国的彻底和解,以及这两个国家下定决心共同打造“新欧洲”,一个有着消除战争威胁和某种政治统一性的欧洲,在未来并非不可想象。
       在欧洲忙碌于反省战争、致力于欧洲整合时,人们在亚洲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特别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耐人寻味: 今年年初,伦敦BBC电台为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拟拍摄一部有关前日本天皇裕仁生平的纪录片。该片的解说词脚本将裕仁描绘成一个“身体残疾、性格扭曲、智力障碍”的人,并说裕仁是“活跃的,但逃脱审判的战争头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被日本尊崇为“人神”。这一纪录片尚未播出,捕捉到此消息的一家日本杂志《周刊新潮》,立即在2月9日上市的杂志上发表重头文章,向BBC发出了强烈抗议,指责《胜利的战败之犬》节目的脚本具有极端倾向,实在太过分了。BBC为此向《周刊新潮》提出抗议,要求它在节目播放前不要对BBC妄加评论。而BBC为做此节目,约请采访裕仁在位最后几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时,其秘书只看了脚本初稿就毫不犹豫否决了采访申请,理由是节目“明显要把裕仁天皇陛下描绘成一个坏蛋”。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让BBC止步,该片负责人表示,既然BBC投入经费制作这个节目,就一定会继续下去。
       BBC的纪录片之所以引起日本右翼媒体的反对,乃是因为它触及了战后日本人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在那场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裕仁天皇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同样需要承担战争罪行?在二战以后日本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裕仁乃是一名慈祥的海洋生物学家,他热爱和平,在战争中是一名军国主义的“无辜傀儡”,并没有具体参与战争进程,因此,无需对战争罪过负责。
       天皇是否真的不干预国政,没有决策能力,因而不必对那场战争负责?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有关资料的解秘,一个截然不同的天皇形象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真理是赤裸裸的,尽管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们的抵制,但天皇密切介入战争行动,对那场战争应当负责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大白于世。在这方面,出版于2000年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无疑最具震撼性。此书作者为美国人赫伯特·比克斯,娶一日本女子为妻后长期栖居日本一桥大学,自1991年起致力于研究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积10年之功终写成此书。书中详尽叙述了裕仁参与战争决策的情况。从此书可以看出,二战中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所有重大的决策都与天皇有关,而且越到战争后期,天皇的决策作用越明显。由于此书写作所依托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书中对裕仁的性格、战争参与情况及二战后其罪行被美国占领军轻轻带过、“象征天皇制”在日本的建立等叙述都极其具有说服力,难以反驳。
       其实,天皇参与日本重大政治、政治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家的一个传统。在这方面,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同样非常典型。举例来说,1891年,当时的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一项计划,拟在9年内建造11000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6艘,这一计划由于在议会占多数的民党的反对,而屡屡遇挫,最终还是由明治天皇出面下谕,通过了造舰计划。(参见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9版)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是由明治天皇发布特旨,启用强烈主战的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让其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374页)在1889年由伊藤博文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中,还曾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绕过内阁统帅陆海军。而1893年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则明确规定天皇拥有战时军令大权,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甲午战争前夕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便首先赖于天皇的批准。(《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8页)裕仁天皇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干预与决策,其权威与合法性,直接承自明治天皇,而其实际付诸行动的能力,不在明治之下。
       不仅天皇,日本皇室与近代以来日本的现实政治,也大有干系。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力主向朝鲜出兵的人当中,就有时任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炽仁亲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皇族直接担任军职的人也不胜枚举。关于这一事实,《真相》一书同样有许多披露。
       虽然裕仁天皇深度介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事实已经再也明白不过,然而,拒绝认为天皇有罪的论调,在今天的日本国内仍然嚣杂。实际上,正如比克斯揭示的那样,天皇无罪论正是现在日本民族在对待过去的那场侵略战争时,毫无反省之意的一个总源头。那场被日本称作为“大东亚战争”的残杀,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天皇都无须为战争负责,那么,一般民众作为执行天皇意志的仆从,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追究自身的战争责任。
       另外,再往深里追究,也正由于“象征天皇制”的存在和天皇战争责任未被追究,也使造就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原因之一的皇道史观,在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这种文化精神使日本民族难以产生反省意识,更别提实质性的反省行动了。
       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近代以来,世界经历着“祛魅”的过程,也就是在公共生活中除去宗教神性。政治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日益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进行组织,而非再依从传统的希伯来精神和宗教道德规范。但是,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这方面实际上却是逆时而动,尤其是二十世纪第二次大战的前夜,在经历短暂的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后,日本通过以国家神道教树立天皇的“现人神”权威,将国家系统重新政教合一后,国家政治中最优先的原则不是科学精神,而是对天皇的敬仰和尽忠。当宗教和道德成为政治活动的第一律令时,历史不再可以存在科学精神和反思观念。宗教信仰的特征就在于它的绝对性,绝对地排斥批评与驳难,而其合理、合法、正当与否,是自我证明的。
       正是由于日本对自身历史的神化及对海外征服的“道德化”历史观,侵略也被蒙上了一层道德性的“文明开化”色彩,是以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为了“正义”。比如,对于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的屠杀行为,根据日本官方神学的阐述乃是:“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第23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日本是一个技术发达但科学精神不彰的国度,技术思维已经深入到日本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可是求真求实的追求却极其薄弱。这大概是日本今天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反省的深层文化原因所在。
       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本应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历史、反省战争与罪恶的时刻,然而与此不谐的是,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却在历史问题上,屡屡伤害周围国家的感情。一会儿通过宣称战争无罪的新版扶桑社历史教科书;一会儿忙着纪念日俄战争九十周年,却绝少提及当年日本对周围国家的侵略。在塑造日本的被害者形象,恢复曾经作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历史记忆之时,来自日本内部对天皇罪行的反省之声更是稀闻。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想起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的话: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从来习惯于从外部吸收信息,但很少愿意向外透露日本自身的情况。此举所造成的日本民族的内向性,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所指出来的那样,日本民族极其封闭,不习惯于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丑恶、不善于对自身进行反省,并习惯于隐藏自身真正的意图。这样一个日本,又如何取信亚洲邻国、并与周围国家一起,打造出一个新的亚洲呢?!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日]吉田裕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6月版;《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王如绘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