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诗人西渡似乎从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各种文学期刊少有他的新作，众多媒体也难觅他的踪影。这多少引起了一些疑惑和猜测。当8卷本“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面世时，惊讶之余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几年西渡把大量精力花在这套书系的编纂上了。
这套书系亮出了“精选现代名家、解读千古名篇”的旗号，所选人的中国古典诗文以及新诗、外国诗作品，皆为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定评的名篇佳构，而那些解读文章更呈现了诗与思相沟通、古典情怀与现代智慧柑融会的绚烂景观。每卷洋洋数十万言，显得厚重深沉。称这套书系是一项浩大的诗学工程，应该并不为过。无疑，其间渗透了西渡披沙拣金所花费的心血，更显示了他的魄力和眼光。
如果说几年前出版的文论集《守望与倾听》，仅是西渡自谦“在毫无训练的情形下撞入批评领域”的尝试之作，那么随着这套精心编选的书系的出版，西渡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和气质逐渐凸显。因为，从编选本身来说，任何选本或多或少地贯穿着编选者的理念或思路，后者借助于成系统的编选活动而得以构建起来。具体而言，这套书系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渡诗学观念构建的努力。
其一，重视“阅读”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与展示。西渡曾经指出，“写诗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放弃自身，去倾听语言的发言，阅读同样意味着放低自己的位置，去倾听词语的声音。与写作不同的是，阅读还涉及与另一个心灵的契合”。这可谓道出了阅读(尤其是诗歌阅读)的特殊性质和难度。这套书系的关键词之一正是“经典阅读”，对此西渡借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话做了诠释——“经典：不是说你读过没有，而是说你读过几遍”，并进一步发挥说：“对经典的阅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内在生活的质量。阅读经典，就是和人类最优秀的灵魂打交道，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阅读，在西渡那里是一种逼近内心的探询，一种与文本的持续的对话和共存。
对阅读的重视是当代诗学的重要趋向之一，它既是一个文本阐释学(关涉文本内部结构)的问题，又是一个文本社会学(超乎文本之外)的问题。因此，阅读不但促动了阅读者文学经验的累积，而且参与了其生存习性的塑造，这不是能够轻易教授和习得的。由于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任何想要探入这一世界的行为不啻是一种“冒险”。显然，不同诗歌文本有不同的进入——即阅读——方式。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文如此，现代的新诗和外国诗更是如此：它们以各自繁复或单纯的样式、处理了变幻多端的经验，需要阅读者付出巨大的心力和想象，才能在领悟中获得愉悦。
这套书系选录的解读文章充分展现了阅读方式的多样性。看看布罗茨基对奥登《1939年9月1日》和弗洛斯特《步入》《家葬》的著名解读，便可领略到阅读的精细与深入，这是出自诗人的阅读，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洞察、申发与回应；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的解读，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对一位哲学家诗人之诗思的发掘和触摸，在呈现哲学家对自身问题展开和解决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时代诗歌的境遇。在《名家读新诗》这一卷中，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样得到了展示，如唐晓渡解读穆旦《春》所表达的对“另一种新的诗歌可能性”的期待，欧阳江河解读张枣《悠悠》所提出的“站在虚构这边”的阅读范式，臧棣解读西渡《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所探讨的“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等等。当然，对于这套书系的读者而言，对这些诗文及其解读文章的阅读本身，便是新的一轮探询与对话的开始。
其二，从新诗与旧诗(古典诗歌)的分野中，探求各自的诗学边界特别是新诗的合法性依据。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诉讼纷纭却又难以辩清的话题，里面包含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预设和论断。比如，有人强调古典诗歌的成就远远高于新诗，有人认为新诗至今没有成型因而也无法成立，等等。在这套书系中，古典诗歌和新诗的卷数的比重是4：1。当然，篇幅并不能说明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套书系选录的解读文章所体现的双重视野：一是新文化(文学)的参与者如何看待古典诗歌和新诗，另一是西渡在编选过程中如何甄别、处理这些解读文章，以及他本人如何看待古典诗歌和新诗。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古典诗歌和新诗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二者在诗思方式、语词结构、时空意识等方面迥然有别。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自不待言，它有一条相对明晰的演化路径和一些相对自足的命题。这套书系在借助名家阐发古典诗歌之魅力的同时，力图勾画其衍变轨迹：“从《
诗经》的《蒹葭》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到南朝民歌《西洲曲》再到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中国诗歌这样一个从发明、扩大再到完善的演变过程”。为什么如此勾画唐以前中国诗歌的脉络?显然，西渡对古典诗歌篇目的择取——即其演化路径中一些节点的认定——是别具意味的。在这里，所选录的解读文章更像是一面面透镜被编排在一起，被用来考量古典诗歌的质地。
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的命题似乎驳杂得多。古典诗歌对新诗造成的“焦虑”及其作为新诗可能的资源，是另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话题。正是古典诗歌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不少现代名家为之倾心，比较典型的如林庚，其在三十年代寻求新诗创作的变革时就显示了浓厚的古典意向，后来成为古典诗歌研究的大家。这种转变不仅关涉古典诗歌阐释学，而且映现了新诗自身的某些问题。值得思考的是，新诗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很多时候新诗的阅读何以成了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新诗的书写者，西渡不是简单地站在新诗的立场为之进行辩护，而是从学理上就“新诗到底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探讨与剖析。他透过废名关于新诗的论述，为新诗和旧诗划开了一条界线：旧诗的核心是形式的修辞化，新诗的特质则是鲜明地追求表现内容的特异性。整卷《名家读新诗》仿佛都是为。了印证这一点。
由此不难看出，这套书系是一次相当有准备的诗学结晶。相信它们不仅有助于推动诗歌阅读的普及，而且将有力地汇入当代诗学的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