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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研究理念与价值追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总是被看作是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的课程问题。特别是目前在急切的“赶超”意识驱动下，我国的课程改革正进行的轰轰烈烈之际，为了避免以往我国教育改革中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而屡屡出现过的“赶时髦”、“一阵风”的弊病，探求课程与政策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有必要倾听一下大洋彼岸有关课程与政策研究的理性的声音。
       “课程与政策”是美国当代课程论专家阿伦·C·奥恩斯坦教授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一书中讨论的一个专题。首先哈罗德·霍奇金森教授的《教育人口学：教师应当了解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趋势中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霍奇金森教授认为，其中种族、宗教、年龄、生育、财富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都将会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实施课程教学的课堂中，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对作为课堂管理者教师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了解种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会对教育、课程和教学产生的宏观影响，而且还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学生的差异性所带人课堂上世界观的不同，以及如何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最大程度上实施“因材施教”。乔伊丝·爱泼斯坦教授在《创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如何更好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服务的问题，提出，尽管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又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促使这种“伙伴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管理者、当地纳税人、教师、学生父母、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詹姆丝·西尔丝教授的《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对教育者的挑战》、珍妮·奥克斯教授的《限制学生学校成功和生活的机会：分轨的影响》和阿伦·奥登教授的《维持综合学校改革所需的成本》的三篇论文则从制定教育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诸如学校课程设计应如何关注来自非传统家庭——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学生的成长问题；教育分轨政策对学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问题，以及从经费支出的成本估算来进行适合实际需要的综合学校改革问题。这些对有关课程和政策之间具体问题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制订课程改革的政策，才会有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
       以往美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是，无论当时在制定改革政策时设想的多么美好，一旦实施起来总是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失误根源在哪里?卡尔·格利克曼教授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改革中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企图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做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最终选取得一种“正确的”观点，抛弃另一观点，这是意识形态绝对化倾向的突出体现。事实上，每一时期的教育发展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综合了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研究者应尽量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教育历史研究中二元式对立的研究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教育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来制订教育政策，这样，才能在未来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