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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血压患病比例3％降至2％，某种统计宣传喜欢说降低了33％，因为长期服药只降低绝对比例的1％，就没有那么多人听从医生消费降血压药了。本文为你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数据与患病比例的故事。
       根据当前定义，大多数老人都患有高血压，因此老人们对高血压这一话题更为感兴趣。根据美国当前的诊疗指南，已有4000多万的美国人患有高血压，而且据推测，55岁以上的人中90％将来都会患上高血压(如果目前还未患上的话)。如同其他疾病一样，还需要不断地对高血压的构成标准进行规范修改，刻度盘上表示高血压标记的刻痕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低了。
       随着高血压界定值的不断降低，更多其他健康人被纳入到高血压患者群中，他们被认为有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并且被推入到用药大军中。这些正在逐渐变老的加拿大移民以及世界上和他们一样正在慢慢老去的其他人共同构成了制药业所期待的市场，全球降压药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破400亿美元。麦科马克和兰格诺例行演讲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认清一些基本的统计花招，而这些花招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把药卖给其他健康人群。
       揭露这个骗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经常有人使用这种统计学的花招夸大药品的效用以推销药品。面向医生和病人的广告常做下述声明，比如，宣称某种药物能使心脏病的得病风险降低33％，却对下述情况只字不提，即事实上为了把得病风险从3％降到2％，你不得不连续5年坚持吃这种药。鲍勃和詹姆士每次在演讲中解释这个问题时，把33％的降低称作相对量，而把从3％降到2％，这1％的降低叫做绝对量。几个研究显示，当把绝对数字展示给人们时，他们大多是不愿意选择吃这种药的。可遗憾的是，大多数药品的媒体广告总爱采用那个夸张的版本，而不采用这个信息丰富的绝对数字。
       和胆固醇诊疗指南相类似，高血压诊疗指南也是由一个充斥着各种公私利益冲突的专门小组编写的。最新版诊疗指南的11个联合作者中有9个人都接受过制药公司支付的代言人酬劳或研究基金，他们为许多制药公司做顾问，或是拥有着那些公司的股份。他们中有人宣称自己和21家公司都有经济关系。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经济关系影响了编者们对诊疗指南的编写，这只是个直觉。此外据弗伯所说，被他称之为“高血压黑暗势力的集团”已误导了整个有关高血压的辩论，他说该集团的核心阶层正在不断地把血压值的控制标准压得越来越低。他认为这样下去诊疗指南迟早将终结，因为它不再是以最权威的科学为依托，而是以信念和信仰为依托了。
       由血压问题而引发的争辩不止这一场。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全球消费者联合发动国际卫生部和800多个业界医生一起给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兰登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信。批判者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血压标准并未建立在当前最有效的证据之上，并且血压标准也设得太低，同时也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过于依赖某个制药公司的研究成果从而导致了它的失职。针对这些抱怨，世界卫生组织为所谓的“高成本，微效用，导致降压药销量大增”的诊疗指南做出担保。尽管人们仍在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对诊疗指南的处理态度，布伦兰登却在回信中讲道，“我们和私有公司的合作应该不存在公私利益冲突”。
       现在回到怀特罗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勃·兰格诺和詹姆士·麦科马克刚刚为群众解释完一种假想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如何把人们的患病风险从3％降到2％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名听众，很可能是个上了年纪的绅士，站起来打断他们的演讲，他会问：“嗯，你们一直在谈论这么小的数字，那么当你有高血压或高胆固醇时，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一定是高于3％的?是吗?”
       “问得好。”鲍勃回答，“事实上，它是任何一个被告知需要借助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们最应该问的重要问题。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你需要通过吃药来降低患病风险，你难道不应该去问一下这个患病风险到底是多少吗?”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下它到底是多少。”詹姆士说道。这种和听众的互动，詹姆士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现在，让我们以一个65岁的普通老人来举例，比如这位绅士。他不吸烟，从未有过心脏病，也没咽疼症状，但是却被告知已患上‘高’血压。让我们姑且假定他的舒张压为90，收缩压为160。若他的医生认为他有高风险，那么你们认为在未来的5年里，这个人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将会是多少呢?”詹姆士向听众发问。
       “如果你认为风险还不到10％，请举起手来。”没人举手。　“那20％－30％之间呢?30％－40％?……”仍然没人举手，一直到詹姆士把数提高到40％－50％时大多数听众才举起手来。
       “那么，你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所谓的‘高’风险是位于40％－50％之间了?”
       人们点点头。
       “好，这很正常——甚至医生们也会这么认为——然而，实际上你们大伙都把他的患病风险高估了大约10倍。大家看，一个不抽烟，有着高血压的65岁老人，5年之内第一次发作心脏病的风险大约只有5％－6％这么多。”
       为了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些，詹姆士采用了一个“同卵双生”的例子来解释人们不断上升的血压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将来患心脏病的风险。
       “你在撒谎吧，真的是这样吗?”有人会这样问。
       “事实确实如此。”詹姆士说。“我们能通过饮食或药物等来把自己的患病风险降低1％－2％。毫无疑问，若你吸烟，或者有糖尿病等等，那么你的患病风险将会更高。但是，你的医生需要根据你的自身情况来告诉你这个患病风险可能是多少。”
       为圆满结束上述演讲，鲍勃继续建议：“因此，一旦你已了解到自己患病的风险值，而且也知道了药物疗法到底能降低多少风险，那么现在你需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愿意每天都吃这个药，支付这笔钱，每个月去趟药店，并且能够承受药物可能带来的一些不适的副作用吗?这些问题是你必须要考虑的。”
       之后，鲍勃与詹姆士的演讲一直进行到深夜，他们拿临床试验数据开着善意的玩笑，并回答着人们询问的问题，比如他们真正的风险可能是什么，以及他们正在吃的药物能把他们的风险降低到何种程度等等。
       深夜时分人们从礼堂中鱼贯而出，一些人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主要”风险因素一高血压——这个一直以来让他们感到害怕的风险因素，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发现，他们长期以来服用的药也并不像他们当初以为的那样，有效。
       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医生在州内的各个小会议厅里进行巡回演讲时，降血压药的营销机构也在采取行动。此营销机构不仅为制药商创造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还为其他的获利者提供了生计。比如，对医师而言，每诊断出一个“高血压”，即意味着又发掘出一个终身病人。事实上，给你做了大量检查，开出大量处方，并且为你做复查的医生们——与治疗条件有着利害攸关的联系。一个忙碌的医生，当他捆扎血压计的橡皮囊袖袋给病人测量血压时，这本身其实是个很理想的临床会诊：它费时少、方便快捷且报酬丰厚。医生们喜欢测血压，病人们期待着测量结果，因此血压测量次数一直在猛增。在拥有着3000万人口的加拿大，仅2001年一年就有1700万多个人去看过医生，测过血压——此数字仅4年就增长了30％。
       在会诊中测过血压的人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下述观点，即血压的测量方法本身也是个很有争议的主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生本人往往是导致他们的病人血压上升的第一因素。人们在权威(医生)面前往往很紧张，这样一来血压就上去了，这种现象在医学界非常普遍，它甚至有个特殊的名字——“白大褂高血压”。近来有些研究者甚至提议，既然医生很少测出准确的血压值。那就别让医生来测血压了，由训练有素的监视观察者或者自动化仪器来测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