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研究商周史，由于功利心驱使，一般非专业书不观。近日捧读扬之水先生《古诗文名物新证》(以下简称《名物》)，大大破除了这种狭隘的井蛙之见。《名物》基本上是谈两汉以下的故事，几乎不涉甲骨、金文、三代文物，作者讨论的一些题目，如妇人首饰之类，也非我兴趣所在，但读罢这两册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著作，除感到别开生面外，还有不少收获。这些收获首先是若干具体名物方面的知识，譬如我未尝问津的两宋香事、茶事、明代饰物之类，又如我略有所闻又不求甚解的两汉书事之类，而启示良多的则是作者在书中流露的治学取向和方法，至于作者徜徉历代之间，悠闲品味、欣赏诗文古物的心情，更是令人称羡。
据我自己的经验，做学问开始时的难处在于找题目，后来的难处在于创体系。扬之水先生《名物》继其《诗经名物新证》而作，汇聚一组组饶有兴味的文章，整部书又自成一家，颇令人佩服。《名物》中的题目，大多关乎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且透露出作者的喜好，如谈香具香料、茶具茶事、妇人首饰、居室书房、孩儿游戏等皆是。可见扬之水先生此部专著除关注士人生活外，也颇具女性独特的眼光，这与台湾女学者熊秉真关注孩童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熊秉真教授所著《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是其孩童史研究三部力作。)《名物》中另一些题目，如《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等篇，则是为纠正前人讹误而作。所有这些题目，似无纲纪，却都合乎着“古诗文名物”这一大准绳，昭示出作者学术研究的理念：捕捉诗文、图画、实物三者间的联系，探寻器物背后的古代社会生活。
《名物》把诗文、图画、实物拿来相互发明，其用心似取法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不过，观堂强调将地上(传世)、地下(出土)材料结合起来考经证史，初衷特别在于阐释三代的文化、制度。特别是夏、商、西周的历史，文献不足征，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很难认识清楚。但自两汉以降，公私记述日富，累至明清，载籍已是汗牛充栋，治文史的学者再无资料匮乏之虞，关起门来作书斋里的学问似亦不难，还需要把双眼紧盯着古墓和博物馆吗?对于这个问题，《名物》的研究实践可谓是较完美的答案——惟有关注物的名实，才能揭发尘封已久的历史细节，才能找到古人沉寂的文字、图画中生命的灵动和色彩。古人吟讽记述物的文字总是抽象的，于他们真实的生活终究是隔了一层，后人的凭空设想难免鲁鱼豕亥之误，只有借助图画与实物方可弄得明白；反观之，传世或出土的古物也大多是孤立的，不把它们置于古人文字与图画描绘的场景中，也难晓其使用的详情。故要观古风、达古意，须自由出入文、图、物三界。
《名物》中综合文、图、物以观古风的佳例俯拾皆是，颇见全书之要旨，这里仅择有趣的一二件与诸君共赏。如《宋人居室的冬与夏》中提到的纳凉之物“竹夫人”，据明人王圻等编《三才图会》“原是细竹篾结作花眼，编就周身透空的一根长圆形的竹笼”。日人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也绘有其图，并介绍说“抱笼，俗谓竹几，夏月昼寝抱之以取凉，因得夫人名”。有了这番认识，再看南宋人王质《竹夫人二首》之一：“夫人承主爱，不在鸳鸯帏。庭枫飘一叶，满眼贮秋悲。”就能体会末句“满眼贮秋悲”语义双关之妙。今人若不知“竹夫人”为何物，怕是无法感受到这首诗咏物抒怀的匠心了。又如《说“勺药之和”》中提到陕西博物馆藏一件长方形并排开有两口的陶器，正面一边写着“齐盐”，一边写着“鲁豉”。何以要如此制作、铭记?扬之水先生找到《
北堂书钞》卷146“豉”条下引的古艳歌“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又检出《
太平御览》卷855“豉”条引谢承《
后汉书》“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壶”，遂证得这是一个自夸装有“好盐豉”的两用的陶壶，我亦因此可想见这件形制特别的器物在当日制作、摆设、使用的情形，连那个在陶器上刻字的汉人眉宇间的得意之色似乎也依稀可见。上面这两个例子，颇能说明很多古诗文、古图、古物之间具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裂的联系，今人若要准确解读这些古诗文、古图、古物，从中窥见古人的生活和心境，就须留意、寻找它们之间可互相阐释的特点。
可是要捕捉古人文字、图画、器物之间的联系，却并非易事。这要求学者具备历史、考古、文物鉴赏等多学科的知识，熟悉各种文献、传世文物、考古材料，且有良好的学术准备，细心耐心，善于甄别，讲求逻辑，否则反而会犯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名物》一书往往随意道出古人文、图、物间若合符节之处，似信手拈来，全不费力，但我相信，其中定隐藏着作者经年累月的查找资料、小心求证的劳作。正是由于作者对历史的细节孜孜以求，《名物》才给读者奉献出笔触细腻、一丝不苟的古人生活画卷。如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便以扎实有力的考证，纠正了学界对沂南画像石墓前室所谓“祭祀图”的误解，还原出它气势恢宏的“上计图”的本来面貌。作者广征《
汉书》《
后汉书》《
诗》《
太平御览》、张家山简、居延新简、河北望都壁画墓、和林格尔壁画墓、安徽濉溪县孜乡常庄汉画像石等传世、出土文献及考古材料，以“细读”的方式，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解说了前室画像中的官署大门上端的建鼓和鼓吏、其下的两位“寺门卒”、两位“门亭长”、大门两侧的子母阙、官署庭前的税驾之马、轺车、輂车、辎车、车马两边用于踩脚的乘石、大门两边对设的栅足书案、书案上卷起来的文书、置于庭中封检起来的书囊和竹箧、伏于庭中的上计吏……，一幅汉代诸县上计吏集于郡国的场景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有如临其境的感觉。扬之水先生对墓中前室画像石中细节的关注和诠释，是她准确解读上计图的关键，如图中散置的长方体乘石、竹箧、方底书囊，最易为观者忽视，但对说明图中故事却不可或缺。此外，她结合墓中中室“出行图”讨论汉代亭传制度，也十分精彩。
从沂南画像石墓这一例中，扬之水先生熟练运用传世、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多种史料的能力已略见一斑。下面再举《名物》中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以进一步说明扬之水先生综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解决名物问题的方法。《幡与牙旗》中提到汉代官员出行时，行列中或有持弩者前驱导引，以壮声势。据此引出居延简“赍弩靳幡”的问题来，简文之义为“持张幡之弩”，但这幡如何施于弩上?着实难解!作者找到四川彭州汉墓画像石、重庆市博物馆藏斧车画像砖、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出行图，这三幅图像中均有行列中持缚幡之弩的人物形象，简文与图像相互印证，问题遂迎刃而解。居延简“赍弩靳幡”本易为人忽视，斧车画像砖、逯家庄出行图中弩上系幡的图像也较含混或简略，若非细心揣摩过这些材料，可能就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我个人感觉，扬之水先生对《名物》一书中诗文、图画、古物等材料的揣摩，也着实秉持一种欣赏、把玩的态度，沉浸其中以舒缓的口吻曲尽其妙，真可谓达到一种陶然忘机的境界。故《名物》叙述风格显然与考古发掘报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客观描述不同，生动活泼、轻松悦人。作者论诗文，仿佛论己之所作；论绘画，仿佛论己之所藏；论器物，仿佛论己之所用，可称得上是对古人生活、创作做一种参与式的研究。读者翻阅《名物》，也如聆听作者娓娓道出自己的亲历，一册在手，在闲适的状态下即可增益见闻，不亦乐乎。
扬之水先生参与式的研究，务求对古人日常生活有一种深人其中的了解，对于治史者而言，是一种认真做法，很值得仿效。而对我更有触动的是：她的《名物》一书所涉猎的问题之广——大至政治制度，小至衣食住行、儿童游戏；跨越的时代之长——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利用的史料之丰富——有古诗文及其他传世文献，有简帛、墓志等出土文献，有历代绘画、壁画，以及传世、考古发现的各代文物，概言之，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在学术研究日益细化的今天，做到此点殊为不易!汉人扬雄所谓的学者恶夫自画的观点，可以说在《名物》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反观自己的读书，多是为寻找材料翻书，与设定课题无关之书便束之高阁而不观，课题之外的问题更是不闻不问，研究空间日渐狭隘，不由得多少有些汗颜。
拉杂说了许多，就算作是学习《名物》的一点体会吧。如果要说一点期望，我建议扬之水先生再写一部或数部结构更为严密的中国古代名物研究专著，可专论一类名物，也可专论一代名物，以帮助读者从名物的角度对古代社会生活形成更完整、更深入的认识。
读书时偶见几处错误，可能是排版中出现的问题，附在文末，供作者参考。第 19页上说卢浮宫藏唐代麻布画上“同样是以艳丽的三朵莲花捧出香炉和两边的一对宝子”，但原图中捧出一对宝子的似是两片莲叶。第21页上说图1-24中的菩萨手持鹊尾香炉，“炉柄上正有一个鼓腹细颈的香宝子”，细审插图，炉柄上的香宝子广口有盖，原文所谓的“鼓腹”是器口处、“细颈”实为盖钮。第58页上图 [3-21)明代版画中的香鸭中①与②说明文字颠倒，即①应为《琵琶记》插图，②应为《李卓吾批评真本西厢记》插图。第153页上说钗梁帽钉通常“也是作成一朵单独的花——或是菊，或是梅，或是其他，如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中的金钗 [图8-20：1、2)”，但[图8-20：2)所示之钗为缠丝花纹，实非此种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