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物的研究，先有宋代开始繁荣的金石学的基础，近世以来，陈直先生等以史籍和器物互证，开一学术新径。就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而言，我们看到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漢代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版)一书，予出土品和传世品以同样的重视，对器物和画像兼收博采，将文物和文献比照研究。作者的意图，如该书序言所说，在于“追求对当时文化的尽可能全面的认识”，其方法，是“广泛地灵活地运用汉代文献、遗物和图像资料”。作者期望这部著作“为专门研究者对汉代文物的认识提供帮助，进而对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提供参考”。这一目的，应当说是实现了。孙机先生又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对“物质文化资料”的分类研究，更为细密精致。此书问世，使得人们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可以更为真切具体。我们多次向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编创人员推荐这部书，以利于反映汉代历史的影视作品能够少一些“硬伤”，能够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可惜这样的学术精品，至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扬之水按照同样学术思路进行的“名物”研究在学界已经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继《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之后，又新出《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一、二两册计60万宇，其中以汉代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内容，有《帷幄故事》《两汉书事》《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幡与牙旗》等多篇。而《说“勺药之和”》一篇中，汉代画像和器物资料也是论说的主要依据。汉代人的居卧、饮食、书写、出行等一系列制度和习惯，都一一由作者说明。也许有关论证与此前研究论著比较，并不是最严密最完善的(如有关书事，有关餐饮的讨论)，但是图文的结合和考论的精巧，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学术效果。除了多提出文物的证据之外，文字的优雅，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据作者在《后序》中所说，“新的名物研究，其基础依然是训诂和考据，不过它却可能、也必须站在历史、文学、考古等学科的结合部来审视文物，当然这里需要的不是捏合，而是打通，即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发现物里物外的故事，进而用‘文物’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构筑起作为‘事件’，的细节，以丰满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局部，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点’。在很久以后的将来，把若干的‘点’连起来，或许就能够呈现一个清晰的精细的历史进程。”(第525页)作者对历史认识“清晰”和“精细”的追求，正是科学实证原则的体现。
“小中见大”，是扬之水研究的特色之一。《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的考察方式，就画面内容认真解析，读出了“脉络大体清晰的完整叙事”(第487页)，将以往《祭祀图》的误读，更正为“上计”和“亭传”主题，确实是新的发现。扬之水指出，“沂南画像石墓的表现手法……能够把既有的程式变作与众不同的叙述语言，且以画像石中少见的刻画细微突出了叙事中的细节的真实，其中的若干细节与文献对照，竟分毫不爽。作品选择了墓主人生涯中时人以为有意义的一二事件和生活场景，构成一部简略的画传，而‘拟绘画式’的写实之笔又使它成为在石头上用形象表述出来的汉故事，那么寻找和认识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便是细读的意义了。”(第487页)这种对文物“细微”之处的“细读”，进而实现对历史“细节”的真确认识，从而理解涉及文化层面其实相当宏大的“历史信息”，显然是值得推崇的研究方式。如通过画面对“上计”制度的说明，虽然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点’”、“小小的局部”介入的，然而却揭示了涉及政治控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相当宏大的问题。以往有关“上计”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以这种视角进行讨论，却可以将人们带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使人们产生全新的历史感觉。
对于汉代画像的理解，若干成见需要重新澄清。近年多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工作，使我们对相关历史迹象的认识得以更新。邢义田先生的研究，多可推进对此类汉代文物遗存的真实意义的理解。比如《汉代画象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一分，2000年3月)一文，就使以往误解为“树木射鸟图”的画像得以正名。扬之水的《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也有同样的学术贡献，应当接受汉史研究同道们的感谢。
《古诗文名物新证》所论述的主题，从秦汉直至明清，时代跨度很大，而研究的切人点，则全在细微之处。作者对于古人香事、茶事、书事、女子妆饰、儿童游戏、居室陈设、出行仪仗，乃至行政制度有关细节的详尽考证，展现了生活史以及社会史的多彩画面，正如作者所说，“琐琐细细，好教我们觑得当日情景”(第329页)。新近出版的《趣味考据》(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了其中的《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印香与印香炉》《说“事儿”》《从<孩儿诗>到百子图》四篇，已经受到读者的欢迎。
中国画中用工整致密的笔法描绘物象的，称作“工笔”。“工笔”是属于工细一类的画法，而有别于“写意”。如果我们用中国画不同的传统技法比喻历史文化研究的不同风格，扬之水的论著可以称作“工笔”的成功。
王筱芸先生在为《古诗文名物新证》所写的《序》中说道：“历史的细节是很有力量的。从学术史的大处着眼，每一次现代考古发现，都是在发现历史细节。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王国维据甲骨文考证的历史细节，对殷周制度研究的惊世开拓，并由此建立的文物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考古发掘带来的历史细节的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都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都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第 7页)在扬之水的研究中，“感兴趣并关注的是古代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日常生活器物，与物相关的生活场景和文化语境——这些在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中，仅仅作为背景、退居边缘的对象——在作者的研究和本书里成为了中心。” (第4～5页)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深入、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的考察和描述，发现了若干历史的隐奥，“在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中，达到宏大历史叙事所不能企及的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第6页)我们同意王筱芸先生的话，也愿意重复这篇序文中对于扬之水的祝愿：“愿作者在其开辟的学术新天地中一路采撷，在历史细节的不断发现和重新诠释中，唤醒和复活更多的古典的记忆，用以温热和滋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家园意识。”当然，我们内心更热切的期望，是有更多的学者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推进科学的史学学术的进步。
有人最近在阐说中国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喊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走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历史科学道路”的口号。然而所批评的倾向，包括“远离现实、淡化理论，以考据代替科学，以对枝叶末节的苛求代替对社会规律的探索”。我们不能同意将“考据”和“科学”对立起来的意见。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体现着真正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评价清人考据，有“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的肯定的意见(《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6页)。也有学者曾经指出，清代考据学者“可以说是富有科学家精神，也运用了科学方法”，他们所坚持的，“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266至269页)二十世纪曾经有一概贬抑“考据”的时期，当时对于考据学，有“厚古薄今、舍本求末、烦琐考证” (《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494页)，“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369页)，“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翦伯赞主编：《
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册第 315页)等批评。其实，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和研究，也许确实比空谈“理论”，空谈“社会规律”更接近“科学”。难以设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细节”的科学认识的基础，怎样进行“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事实上我们看到，“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稍有成就的学者，也大都从考据学的收获中得到过有益的学术营养。即使后来对考据学发表过不无偏激倾向的否定意见和批判言辞的学者，也往往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继承了考据学的学术原则、学术风格和学术方法。尽管他们或许没有察觉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论者在批评“以考据代替科学，以对枝叶末节的苛求代替对社会规律的探索”的同时，对“考据”的否定更进一步，又将这种研究方法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随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将中国史学变成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工具”，“变成西方学术的附庸”等同起来。这种说法，似乎使人再次听到极左时代的政治恫吓，让人感觉到似乎又要被曾经令自由学术窒息的沉闷空气再次包围。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心怀这样的忧虑：如果任由这样的观念影响史学研究，则不仅认真考察历史细节的“工笔”形式被否定，而涉及探求社会历史规律的“写意”的形式，也会因概念化、公式化导致的空疏之风的盛起而远离历史真实，成为由主观随意性主宰的无聊的涂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