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西方，就是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不断体验一种东西方之间相遇和冲突的深刻过程。过去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过程中被扬弃。游学数载，生活固然自在悠闲，此地山川草木美不胜收，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社会，一切经验变得鲜活，历史和现实都俨然有血有肉，精神上的冲击是如此有震撼力量，这种震撼又糅杂了各种复杂的因素，让我时而清醒，间或迷惘，给我的思考带来多元的可能结果。新来的理念和固有的信条在心中做着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思想中血淋淋的拼杀下来，像是武林高手的左右手互搏，无论是左手获胜，还是右手占优，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我造成难以平复的剧烈震荡：如果摧毁了旧有的基础，就将面临精神重建的艰难，心灵便要忍受没有方向的极度自由甚至紊乱；即便顽固的旧我取胜，屹立不倒，然而经历这样的冲击，虽不至于七零八落，也开始摇摇晃晃，蹒跚踉跄，以至于暗地里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的信条，时而竟要骑墙才能说服自己，因为思想混战中“对手”曾攻击我的那些地方，其眼光之准令我这个浑不自知的局中人也不得不深为叹服。于是，既然免不去激烈的心灵争斗，就要担负许多责任，或要在废墟上建家园，或要在固守的阵线中谋求苟延残喘。这种担当，一般讲，是一种心灵的自觉，并且不断强化，反复确认，始终追求。它可能源于“匹夫有责”的良知，更合理的解释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尽管这种鼓励常常沦为孤独者的互怜，可是精英意识同时赋予自己更多的悲壮感，英雄主义的旋律催着自己前进。我自己无法掌控它的方向，而必须跟从。面对文化和思想的冲撞，我汲取着，同时坚守着，汲取是因为要担当，坚守也是要担当。能汲取多少，能不能坚守得住，恐怕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这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文化碰撞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后退，还是—前进，我都难以回答，守着自己的立场便是不错，有时候连自己的立场是什么都已经分不清楚。因为严肃的说，我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薪者。我们这一代，是文化沙漠中成长的一代，我更多是出于一种身份的原因而把中国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爱国是不加思考的习惯，因此自觉地爱我们的文化，即便我是文化的白痴。我所承袭的，是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之后的异形。长期以来，作为隶属于所谓“我们”的一个个体，我是被改造的，接到手里的多数东西也都是被篡改的。这个时代，中国急遽上升，所有沉积的痛苦翻涌上来，所有人在新旧潮流里面的挣扎过程，恰恰构成了我今天思想的回忆沉积。时代的转折，迫使我个人不断转折，宏大的历史之中隐约是小我的痕迹，而这个小我由于精神苍白而显得有些挣扎无力。
然而我也不是一个西方的膜拜者。在我来说，弃绝历史、回避中国文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999年以来，我曾经有意识地弱化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却并不能消灭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大国情结和中国梦，因为它从来不是短短50年的产物，它在经验上至少是160年来的聚合，它继承了汉代以来的2000年道统。即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求得西人治国的精义，理解西人社会的文化，可是我从内到外，都在学习的同时不自觉地排斥着我眼前的世界，所谓的东西碰撞，就在我的脑海里掀动着浪潮。这样一来，学术上的困惑便和个体心灵的困惑再次融合在一起。这种疑虑是一种自觉，寻找支点的自觉。然而也掺杂着对个人历史的感性体验，因此带着一种怀疑的情绪，不停追问的对象，主要还是自己。精神的皈依，在于自我，精神家园，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见仁见智，或许我们都在一个手掌上跳舞，也说不定。然而在东西文化撞击我的心灵间歇的时候，我希望有尘埃落定的时刻到来，我知道自己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也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如朋友所说，扎根后，才可以向上开花。
于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开同一本书，读经自《
论语》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