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10月起，一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的华人学子，组成了一个旨在探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经小组，其活动的第一步即是精读《
论语》。这些大多数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并且日常浸润在西学中的年轻人，为何要在异国他乡发起这样一个活动?他们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有无独特之处?以下刊出几位小组成员的文章，愿能对眼下国内方兴未艾的“读经热”有所启示。
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傍晚，我都会走向老城深处一个温暖的住所。路上偶尔碰到熟识的中国朋友问我去哪儿，我会根据朋友的身份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去见朋友、去念书、去讨论会、去读《
论语》。我并不是有意隐瞒什么，只是对有些人来说，读《
论语》也许有一点点特别甚至古怪，为了解释的便利，只好含混过去。但有些问题对别人能够含混过去，对自己却不能，譬如说为什么要读《
论语》?
说起来，我并不是这件事的倡议者，充其量只是比较积极的响应者。去年秋天，有两个朋友提议，邀一班志同道合者定期聚会，一起诵读《
论语》。我得知这个建议后没有多想，就热烈要求参加。没想到，第一次聚会人还不少，都是在这个德国的大学城里求学的中国学生。然后活动的组织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问题：你为什么想读《
论语》?理由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却让我发愣了，我只记得别人都引经据典谈得很好，只有我不过是出于礼貌胡诌了两句。实际上，在参加聚会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做这件事的理由，似乎仅仅是凭着莫名的内心冲动就来了。至于这冲动究竟是什么，直到近几个月来我一再反问自己，才慢慢有了些思路。简单地说，在我的意识深处，这并不是一次心血来潮，而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出国接着念书，如此而已。念了十几年大学了，虽然专业有所更换，但一直都是文科。对于中国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始终有强烈的兴趣，可是所谓兴趣，不过就是常常找些书来看，不管看懂看不懂，囫囵吞枣，聊慰己心而已。《
论语》也算是这些书中的一本，算是通读过，但要问起精要心得，大概只能胡说一通；至于对别的古籍以及各代经典，一概只是蜻蜓点水罢了。换句话说，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可以用“懵懂”或者“一知半解”来形容。这种懵懂的知识状态一直保持着，从中国大学到德国大学，我就这样容忍着自己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这种无知状态。
容忍归容忍，我心底却一直有一股遗憾，一股失忆的遗憾。我们常常自认为是现代人，生活在新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可是我们的行为和心理其实牵扯着这个文化古老的过去。我们以为我们属于全球化时代，传统注定离我们很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们不了解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们不起作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够离开传统的影响，没有人能真正从零开始。当然，没有对历史和传统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活下去，但这就像是一个失忆的人只能迷茫地生活。对于长期作为失忆者的我来说，阅读《
论语》就意味着开始摆脱失忆。
时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成热点，甚至有人开始呼吁小学生也要开始重读经文。此言一出，反对者、赞同者全都慷慨激昂，党同伐异。我们的诵读行为似乎又为这一热点提供了例证。但是，我不希望这种热潮渐渐变质，成为一股狂热，那种目的性过强的寻找和批判会使人陷入泥沼，看不清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实在丰厚绵长，在没有真正深入全面了解传统之前，我们实际上不过都是些摸象的盲人。
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是在我们诵读《
论语》的聚会上常常触及的一个话题。其实，“传”在“承”之前，如果传统并没有清晰、有效、完整地“传”到我们身上，“承”也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从头开始认真揣摩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如果那些精微细致、立意深邃的古代文本连被我们了解的机会也没有，那些关于要不要传承、如何传承的讨论也就根本失去了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进行一切讨论、评论之前，都必须先解决“传”的问题。
《
论语》读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开始还有很多雄心壮志，譬如每个字都查来历，每个音都务求念准，但事实上以我们有限的小学功夫，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能紧跟着前人注疏诵读一遍，通其大意，存疑处且存疑，要紧处多强调多讨论，对我们这种水准的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实际上，我并不奢望自己能通过诵读《
论语》成为大学问家，我宁愿抱定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暂且置于一边，大略地了解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接近他们的生活状态，构想他们的相互关系，体察他们的兴趣、苦恼和关怀，思考他们的文化理想和现实落差。接下来是思考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些过去而又并未远去的文字中，究竟有哪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些是在一直变化的，哪些是恒常不变的?当初先哲们设计这些文化制度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它们究竟为什么有那么绵长的生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五四”思想传播了八十多年的今天，在中国日渐崛起的今天，这些问题是我们被迫要面对的。不了解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更无法了解未来。
在文章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位史学家在六十五年前写下的一段话：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段话出自钱穆《国史大纲》的“前言”，虽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却有一种抗战时期的凝重气息扑面而来。此书写于1940年，作者当时正在西南避难。这段话我记不清自己念过多少遍，每一次念它，都会让我体验到振聋发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