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在产权改革上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作为一家高度透明的企业，联想并没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给这样一家企业树碑立传，如果没有高度的归纳和哲学的思考能力，其著作恐怕没有多少价值。
       迟宇宙先生撰写的联想史“以史带论”，跳出了传统企业史的局限，向读者展示出了联想集团风光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宿命。
       联想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其他国有企业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联想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联想管理团队都能另辟蹊径，找出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联想的标本价值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联想的个性价值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转型期国家的国有企业，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逐渐发展壮大。
       从贩卖电子小商品起家，联想公司从无到有。但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联想的小食堂似乎总是若隐若现。从小食堂筷子上的苍蝇，到小食堂人事更迭，联想公司的小食堂似乎见证了联想的历史。如果有一天电影导演拍摄联想的纪录片，那么，联想公司的小食堂应该成为主要的场景。
       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当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分家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分家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联想集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集体的博弈，获得了职工拥有 35％的分红权。正是这个革命性的利益分配机制，造就了联想公司的今天。
       直到今天，人们对“管理层收购”仍然抱有戒心，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层收购仍然小心谨慎，甚至通过制定部门规章来规范和限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人们应该庆幸，正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为有了中国科学院开明的领导人，有了财政部的最后首肯，有了打破惯例的激励机制，才有了联想企业的突飞猛进。
       即使成长为现代高科技跨国企业，联想公司的持股会在我国仍然没有法律依据。这是那些海外归来的管理专家和国内的政府官员备感头疼的事情。当每一次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总会提起当年联想公司首创的管理层分红权。这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对一个企业来说，这次率先吃螃蟹的举动，换来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样一种缺乏秩序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出现各种变形。
       联想公司的做法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冒险。倘若35％的分红权换来的是企业的分崩离析，或者是企业管理人员的坐享其成，那么不会有联想的今天。但是谁又敢说，其他的国有企业在获得 35％分红权之后，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会溜之大吉呢。
       正因为如此，联想集团改革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联想集团的“向上要权”和35％的利益分配，固然引起了某种联动效应，但是，联想公司的存在恰恰说明一点，那就是任何不顾及到企业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希望通过制定统一的规则来解决所有国有企业问题的想法都是愚蠢的。
       到现在，联想的产权改革几经反复，特别是与 IBM公司实现战略重组之后，联想的跨国性质凸现出来。但是，从国有产权的一统江山，到联想职工持有35％的分红权，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任何试图研究联想产权历史的人士，都不能忽视联想企业的这一改革起点。我们不能说，联想集团的这一改革造就了柳传志等人，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一改革，让柳传志等人真正成为了企业的主人翁。
       还有什么承诺，比成为企业的主人翁更具有吸引力的呢?在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企业家习惯于利用各种政治语言掩盖自己的利益动机，但是，既然是现代市场经济，如果家、国都没有区分开来，我们还奢谈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呢?
       联想的每一次转折似乎都伴随着产权改革，联想的每一次产权改革都会引起人事上的大地震。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一个企业里，还有什么比利益分配调整更能够牵动人们的心弦，还有什么回报比丰厚的红利更激动人心的呢?
       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中国的企业家们总算明白了现代企业的真谛。但是，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进行产权改革，不停地切分蛋糕，那么，这个企业毫无前途可言。联想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既学会了切分蛋糕，但同时也学会了做大蛋糕。这才是联想的魅力所在。
       从研究机构到企业，再从企业到研究机构
       在联想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院的倪光南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联想公司的成功转型，技术专家倪光南曾经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正是他的技术储备和技术更新，挽救了迷茫中的联想公司。然而这个科学巨人在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太痴迷于技术，而忘记了“政治”，从而成为了联想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人物。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
       在一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急功近利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常态。人们无法要求一个企业家忘记眼前的利益而投身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也不能要求一个企业将自己的全部资本和未来的希望抵押给一个充满着风险的技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不愿意在不可预期的领域浪费时间和金钱。
       然而，历史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中国奉行的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造成技术储备上的缺失。
       作为技术专家，联想公司的倪光南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打拼天下，但是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谁又能理解一个技术天才呢?当今的中国，毕竟不是一个诺贝尔沉醉于发明的时代，倪光南先生必须在时代的洪流裹挟下，被动地前行。他自以为找到了施展自己远大抱负的理想平台，可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迫使他必须离开。在联想的剧变中，他必须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技术权威地位而战斗。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一个科学巨人，在一个他不擅长的领域孤独战斗。我们除了给予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历史不容假设。可是假如倪光南先生真正拥有了独立的决策权，而且把握住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脉络，那么，今天的联想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猜测。当今中国企业70％的知识产权来自于其他国家，换句话说，缺乏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致命伤。即使在联想合并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之后，尴尬的内部布局，仍然可以让人们看出科学技术在中国企业的现实定位。
       在赶超型的国家，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只有在流通环节才能实现财富的加倍增值。而流通环节恰恰不需要长期而艰难的技术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新型国有企业无一例外的选择贸易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
       可是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我们如何弥补技术上的欠帐呢?或者换句话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背后，我们还能走“资金换技术，技术打开市场，市场换取资金，资金换取技术”的老路吗?
       历史的残酷性就在于，当联想集团与IBM公司进行战略重组之后，联想集团除了希望得到IBM公司在全球的销售网络之外，从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获得 IBM公司的核心技术，但恰恰在这一方面，IBM公司并没有赤诚相见。除了短短几年的商标许可使用之外，IBM公司并没有敞开自己的胸怀，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能够理解IBM公司的做法，但谁又能够理解中国企业现实渴望呢?
       对比一下世界知名企业的技术投人，反过来再考察一下中国企业的技术储备，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中国广阔的市场被外国的高科技产品覆盖之后，中国的企业仍然会扮演买办的角色，而技术买办和品牌代理商并没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联想集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联想集团走过倪光南时代之后，联想集团的柳传志等人千方百计地接近计算机的核心技术。这种煞费苦心的全球布局战略，当然有利于联想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在知识产权制度安排日臻完善的今天，如果没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任何资本重组上的安排，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发展技术上的需要，都无法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制定更加宏伟的战略。
       或许，等到中国的企业都能拥有自己高水平的研究机构，或者企业本身就是研究所的时候，中国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企业。这一点，在IBM、微软、可口可乐等其他许许多多的公司发展史上都得到了印证。当今的跨国企业，不是单纯依靠商业销售网络取胜，在密如蛛网的世界销售网络中，有一个核心的内容，那就是独一无二的知识产权。就靠着这种独门绝技，即使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破坏了销售的网络，企业仍然能够起死回生。
       企业民主与强人政治
       在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比中国对民主的误解如此严重。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民主其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从选举的角度来看，这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代民主不同于原始民主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现代民主通过共同契约，将成员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并且努力保证管理者不会逾越共同制定的底线。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虽然有政治斗争，但不会有你死我活。即使那些在政治战场上失败的人，仍然拥有生存的空间。这种妥协的政治艺术虽然不能被称作共和，但是造就了共和这样的现代体制。
       企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资本统治。资本的多寡决定了资本家地位的高低。但是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公民具有了共和的意识，所以很容易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中，遵从资本表决制的同时，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带有共和性质的决策体制。这种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保证资本的所有者具有充分的发言权，但也同时保证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具有一定的参与决策的资格。
       现代企业如果是建立在缺乏民主传统、没有共和意识的国家，那么就好像将禾苗播种在贫瘠的沙漠中。在这样的企业里，无论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强人政治。所以，西方国家企业管理者的每一次突然变动，都会给我们一个突兀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脑海深处，不论企业呈现出怎样的治理结构，最终的决策者总是那些呼风唤雨的明星企业家。而在有着浓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企业家固然风光无限，但是，如果企业家的决策引起了众怒，那么沉睡已久的企业的民主制衡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企业家就会立即失去权力。
       在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股本的绝对优势不但无法培养企业内部的民主意识，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反而会助长某些管理者的专制作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政治，决定了中国企业时刻徘徊在悬崖边缘。如果头顶光环的企业家具有民主意识，或者决策英明，那么企业将会一帆风顺；可是如果企业家独断专行，决策失误，那么企业就会危在旦夕。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却无法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的历史土壤。这是令人感到可悲可叹的事情。在有些企业，通过频繁的人事变动，解决了企业内部的矛盾问题。也有一些企业通过改造现代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平行的“事业部”体制，解决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的决策效率低下问题。但是，这种“扁平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固然能够防止某些领导人的独断专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甚至影响到了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有些上市公司，就是利用事业部之间的平行交易，虚增了大量的财务收入，而这样一来，除了美化公司的财务报表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中缺乏民主的问题。
       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单独斥责某一家企业是不厚道的。可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强人政治所带来的企业发展致命伤呢?
       股权的多元化固然有助于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固然有助于解决公司内部的民主化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公司的民主化不等于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公司的民主化最终目的在于兼顾投资者与企业员工的利益，正确处理企业各方面的关系，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而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公众的政治权利需求，保证一个国家始终处在一个和谐状态。公司的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而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反过来又促进公司发展的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力发展现代公司，恰恰是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铺平道路。当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司不断崛起的时候，国家与社会民主的发展就成为大势所趋。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当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具有现代民主管理意识的公司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出现，到那时，我们仍然会看到企业家明星，但是这些企业家的一言一行都已经受到了国家法律与企业章程的约束，企业家再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万能上帝。
       到那时，现代公司才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公众公司。企业家也才真正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
       企业“走出去”战略需要制度支撑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企业，联想公司从来没有固步自封。从香港的窗口企业到本世纪与IBM公司的战略结盟，联想公司的管理者拥有远大的目光。
       但是，联想香港公司的跌宕起伏，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中国的法律制度设计，有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就拿合同法来说，早期的合同法只是规范国内法人之间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到了后来，为了对外开放，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这种内外有别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许许多多法律上的麻烦。从资本的流动，到企业内部的结构设计，从产品的销售渠道，到外汇的结算，所有这些都困扰着中国的窗口企业。
       现在，我们终于在内外资企业并轨中走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巨大差别仍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往往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长虹公司巨额的海外欠款，到中国的铁矿石行业在海外的整体失利，都充分说明，在企业跨出国门的同时，我们并没有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进行认真的系统规划，而只是寄希望于企业通过单打独斗开辟新的天地。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态度。
       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海外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需要我们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体系。当国外有些企业依靠政府外交手腕，阻止中国专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家仍然将精力集中在产品价格的锱铢必较上面，缺乏政府公关能力。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联想集团出类拔萃。在国内，联想公司不但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政府公关能力，能够让联想集团在国内呼风唤雨，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联想集团仿佛一下子成为了害羞的小孩儿，缺乏对各国政府的公关能力。坦率地说，在与IBM公司的战略合作上，联想集团充分了解中国国情，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政府达成了默契，可是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联想集团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在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时代，如果没有提升自己的政府公关能力，没有在进人他国市场之前，进行必要的政府公关，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则，那么，企业永远只是地区性的企业，而不会成为跨国性的国际大企业。
       不管怎样，联想集团毕竟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对联想集团国际化的布局作出整体评判还为时尚早，只有等到联想集团真正能够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并且保持世界各地的分支结构和销售网络正常运转之后，有关联想国际化的评论才有实际意义。
       一个企业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联想局》让我们看到了一家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在作者夹叙夹议的描写中，我们何尝没有窥见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呢?历史的细节或许过于琐碎，但是，如果没有在一点一滴之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嗅出一个企业所散发出来的时代气息，没有看到企业兴盛背后的危机，没有看到企业转折偶然性中所蕴含的必然性，没有透过人事更迭和个人命运的起伏看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那么，任何对单个企业发展战略的诠释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迟宇宙先生在联想的兴盛中看到了危机，并且用春秋笔法描写了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写作方式。倘若我们一味地对企业歌功颂德，对企业负责人顶礼膜拜，那么，固然可以迎合某些人的需要，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却没有多大的益处，相反地，如果这样的作品多了，那么中国企业就会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民族的复兴也会因为缺乏反思而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