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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预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政治空前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阻郁不祥的氛围。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 (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伸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诡波谲、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萁豆之争”；1937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作辞日：“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民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积怨未消，彼此没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中，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6页)
       林彪坦率告诫道，如果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
       此时，苏军正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长战线上与德军苦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转机远来出现，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五十天，美国和苏联都处于最困苦的时期，它们几乎同时感到，中国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国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损害。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120页)
       10月13日，林彪以毛泽东特使身份在周恩来陪同下晤见蒋介石，特别转告毛泽东的话，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中央与之呼应，表示接受提议。1944年2月8日，毛泽东致电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预言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不会改变，“必然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观察今年国际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树实录》，第135页)
       
       历史的演变、实力的消长、形势的发展始终规约着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着双方对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标。
       1944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与盟军诺曼底登陆、苏联战场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局形成严酷对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观态度看待中国，致使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韵呼声大幅提高，并且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诸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诸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函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贺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该社论最后说，“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8月24日，胡适之托人“代为发出”一信，“劝告毛泽东君”，自称“此是闲人偶尔好事”，文曰：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巳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这份通知认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该通知最后告诫说，“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17页)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美国军用专机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谈代表团往重庆。赫尔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行前，赫尔利发表了公开声明：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牟之先等：《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601页)
       与苏联一样，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这项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程序。首先，击败美国在太平洋的死敌日本，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其次，支持并鼓励国民党政权为战胜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其次，战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国。这一政策就必然意味着：一、蒋介石应尽可能地联合共产党并实行必须的民主改革；二、国共之间、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应尽量避免发生内战；三、最重要的是，战后中国应尽量减少苏联的影响，防止中国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加的自由国家集团，而不是建立一个由苏联指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东方的根本目标。
       除了击败宿敌日本之外，苏联与美国的所有目标都截然相反。无论美苏之间的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甚至无意识的共同目标：削弱中国。历史远远没有成熟到使美苏两个白种人国家真正同情、理解、支持和善待中国的程度。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1944年10月12日、11月8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美国从此陷入将被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的国共调解的泥潭。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的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风采、器识、胸襟和气象。中国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规格见证了这次重要谈判。
       新闻是现代社会的纹理，谨照录若干时闻，以供今人一窥当年谈判的一些侧面：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柳亚子曾撰词次韵和之，自云“不能尽如原意也。”
       客人离去前，邻居卢子才之子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书：“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书：“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书：“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柳亚子识：“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为作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枚，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亚子年谱》)
       据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迎毛泽东同志。在会场上，毛泽东同志致词，大意说：“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此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旬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周志答复。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山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九曲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部长首先致词，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说起，说是全国各界，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关心，而且特别殷切地注视毛先生的来到重庆。毛先生到渝巳四十天，同蒋主席谈话多次。
       张部长还特别补充一句说，“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后我们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三十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我们过去努力革命，推翻、满清，就为的实行民主政治。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团结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统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预者，他们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爱妻，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
       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同样极具谈判能力的周恩来与张治中就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军队整编、解放区间题等国内外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国内外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和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日报》)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二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结果遂在43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中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协议，而为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明。”
       成都《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会谈，当属圆满，容有未尽之处，可由其他党派补充意见，政治会议扩大商讨，则国事庶几期于至善也。”
       重庆《新蜀报》虽称“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同时指出“国共两党的主义不同，这是事实，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也是事实，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实，但是两党救国的志愿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国是相同的，不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日报》欢呼道：“举世所关心，所祷告，所焦虑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在肯定这次谈判的“积极作用”后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无忧郁地写道：“抗战虽已胜利，笫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是否将在中国遭遇危机，原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和若干关切中国问题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问题。”
       《大公报》也流露出一丝不安，“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坌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望了，所以此刻读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和平民主，团结统二，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重庆谈判两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为现实、冷静、坚定地固持着不可通融的立场，迅速将所有纪要、协定、承诺置诸脑后，并且立即做好走向战争的准备。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比所有国内外舆论更为冷静和低调。他对蒋介石丝毫不存幻想，对和平也丝毫不存幻想：“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历史的苦涩与荒诞，人性的微危与阴冷，总与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观、道貌岸然的举止、夺席谈经的儒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给后世留下的记录，更加令人寒气倒抽，不胜唏嘘：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官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官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官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蒋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记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会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亦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期明晨再谈而别。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记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这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战刚刚结束，世界还是一片废墟，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公开宜称：“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制度。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会有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25天后，丘吉尔应杜鲁门总统之邀在富尔敦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条线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我必须称它们是苏联势力范围，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苏联影响，而且许多情况下受到莫斯科愈来愈严厉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日丹诺夫受斯大林委托向世界宣称，世界上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最终将走向战争。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出兵中国东北三个星期(最多三个月)之内把东北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大林盱衡新的苏美关系及其在亚洲对抗的前景，最后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以防止在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上与苏联对立而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这种远非由中国人所能预见因应的外来“偶然”因素，以及中国人无法研判、更无力改变的苏美。两国的“历史使命”和“天定命运”，如同一场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庆谈判在内的所有现代中国重大事件发生变形、逆转和翻覆。
       揆诸史实，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深巨的积怨和现实的争斗，但绝非只有内战一途，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无论存有多么难以逾越的个人恩怨和历史鸿沟，也不至于毫无通融之处。毕竟，作为同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嘱托、个人的历史论定，极而言之，天地之间，请夜中幡然彻惜之时，他们在彼此顾念之间，总不至于除了仇恨和算计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已经落幕了60个年头。毛泽东因为这场谈判第一次坐了飞机，从高处领略到中华河山的壮美，又以其独具的风采第一次亮相于世界瞩目的历史舞台，一首《沁园春·雪》倾倒无数文人骚客，让缺乏文才的蒋介石相形见绌。(笔者1995年采访吴祖光先生。他详细回顾在《新民报》发表《沁园春·雪》情形，谓是夏衍、王昆仑等中共人士特别递交三份词稿，纂合而成)为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党、军队赢得了难以估价的转机和优势。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许将长久地作为重庆谈判和内战的输家任史家述评，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发起的(有史家认为重庆谈判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党政学系大员吴鼎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和平将军”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但如此重要的决定，非最终由蒋介石本人决定，否则只是建议和参。考)这场谈判并不如一般俗者所谓的“鸿门宴”，作为东道主，蒋介石证明自己尊重宾客，讲究礼节，不违规范，信守然诺。
       如果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日本军方鹰振人物没有在彻底崩溃前突然发动“一号作战”，如果美英没有因为短视和私利而与斯大林签署几乎使中国抗战成果化为乌有的《雅尔塔协定》，如果自知铸成大错的罗斯福晚死两年，如果丘吉尔战后继续执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发表“冷战”演说，如果苏联信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时从中国东北撤军，如果由史迪威、谢伟思、马歇尔等人主导的对华政策等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发生，那么，重庆谈判也许会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响载入史册。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
       国事可问，天下苍生有幸；国是可商，为政者有幸。
       1929年，梁启超写道：“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痛苦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无论机能还是觉悟，中国都又累积了近八十个年头。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我们毕竟又来到一个历史的临界处：共同的命运和使命超越了一切分歧、恩怨、鸿沟；作为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中国再次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中国。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慎终追远，当下即是，民族复兴，天下为公……这些暌违已久的哲慧又开始成为公共话语和国民意识，中国终于可望不仅自强不息、而且自作主宰地问商天下兴亡，对于中国和世界，这都是多年未闻的好消息。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谆谆告诫世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重“力行”、“实践”的蒋介石、毛泽东终身都厌恶“空盲”(尽管他们也说过不少让时代称道甚至叫绝的“空言”)，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历史无情，无论言行，都会记录在案；历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文摘引当年原始文字，其诣在斯，岂有它哉。
       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舞台，中国越来越像这个大舞台的一个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员就是观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庆谈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败、既完整又残缺的历史舞台戏，如此独特而意味深长的戏剧，是不会遽尔落幕的。无论剧本由何人编撰，演员由何人指定，道具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执导，它都将融汇进更大更新的历史悲喜剧，甚至出现新的续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