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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博览群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张弘先生的大作《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一文，对我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说我“懵懵然昏昏然”，“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之臭”，“迹近旧时党棍”。在近期围攻我的文章中，这是很有攻击力的一篇，我有必要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
       事情的源头是2叩3年12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演：《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该馆上网时给我加了一个标题：《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全文大约有一万五千余字。在讲演中，我总共提出了七八个假设。比如，“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但接着又假设：“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在讲演中，我谴责了不容忽视的腐败现象，谈到了鲁迅生前对职业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的关注。此外，我还谈到了当前的青少年犯罪、文艺世俗化等社会弊端。但是，山西酷评家韩石山有意向读者隐瞒我讲演的真相，采取了极不光彩的断章取义手法，仅仅从中挑出他可以“借以说事”的一段文字，指责我“说大话”，“说空话”，“昧良心”，“无常识”，“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张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同样不介绍我的讲演全貌，而只是根据韩石山抄录的那段话，说我是在“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这种用“摘句”误导读者的批评方式，能让人口服心服吗?不读我的全文，局外人就可以根据韩石山的“摘句”来判断是非吗?
       张先生首先要求我“申明并证明，自己所谈即为学术研究”。我可以坦然地回答：我讲演的初衷的确是在进行一种学术研究的探索——即对鲁迅的文化遗产进行“当代阐释”。我在讲演开头就已声明：“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地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我今天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试问：文学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社会学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即使单纯对政治进程进行系统研究的政治学是不是学术研究?运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交叉的方法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是不是学术研究?我承认，我可能研究得不好，在尝试中可能出现失误，没有像张先生期望的那样，“作出精深的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独到的结论”。只要是出于善意的批评，我一律表示衷心的欢迎。我也热切期盼着像韩先生、张先生这样的“觉悟者”向读者指明“鲁迅的文化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真正症结”。我在讲演中也已声明：“我的看法反映的仅仅是我心目中的鲁迅，也折射出我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些思索，只能作为当今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供大家参考。”为什么那些标榜宽容大度、多元并存的学者就不能允许我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呢?为什么连我的演讲全文都不读就可以否定我在学术上的努力呢?张先生讽刺我的讲演是在“重复政协会议上的形势报告或小组发言”。然而在我看来，凡是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而不是“假大空”的报告，必然会有深厚的学术内涵；而政协小组会上不少专家学者的发言，也都体现了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跟那种随声附和的一般性表态有着本质区别，不能一概予以贬抑。
       张先生认为我的主要错误，是在“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的真理”，而“学术上的真与伪”不同于“政治上的对与错”。我说不清什么叫“政治”，只好去查阅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书《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辞海》的解释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居于统治地位。”由此可见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也差不多，一开头就指出政治是“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基于各自根本利益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活动”。这就更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的确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用各自的方针、政策推行着性质不同的政治。所以，在我看来，既不能用一时一地“政治上的对与错”来替代“学术上的真与伪”，更不能对学术上的失误扣政治上的大帽子；但又不能倚天挥剑，将“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砍成互不相关的三截。如果在政治上的确正确，为什么会在学术上违反真理而又在个人是非上应该处于被审判的位置呢?我跟张先生一样，坚决反对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来图解现行政策。如果我的讲演联系现实有牵强之处，那是我的现有水平所限，并不符合我的初衷。至于政策，跟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来，政策具有阶段性和时效性，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曾一度实行合作化的政策，而目前实行的则是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联产承包制。但是，只要实行的政策正确，用符合文艺规律或学术规范的方式对它进行宣传，也并没有什么可以鄙薄之处，尽管这类作品表达的不是永恒主题，并不具有永久性。以我了解的鲁迅，他就从不追求“为人类的艺术”，反而认为“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是“作家的棺材钉”。他毫不在意批评家是否将他的杂文视为文学创作，毫不向往死后升天，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
       关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的政治性，我讲演一开始也作了阐述：
       “鲁迅生活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有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时代。长夜如磐，饿殍遍地，中国民众不仅受到剥削和压迫，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而且受到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精神虐杀。因此，鲁迅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排除了宏观的、远大的、深刻的政治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深刻内涵。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一度高喊过‘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口号，抹杀了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特质。这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政治从来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反腐败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从属论’和‘工具论’而在政治跟‘政治实用主义’或‘极左路线’之间划上等号，完全排除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或强或淡的政治性。”所以，研究鲁迅作品——特别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当代阐释，牵涉到政治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张先生的文章还批评我“此时此刻，观点早已定型，也不再有精力和心思去探讨新问题”。我把这种批评当成一种激励和鞭策。至于他推而广之，“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当代学界某些名流们的共同悲哀”，则未免有些武断。即以我当下的心态来说，倒是很想老而好学，多花精力用心思去探讨一些新问题的。比如“当代阐释”这个概念，就是我新近刚学来的。据我的肤浅理解，对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经典的研究，一定要把握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更自觉更积极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只有这样，像鲁迅著作这样的经典文化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阅读与阐释、接受与深化的互动中得到价值增值，从而使读者感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更何况鲁迅经典本身的确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为我们进行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当然，我也预见到，置身于当前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必将会发生观点碰撞，也即是张先生所谓以韩石山为代表的“觉悟者”跟以我为代表的“未觉悟者”的交锋，但是事情演化成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势态，却是我跟不少读者都始料不及的。
       张先生指出像我跟韩石山之间的笔墨是非，“学界报端在在皆是，大可从长商讨，甚或一笑置之”。我觉得这一批评十分中肯。如果我应该“自我反省”，那首先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一点。但他批评我“大大冤枉了韩文”，我至今仍然无法接受。韩石山无论说我“无常识”也好，“昧良心”也好，“真没救了”也好，都还仅限于对我个人的攻讦。然而，他2004年4月6日在《西安晚报》发表的一篇确实是太过份，太离谱了。在他对我的文章和人格全盘否定之后，又说听了我的假设，“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这难道不是变相扣政治帽子吗?如果有人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张先生，张先生会无动于衷吗?张先生认为韩石山调侃我则有之，“调侃‘三个代表’则是绝对没有的”。张先生凭什么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呢?我反对这种做法，按组织程序反映我的意见，就是“重演‘拉大旗作虎皮’之故伎，并有迹近旧时党棍之嫌”吗?韩石山在《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一文中说，他已向我的上级部门状告我，要领导对我“加强教育和管束”。他又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不实之文，公然诬蔑我有“诈行”，要求领导部门对我进行查处，“给广大国民一个公正说法及处理意见”。张先生为什么不替我仗义执言，谴责他借助行政之力，对跟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呢?
       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偶然翻到一本《韩石山学术讲演录》，其中有一篇《二流大学怎样出一流人才》，谈到“二流大学”毕业的他如何被人称之为“纵横文坛一恶棍”——“当作家坏名声大到这个程度，等于是犯了大案子全国通缉了，能说不是一流人才吗?”但讲词中也有不少我颇以为然的话，比如他批评“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社会问题的意识太差了”，并明确指出“社会问题也是学问”，“研究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可以使你对社会有更深的认识，能增强你的社会责任心。”那么，张先生怀疑我的讲演是不是学术的问题，韩先生已经基本上替我回答了。他这篇跟文学全不搭界的讲演词就明白无误地收进了他的“学术讲演录”。韩先生新近又有一篇题为《国事多艰窘，男儿有担当》的讲演，所谈的完全是他的政治见解和他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这篇讲演就刊登在他主编的文学刊物《山西文学》 2004年第12期。重刊于天津《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时，标题干脆定为《在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的讲演》。众所周知，《文学自由谈》是以专谈文学范畴之内的问题为旗帜的。可见断然区别政治、学术、文学之间的界限是相当麻烦的事情，恐怕只有像张先生这种毫不“懵懵然昏昏然”的“觉悟者”，才能把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分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