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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日子读到刘擎写的《通向奥斯维辛之路》(《外滩画报》2005年2月1日)。刘擎在文中把阿多诺和阿伦特并列为反法西斯的哲人，不仅引述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且还写道：(阿伦特的“平庸之罪”概念)“暗合阿多诺所说的‘不自觉的无动于衷’——这种‘软弱的审美生活’。而诗与诗人以超然旁观的态度面对野蛮的在场，这标志现代审美生活的虚妄与我们文明的失败”。刘擎的这段文字让我想起涉及阿伦特与阿多诺两人的关系，也是围绕诗和诗人纠纷的往事。
       1963年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友人杰哈特·肖莱姆(Cerhard Scholem)对这本书十分不满，写信给阿伦特，指责阿伦特对非常时期的犹太人评议会的批评。他在信中说，阿伦特的观点属于左翼知识分子论。阿伦特在回信中否定这种将自己归类于“左翼”说法。诚然，阿伦特始终保持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在世与身后遭到来自右和左两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最赞赏她的一点。但是肖莱姆左翼说所“依据”的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子：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特·斯特恩(Ga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后来的丈夫布吕恰(Heinrieh Blttcher)原来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也可以归入“左翼知识分子”行列；战后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也对阿伦特及其学说相当敬重。
       流亡美国后，尽管阿伦特也交结了不少的文化界、知识界的朋友，但是与几乎全部是犹太人流亡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没有什么来往。最近重新细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an　in Dark Times)、《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往来书信》(Hannan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ehsel 1926～1969)，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因。
       本雅明是阿伦特前夫斯特恩的表哥，他们在巴黎流亡时期，在一起从法国逃往葡萄牙的路上多有交往。据阿伦特回忆，1938年起，本雅明关于“巴黎：游乐地”系列最初的稿子曾经受到阿多诺批判，被迫违心地按照阿多诺的意见修改，不久研究所又停止对本雅明生活的资助，所以本雅明对阿多诺这个老朋友的情谊开始产生怀疑。阿伦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二把手”阿多诺人品明显表示出很鄙视态度。在1966年7月4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说起阿多诺在1934年无奈离开德国流亡异国之前，对希特勒政权一直取主动迎合、献媚的态度，其父亲是犹太人，却用母亲的“阿多诺”的姓来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但是纳粹并不因为他的顺应就“原谅”他的一半犹太血统而不迫害他。信中，阿伦特提到这样一件关于阿多诺丑闻的轶事：
       1963年元旦《迪斯科》(Diskus，Frankfurter Studenzeitung，法兰克福学生联合会报)上刊出了一个学生希罗特(C．C．Sehlauter)给阿多诺的一封公开信。希罗特在信中直截了当地问道：“1934年6月号纳粹的“全国青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上所刊登的那篇音乐评论是你写的吗?”当时该杂志曾经刊登多篇阿多诺为男声合唱新著写的评论文章，在6月号那篇评论文章中，阿多诺特别称赞门采尔(Herbert Mtintzel)为希拉克(Baldur yon Schiraeh)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Die Fahne der Verfolgten)所谱的曲，而希拉克的那本《被压迫者的旗帜》诗集是“呈献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阿多诺在评论中说：“门采尔选中了希拉克诗集《被压迫者的旗帜》，不仅是表现了自觉地遵循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也是追求新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的革新，也许就是戈培尔提倡的‘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典范”。读过希拉克这诗集的人们都知道，诗集里还有呼吁人们一起来迫害犹太人的诗，所以，希罗特问道：“你说奥斯维辛之后的德国再说起诗是残酷的，而在奥斯维辛之前把这样粗野的‘诗’称做好诗，这两者如何自圆其说?”并追问：“在今天你还有什么资格作为青年的启蒙者来谴责纳粹的反犹运动和灭绝人性的屠杀?”“你认为顺应纳粹体制的所有的人都有罪责(比如，你对海德格尔就是这样评价的)，但是，你怎么不提起你自己当年写的这篇评论文章?”
       《迪斯科》同时也刊出了阿多诺的回信。阿多诺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并且说为自己当年写这种文章感到无比惭愧，为自己用戈培尔的那个用词感到痛心。可是，下面长长一段，全部是为自己辩解的文字，他说：读者读了自己的文章都应该明白，“在1934年那时代自己写这样文章是一种愚蠢的战术，是想为新形式的音乐呐喊喊”，“是出于好心的追随”。“人们都知道1933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杂志并不是纳粹组织的机关刊物。而自己1934年以后不再做这种事情了”。“那本(希拉克)诗集自己并没有读过，至少自己没有读过它的记忆”。自己会出现在这样“堕落音乐”的被告席上、名誉受到玷污的重大过失，“是当时错误地判断形势，相信纳粹政权长不了，认为必须尽自己所能挽救可以挽回的东西。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这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所有的言行一整个哲学观念之下的言行，来公正地判断这被作为罪恶证据的文章是否是我的人生重大的失误”。“注意到我人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人，总会把我与海德格尔进行比较，而他的哲学的核心的最深的部分是法西斯的”。阿多诺还发问：“你，希罗特，难道就因为我犯了一个愚蠢的过失，就要我一生保持沉默——接受这样的惩罚?”
       阿多诺采取避重就轻的战术，回避自己主动迎合纳粹的姿态，结尾还抬出一个比自己罪责更重的人物——海德格尔来做铺垫，逃避人们对自己过失和责任的追究。这种回应当然使阿伦特对阿多诺的人格更加鄙视。阿伦特的晚年对海德格尔哲学追求形而上学而忘却“实践”(praxis)、忽视轻视公共领域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重要性进行批判的时候(见《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也强调了海德格尔哲学错误所在：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把政治与艺术混同起来、把国家作为造型艺术作品，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是真理的表现，民族国家是这种艺术品的最高创造者。阿伦特强调人类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的关键是出自个人各自意志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却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中忽视的。战前阿多诺之所以会有这样“硬伤”就是把政治与艺术混同起来，对艺术本身也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