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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说，宗教(包括基督教)是对外在力量虚幻、颠倒的反映。这种看法不是新发明，其始作俑者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伏尔泰说：“神的观念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最粗野的人心中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那种感觉和自然逻辑而来的。”(《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4页)稍早于伏尔泰的梅叶更绝对，他认为，宗教“起初是由狡猾而巧妙的权术捏造出来的，然后是由骗子手、无赖加以复述，后来是由人民中间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盲目地加以相信，最后是由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用权力加以支持……以期用这种手段钳制群众，强迫群众受自己的支配。”(《遗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页)
       他们二人面对中世纪以来的天主教会有感而发，确实有大量的经验事实作为根据。教皇非法聚敛钱财疯狂且不择手段，他可以把红衣主教的职位出卖或授与自己的私生子，而红衣主教往往因纵欲无度而早亡。更有甚者，因血缘关系，十几岁的少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并不鲜见(以上情况，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两书)。但是，仅仅根据这些经验事实就能彻底否定基督教，进而否定一切宗教吗?回答是：这种做法和看法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
       基督教已存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如果加上《旧约》中反映的犹太教的内容，其历史有三千多年。并且，它从中东一隅之地向全世界扩张以至遍布全世界，其信徒之众为各宗教之最。由此看来，仅用虚幻、颠倒的反映，无法说清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作为经验事实还有另一面。
       牛顿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走向，同时极为强烈的影响了这两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爱因斯坦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科学走向和社会生活。与此相类似者还大有人在。我们应注意的是事实背后的东西：他们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牛顿，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动力是基督教性的(可见迈克尔·怀特的《牛顿传》和《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两书)。这一事实把我们惯常的看法推向了困难境地：要么，他们的智商有问题，否则，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虚幻、颠倒反映出来的东西呢?要么，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虔诚地相信错误的东西呢?实际上，不是他们在智商和道德品质两方面有问题，而是我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出了问题，犯了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文化译丛”中有两部著作直接讲到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一是《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二是《基督教与西方思想》。顺着这一思路看问题，我们可以概而言之地讲出六条理由，借以说明不能小看基督教；仅从“虚幻、颠倒的反映”层面着眼，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第一，现在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都能感受到的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成果，直接起源于基督教，如此认为者的典型一是怀特海，二是默顿，他们都以历史考据的事实为根据，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意编造，这可见于《科学与近代世界》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两书。“基督教文化译丛”中《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的第九章，则专门、系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说自然科学起源于基督教或许夸张，但说西方的自然科学起源于基督教，肯定符合实际。
       第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两大思想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细心考量便可发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圣经》的开篇是创世纪，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其精华和思想方式与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既相联系，又极为类似。所不同者，亚当·斯密把创造世界的上帝之手置换为市场之手。
       第三，翻开任何一部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文化史，我们都会了解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基督教是其主要的文化母胎，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更显突出，基督教的宗教题材和宗教虔诚，是这些学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第四，没有对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发掘和整理，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一古代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留存后世，主要的赞助者和保护者是基督教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基督教会，西方的这一文化遗产或许会失传。
       第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还有无以计数的其他人都盛赞“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可见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说其为“发现”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霸道逻辑)。基督教在这一发现中的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地理大发现者两种思想动机同样强烈：一是找到通往“遍地是黄金”的中国和印度的道路，二是传播基督教，把世界各地的非基督教徒变为上帝忠实的仆人。这一过程积聚了基督教罄竹难书的罪恶，罪恶更突显了基督教对地理大发现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事实(见译丛中《基督教会史》一书的第320～321页)。
       第六，从阴暗潮湿的北欧原始森林中走出了“金发碧眼的野兽”(尼采语)，他们把灿烂辉煌的古罗马文明变为草盛狼嚎的废墟，欧洲文明由此倒退为靠兽性较劲的野蛮，正是基督教花费几百年的时间驯化欧洲人的兽性和野蛮，使其变为文明，从此以后，基督教的文明之线把欧洲串连起来，使它有了相对统一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背景。
       个案枚举不能说明一切，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简单化、片面性地看待和说明基督教，极为有害于对基督教正确全面地理解。
       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简单化、片面性地理解基督教，其思维方式上的原因是什么呢?以笔者之见，不外如下三点。其一，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有限的生活经验框衡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问题，得出上述结论是必然，但看待宗教问题不能仅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由三部分——真、善、美组成，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也有三种——知、情、意。用求真(知)的思维方式看待情(美学)和意(宗教和伦理学)的问题，这是思维方式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会把人类有关某一特定对象的认识引向简单化、片面性的结论。
       其二，上述结论把基督教会及其部分神职人员某一时代或某一生活层面上的堕落、腐败扩大为整个基督教及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如伏尔泰和梅叶的做法，显然是以偏概全，这就把错位的思维方式又推向现实生活层面。实际情况是，神职人员中有丑恶、伪善、贪婪、好色、奢靡和极端利己之徒，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以奉献、慈悲、克己、诚实为人生约规的人。这说明，某一类神职人员的言行不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不同时代、地域和类型的神职人员行为的总体，才真正表现出基督教的全貌。
       其三，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衡量，像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对外在对象虚幻和颠倒。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未必是伦理或审美性的错误，只要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这种结论自然会得到证明。基督教是人的生活经验总结及其升华，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同时，还是人的智慧结晶。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是不需要多费口舌加以说明的客观事实；作为精神文化资源的基督教，《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和《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两书已作了说明；作为智慧结晶的基督教，《圣经》中的“箴言”篇可作例证，实际上，“十诫”中的后五诫，是最浅显易懂且最经世致用的生活智慧，这种智慧对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作用都同样重要。
       还是来点实在的吧。我们正行进在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中，与前几轮全球化的高潮不同，我们不再持拒斥、惧怕的态度因而被动挨打和屈辱，而是全球化的直接参与者。人家在全球化我们，我们也在全球化人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打交道的对象大部分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打交道的目的是自保自利，然后才能谈到发展，而做到这一点的必备前提是对打交道对象的了解和理解。人不呼吸空气就会死亡，同样，人没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说明，要了解和理解打交道的对象，就必须了解和理解其文化背景，应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要了解和理解我们打交道的主要对象的文化背景——基督教，仅仅固守“虚幻、颠倒的反映”的一孔之见，是绝对不行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是我向朋友们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基督教文化译丛”的理由。这套译丛由扎实厚重的十一部著作组成：《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约瑟夫著作精选》《旧约概论》《犹西比乌早期教会史》(待出)《基督教与西方思想》(1～2卷”，即将出版)《圣经的历史》(待出)《新约概论》(待出)。据说除此之外，还有后续著作。专业性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阅读顺序和重点，只想一般性了解基督教的读者，可先读《基督教概论》，再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和《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然后再读其他著作。这并非是剥夺读者的选择权，只是提出一个省时省力又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