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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发展是两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主要标志，这一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使得人类文明从此以城市状况为基础，排列出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流程。城市令人兴奋和向往，因为它以其复杂和密集提供诸多可能性，仿佛是希望的载体；同时又无疑令人无奈和沮丧，因为其繁杂和矛盾难以把握，也是产生罪恶的渊薮。而以变动中的中国城市为意象对象来进行摄影表现的这次展览，是一次胶片的透视，尽管其中不乏装置和数码的痕迹。这种透视所折射出的影像性质和空间权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
       “城市·重视”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给观众提供了什么？从文化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说，应该说是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突进的城市化运动提供一个可以评说的影像参照系。
       一、视觉的生产性
       自从西方人发现焦点透视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视觉法则以来，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热情和想象始终和视觉解放捆绑在一起，以此不断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宗教的神圣，还是宣传的神圣，抑或是自我的神圣，人们视觉中的影像不仅仅是看到的，也是被操作和操纵的。影像不过是现实的演绎或寓言，当代史上的所有灾难都还没有超越好莱坞的脚本。
       作为一种记录，不能说影像是主观的，然而任何记录又都是记录者选择的结果，所以又不能说影像是客观的。影像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相互妥协。组成影像的要素不仅仅是瞬间释放的时间印记，还有现场截取和储存的信息，浓缩和混沌融为一体。借助数码技术的组合支持，影像的虚拟性创作更具有超出想象的魔力和不可翻译的幻觉，这既可以成为人们的意识载体，也可以被随意编织成为个性借口。
       在传播过程中，影像不可避免产生意义，而意义的生产是一个创造性的阐释过程。布莱松说过：“一张照片对我来说是在瞬间确认两个事情，一个是事物的意义，一个是为表达这个事情在视觉上的形式组织。”的确，再自足的影像也不能给人们的观看提供无辜的借口。影像的生疏远近或清晰模糊，或是在挑战观众的判断力和想象力，或是在向观众暗示作者的预测。比如，在这次的双年展作品中，王庆松的《大摆战场》和《跟我学》采用组合的拼贴在重复中放大信息，突出社会信息权力结构中的组织化要素是数量规模和重复节奏，以至于市场经济的加速度所带来的信息轰炸成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缪晓春的《庆》则把格式化的建筑和原子化的人叠加在一起来强化人的物化，显然在这种突出物体象征的画面中，人的主体性成为可有可无的流体状态，犹如现代城市运营流水线上的排列组合。在郑浓的《大众迷宫》中，人造环境的符号标签成为支配人们闲暇自由的令牌，后现代的虚幻就是人们在相互模仿的程序中把所有的时空经验都自我虚拟一遍；邢丹文的《都市演绎》是一个涌动的欲望空间，空间几何力学在重新分解和释放人的激情，欲望的压力和欲望的孤独成为都市交响的二重奏；罗永进的《杭州新民居》中，新巴洛克式的建筑矗立在东方的乡间土地上，与其说是文不对题，不如说是反讽出一种与西方进行装饰性接轨的文化错位；在黎朗的《彝人的照片》中，个人自我认同的定位透过镜框内外的信息对比形成双重自反，一个是共时态意义的主观镜头在泄露少数民族青年的物质想象，而同时又是一个历时态意义的客观镜头的“陌生化”效果在提示这种希望的历史格式；张新民、贾玉川、曾忆城的镜头所纪录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都以本能的表情表达着主观和客观的距离，更标志出一种阵痛期中的未完成的欲望……
       每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的视觉无意识，这一无意识常常成为群体感知的焦点。从创造的角度来说，意义是生成性的。摄影家通过选材、立意和手段的差异，用记录性手段创造出新信息。但信息的组合改变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入信息的象征维度。正是透过这些作品对原创信息的复制和放大，信息的内涵所产生的冲击力诱导着观众与现实环境的象征关系，即由“是”出发，思考“应当是”的理由、推理和结论。影像总是试图证实想象中和推理中的现实秩序，证实在传播空间中流动的利益和信念。只有影像符号跃过简单的记录而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才可以对社会转型的重心从话语感受向具象感受的转变保持信心和信赖。不然，人们的匠心独运可能还只是对外表而非对根源的依附，或者借助拼贴而省略深度，着眼于形象的复述而忽略形象的本原。
       影像的情感记录毕竟是一种人们对真实的信仰或信念的表达方式。这次双年展上的“城市·重视”，不仅仅使人们看到摄影观念的扩展，更是想要从影像空间的表现来证明中国城市的影像存在，从人的角度或者以戏仿的姿态(如莫毅的“狗眼”系列)来说明城市，把人们对城市的情感态度予以揭示，加以传播，形成新的文化身份。记录行为既有别于风光摄影的浪漫，也不是视觉快感的诱惑，而是基于一种诚实和沉静，一种从镜头的技术共性中迸发出来的创作个性。无庸置疑，这种被组合的个性化的影像信息是一种比现实本身密度更大的知识增量和社会文本。
       二、空间的社会性
       空间的社会属性是什么？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是这样认为的：“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使用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按照他的观点，市场经济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越来越显现出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凭借对同质化、分离化、等级化的同步倾向来独特地生产和再生产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例如土地使用与土地租赁的形式、人造环境的各种形式、工业与交通路线的选址、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化生态学、定居点的功能等级制度、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嵌合体、新发明的传播、认知或“心理”地图的再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地方乃至全球地理景观的形成和变化等。而这诸多“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整合过程亦属于生产方式的内容。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城市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形式方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并呈现出交织着政治功利和经济势力、人文观念和效率原则、利益分配和社会区隔等各种因素的多重透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从城市格局的空间布局中凸现出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爆发的城市化运动，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合谋下，挟行政指令之威和市场暴力之势，形成现代化的城市新景观，其中不乏千城一面的单调格式，财大气粗的象征暴力，诱惑欲望的消费幻影，拆迁历史的急功近利等等。人们或许会问，城市化运动的人文成本和社会成本将如何支付?
       这次双年展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如何在人文纪录中保持社会记忆。换句话说，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和生态聚焦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焦虑能不能够用影像表现出来？事实上，社会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事关社会记忆作为社会权力的注脚或者社会无意识的要素等社会存在的表象。决定一个社会文化态度的参考系是这个社会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模式又是以它的记忆方式为基础的。记忆内容不单是时空范围内的能指，也通过“可见形式”暗示出那些外延性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记忆的性质。
       记忆的时空指向性聚焦在哪里？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场所(locale)概念很值得我们在这里参考。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所谓场所，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place)，而是活动的场景(setting)。”(〔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显然，这个场所中，是要聚焦社会生活中独一无二的事物，借用空间来提供互动的景观，这种场景的语境性可以被认作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既是主体身份的表象，也是主体行动的参照系，人们透过物理空间的构成来考察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场所这个常识性概念被变成一套指令，它们通过为社会意义赋予空间和时间而复制了社会秩序。一个空间的物理组合和社会组织不仅仅构成社会群体的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自画像，揭示出社会利益结构的空间坐标。
       
       如果说我们在缪晓春、邢丹文和罗永进等人所纪录的欲望空间中，看到这种渗透着消费主义气息的空间差不多成为现代市民生活空间中的结点，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空间形象；那么张新民那张“当代贫民窟”的照片就令人震惊地昭示出一个被压缩到极限的都市生活中的边缘空间。物理空间的比例分割如此压缩，人的基本生存空间的定位把空间变成一种符号化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空间分配权力所标定的社会关系。这暗示着，在现代都市化浪潮中，表面上物理空间的无限扩展也有可能是以在社会内部压缩空间为成本。透过这个在内部显得祥和自由的居住空间，人们不是正感受到资本的约束吗？(据作者调查，这类以民工为对象的出租屋以床位计价，每天每个床位的租金是人民币两元)透过城市空间的不同组合，人们看到的是城市化运动所伴随的社会分化，而这种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正在形成和转变的社会规则和空间规则，成为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秩序的注脚。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城市资源有限为说辞，要求建立现代大都市的人口准入制度，这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空间的社会分配已经被纳入按照布迪厄所说的各种性质的资本含量的拥有来进行分配。显然，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究竟是在产生社会融合还是在产生社会区隔，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目标的规范性问题，也可以被视为在社会内部为争取享有物质生活权利而进行的竞争性斗争。
       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事物的加速，人们总是在不断推出时效性越来越强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历史加速度情结。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但是，问题在于，在时间对空间的挤压中，工具理性与市民社会的残缺，使得物理空间的社会性质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约束性和强制性，人对空间的欲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如果说城市现代化还在追求社会控制和社会差异的空间组织，复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会质疑这种空间关系的社会性质，以争取扩大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能力。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运动，也是城市本身的自我化妆。重新进行城市规划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分离和聚合一个充满结点的区域化的社会等级体系。按照当下的发展逻辑，城市化就是城市运营的试验，就是按照社会权力的支配关系重新进行资源占有。行政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合谋，上有“国家意志”的尚方宝剑，下有“发展主义”的宏大话语，一路所向披靡。在公司运作模式的旗号下，城市的原始资产成为行政部门和开发商们联手的本钱，由此制订的游戏规则和社会秩序使得购买社会平衡的赎买成本不断上扬，社会流动的渠道不断堵塞，构成以制造结构冲突和加速社会分化为背景的城市运营的社会文本。这无法回避地提出一个“空间实践”的社会性质问题。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列斐伏尔曾经从物质体验、空间感知和心理想象三个方面提出空间概念的系统格式。延续这一思路，美国学者哈维更强调空间实践实际过程中的间隔性、占用性、支配性和体制性。(〔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7～278页)间隔性显然是服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易的效率法则，在制造社会空间区隔的过程中力图减少社会摩擦系数，把交易成本强加给社会物质再生产和精神再生产的结构体系。占用性则是根据社会系统和组织机构的意志和权限来组织空间配置，包括土地使用和所有社会人群的空间拥有方式。支配性则是在物质空间的社会分配中，更有力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占用空间的方式具有更大的控制和干预。体制性则是如何将在空间的物质改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技术概念转化为一种权力机制。
       如果哈维的概念合乎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技术开发区的政治功能和高尚小区的象征意义，各种利益集团在空间交易中的利润核算，以及公共空间的挪用性质，而所有的规划改造之后的利益显然也是根据参与者的权力和地位来计算和分配的，包括各种设计、施工和装修的等级，凸现出来的技术观念和材料品质的价位所暗示的消费权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现存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空间实践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哈维还说过：“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霸权，都取决于控制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物质化以及赋予金钱、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对于维持政治权力来说就不止是有一点点意义。”(同上，第283页)从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效果来看，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一定先于文化关系，相反，它们却是文化关系的实践领域。正因为这样，社会关系的理解往往要借助于文化实践的展开，比如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空间实践”，即空间形式的变动总是与社会力量的组合现状分不开。
       正如美国学者苏贾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7页)从考察社会行为者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内涵来看，空间性本身还应该是一个媒介，一个在产生意义的媒介。意义的空间就是传播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生产性的，以摆脱对真实的惟一性拥有或权力的裁决。传播空间的基础是象征生产结构当中的意义和表现的合同，涉及到对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的把握。“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社会现象的各种状况，都汇集在社会环境内。从这个观点看，社会环境这个定义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才可以避免个人主观的臆断。”(〔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从这一原理出发，透过传播内容来进行对大众传媒的内外生产环境的考察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点。
       当我们在透过“城市·重视”这样的媒介观察的方式来认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时，看到的是一个被媒介化的社会围绕着影像传播的形式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评估。这种同时具有观赏性、批评性和研究性的文化活动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通过生产社会存在的想象关系来产生社会想象意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