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辉煌的王朝，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是远逾明清，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最高峰，历史学家把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称为空前绝后，难以逾越，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造成宋朝这种高度发达局面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宋朝皇室的注重文治的政策。
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长期军阀混战、天下不宁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制度上，实行“将从中御”，将兵权、财权集中于中央，防范将领拥兵自重；政策上，则是重文轻武，文臣的地位高于同级武将，以“儒臣知州事”，并且以文臣为统帅，统兵作战，从此杜绝了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割据局面。为此，赵宋王朝一直实行优遇文人的政策，给文人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宋太祖甚至立下了“与土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又通过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宋朝的中下层土子也有了入仕从政的广阔前景。北宋的一些名臣，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范仲淹等等，都出身寒素或下层官吏家庭，他们中间，后来在朝中主政和拜相的就好几个。这种完善科举制的政策确立了全面的文官治国的新型政治格局。两宋三百年间，始终未再出现中国过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权臣篡政、军阀割据、诸侯鼎立、天下纷乱的局面。这种后期封建社会政权内部的稳定统一，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宋奠定的文官政治。赵匡胤以一个职业军人，一个纯粹的武夫，能够如此注重文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稀罕的事，应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幸运。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文人的优遇，造成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自豪和自信的心态，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豪情。看宋人的文章议论，不难感受到这种意气风发的豪情与襟怀。王夫之的《
宋论》中指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文臣无欧刀之辟。”顾炎武也认为，宋朝不杀大臣及言士官是其“过于前人”之处，为“汉唐之世”之所不及。当然，不杀士大夫不等于就没有冤狱。“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正常现象。因此，宋朝还是有不少正直士大夫在奸佞之徒的诬陷下获罪谪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而滕子京的谪守巴陵也是一例。所幸的是毕竟有宋太祖“一个不杀”的政策在上，它毕竟使得士大夫无生命之虞。至于谪贬，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来说，看来或许不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不杀士大夫”多少表明了对文人的基本人格的尊重，而对道德人格的尊重则激发了宋朝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宋一代，官僚士大夫之重人格和气节，堪与东汉党锢之祸时的清流相比。宋朝士大夫中刚正忠直之士多了，对社稷黎民的责任感也更强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成了他们的共识。宋朝的士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汉的党人、清流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最重人格气节的知识分子。另外，宋朝的士大夫整体素质相当高，是一个既饱读经史诗书、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和民本思想熏陶，又经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型文官集团，因此他们能比较有效的管理国家机器，把对民众的剥削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权的危机。宋朝基本没有权争引起的内乱，也没有发生过历朝所不免的周期性的全国规模的大的农民起义，正是宋朝文官政治比较清明的体现，也是文官集团的整体素质的体现。
当然，宋朝的文官政治，也有它的弊端和代价。主要的问题是，冗官冗员多，政府开支靡费大，积弱积弊丛生，军纪涣散，兵不能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有势而无政”、“有形式推迁而无制度建立”(钱穆)，并认为宋朝的积弱根本原因在这里。于是，宋朝的有经世之志士大夫只好在这弊政和积弱中困难地改革、摸索前进，以图实现其报国理想。在这些士大夫所组成的文官集团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他们能够有效的管理行政，发展经济，推行文治，甚至能够带兵打仗。曾经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就是典型的一例。滕子京也是这样的人。据《
宋史》称他“宗谅(滕子京名)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蚶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他的一生事业既不显赫，也不平庸。他“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任中曾上书请宋仁宗“罢诏狱”，并且“请太后还政”。后被诬贬官，“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造反时，他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其时“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由此可见，滕子京也是一个文可放言直谏、武能御寇靖边的优秀官员。无怪乎他与范仲淹能够成为知己和至交。自其仕宦经历上看，他只是宋朝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中极为普通的一员，如果要说他有什么典型意义，那也就在于这个“普通”。然而借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位普通的士大夫得以名垂千古。
读《岳阳楼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范仲淹对这位朋友的政绩的高度评价：“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在这篇传颂千古的名文中，范仲淹在描写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胜状”之后，又抒发了自己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忧，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乐，最后，在“求古仁人之心”中得出了结论：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微斯人，吾谁与归!”对于范仲淹来说，“斯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共同的书生意气，共同的报国志向的朋友还是有的，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就是一个。作为立志兼济天下的儒生和士大夫，作为尽心尽力匡扶社稷、报效朝廷的文官集团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努力和业绩中是交织着经世的豪情和意气，又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和悲哀的。今日读《岳阳楼记》，颇让人觉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这种责任感和悲剧感、乐观与失望、意气风发与忧患消沉的混合。他们的理想与抱负，他们的经历与挫折，他们的业绩与贡献，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史料的收集、通过驰骋的想象，努力去追踪、还原历史的画面。《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尝试。书中通过一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刻画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尽力去反映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的生活真实。看得出来，作者为此倾注了情感和心血，力图通过自己的叙述，让人们去具体、生动地了解和感受历史。我想，如果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那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思考自己民族的过去，了解我们这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