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作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托马斯·曼型，巨大的创作力量，属于德国根源及德国经验，至高无上，犹如文学世界的君主。托马斯·曼之后，则只剩下了另外一种：这些作家都无一例外地直奔一个主题而去一第三帝国及其盾遗症。 世易时移，如今托马斯·曼的作品，读的人大约已经不多了。前些日子，偶过旧书店，居然拣得一套上下两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董衡巽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出版于1982年，书页虽已泛黄，却依然触手如新，无声地见证着这二十多年来，经典作家与经典阅读的彻底失蒋。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读完《魔山》之后，兴奋得四处寻找托马斯，曼其余作品的情景——这其中就有他早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与晚年的《浮士德博士》。
中学时代的热情已经冷却了近十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由德国费舍尔出版社推出的托马斯·曼全集以及书信集，却仍未能完整地进入中文读者的视界。如今，重读托马斯·曼的愿望，依然要靠冷摊书缘来实现，幸耶不幸?
二
阅读《魔山》，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危险的疾病，同样可以成为人生重大经验，成为折射人性辉煌与晦暗的一面棱镜。疾病之于小说，恰恰类似于苏珊·桑格塔在《疾病的隐喻》中所着力揭示的主题——是疾病的观念，而非疾病的日常经验；是病人在医学体制中的地位，而非病人的本质。但无论是展示经验还是传递观念，在我有限的小说阅读经验中，都寥若星辰——自然，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高尚的例外。
必须承认，托马斯·曼的这部力作对于疾病的态度，类似于燕卜荪的《晦涩的七种类型》对于文学的态度。我初读时即有“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托马斯·曼无意仿效福柯去讨伐临床医学，或者如弗洛伊德那样，用知识的火药轰毁潜意识的冰山。《魔山》诱使托马斯·曼倾尽全力，将病理学、历史与神学的思辨熔为一炉，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把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令人担忧的孩子”，教育成“敢于生活，直面现实的务实市民”，不要“颓废厌世，沉溺于对死亡的同情与向往之中”。我想，这正是最挑剔的评论家，也称颂《魔山》是“本世纪(二十世纪)最符合人类尊严的小说”的缘由。
汉斯·卡斯托尔普刚上山时，便热中于研究生命的起源，探讨生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有评论家认为，这些都是“同情死亡”的表征。显然，托马斯·曼在以自己的经历，重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成长过程，使得小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传体色彩。他把其中的理性成分，当作人道研究的一个部分，并赋予它一种教科书的意义。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个“不摆架子”的年轻人，知书达礼，但他受到诱惑，最后被伯格霍夫的环境所同化。他得了感冒，发高烧，肺部感染，他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些冒失轻率和苦恼烦惑的事”。于是，意大利人鲁多维可·塞特姆布里尼与他交谈，让他觉得这个父祖都是古典人文学者的人的自由论，刺激而又煽动。心机深沉，难以捉摸的内夫塔也在他面前泄露心事。而行为怪异的庇波康，也视汉斯为挚友。
在经历了许多怀疑，得到了许多指点与人道主义方面的教育后，上帝与魔鬼都在努力教育启发这个年轻人，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让魔鬼梅菲斯特与浮士德博士打赌一样。这种教育过程最隐秘的作用，在于使汉斯不跪拜在任何一种理论的脚下。他极力了解一切，又不受其约束。他开始把生命看作一种“永不停息的分解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里，汉斯与托马斯·曼一起，寻找到了道德与生活、精神与现实的平衡和谐调。这种和谐之美，印证了福斯特的话：“美感是小说家无心以求却必须涉及的东西。”
托马斯·曼的传记作者克劳斯·施略特，把《魔山》看成了一杯由叔本华对两性关系的仇视、尼采的心理分析以及诺瓦利斯的自然哲学思辨搅拌而成的鸡尾酒。那么，酒杯中液体的五彩斑斓，也正是德国作家深厚思想内涵和知识底蕴的体现。作为小说而言，它受到歌德《浮士德》的影响也是至为明显的。识者指出，《魔山》的书名，使人想到《浮士德》第一部《瓦尔普尔济世节》中的山云魔影，以及将《浮士德》中“可爱的土兵”的称呼给了汉斯死去的侄子。
但从更深层次看，托马斯·曼接纳了歌德的观点，即艺术家应超越与自然单纯抒情的关系，而更清楚地认识自然的表现形式。艺术理应属于更多的人文主义学科之一。在书中，汉斯的俄罗斯女友克拉莫迪雅·舒曼称，汉斯是“小市民，人道主义者和诗人”，并认为“如同你们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您伟大地代表了他们”。这也反映了托马斯·曼对“德国国粹”和它的市民性的基本看法：折中，即“生活本身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
而在那些重复出现的细节中，发展升级的各种关系的，是瓦格纳的“引导动机”。托马斯·曼的叙述方式就是瓦格纳式音乐式的，仿佛《
老残游记》第二回中诉之于泰山、傲来峰、扇子崖、南天门形象的王小玉那回环曲折、节节升起的歌喉一般，托马斯·曼在晚年曾说：“根据事物的本性以精神升华的方式去创作，是最大的乐趣。”在《魔山》中，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理想。
三
从《魔山》溯流而上到《布登勃洛克一家》，两部作品在盲说品质、气度与格局上的悬隔，至为明显。不过，如果注意到托马斯·曼创作此书时不过26岁，也许能对这份悬隔持理解之同情，更何况是“倒读”。
与《魔山》的主旨晦涩、意义朦胧相比，《布登勃洛克一家》则有一种出乎意外的明晰。小说副题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小说的意图：一个家族的没落。很显然，这里蕴涵了作者对往昔繁华不胜嗟叹的凭吊。用托马斯·曼自己话说，就是那“熟稔的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他意识的背景上。《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一个家族的秘史。
其实，在这之前，托马斯·曼的某些中短篇小说已经构成了这部大作的序曲：《矮个儿弗里德曼先生》、《巴亚楚》以及《托毕阿斯·明德尼柯》里，小城吕贝克以及市民就已经在作为托马斯·曼的叙述对象了。用传记作者克劳斯·施略特的话说：“创造性回顾与一种风格的形成是手挽手同步形成的。”托马斯·曼已经力图通过现实与历史事件，赋予虚构作品以恒久与真的魅力。 虽然其时托马斯·曼未及而立，但他在创作上着力追求的，却是德国式的“宏伟”。他在1901年写道：“也就是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撰写《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我隐秘的、灼人的野心逐步地瞄准了宏伟。”在托马斯·曼的写字台上，放着托尔斯泰的画像，旁边就摆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手稿，那画像是他个人野心的目标。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伟大的作家在其一生中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灵对流传下来的东西加以丰富充实并进行塑造。我相信，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与我渺小的拙笔一样具有严格意义的自传体性质。” 有趣的是，托马斯·曼是在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才读到托尔斯泰的。市民阶级种种受人尊敬的传统与“唯美主义的享受者”生活态度之间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艺术家的社会存在的系列问题所以会引起他的关注，则是布尔热的影响的结果。遵照布尔热的“家庭理论”，托马斯·曼已经开始把市民阶级、“勇敢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及形态的基础来认识了。 托马斯·曼对他的出身，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也怀有无尽的感激之情。他的家庭名望，他父亲地位给予他的做派，父母的情趣素养和对他的熏陶，使得托马斯·曼具有比同时代的作家更优越的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那种决定人格与精神——艺术家气质的发展因素：北欧—罗马型混血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写道：“他(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父亲生前曾经把商人的极端讲求实际的思想，对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和热诚的偏于形式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很好”。
的确如此，如果谈起环境和社会土壤，对托马斯·曼终生之作产生了根本影响的正是他的出身——那个富有正统和勤奋以及虔诚、坚定的耶稣教信仰传统的高等市民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另一位著名学者的出身相类似，并且也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那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同样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家庭的背景与发展体现出许多特殊的品格。韦伯后来在他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篇什里，着重对这些品格进行了探讨。而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充分予以挖掘的，也正是这种品格。
早在《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准备时期，托马斯·曼已经力图通过现实与历史的事件，赋予虚构的作品以恒久与真的魅力。《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创作笔记表明，他对于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的熟悉：圣彼得堡的洪水，路易斯一安托尼，封·安格公爵的死刑，皇帝秘书福埃勒·波列耐写的《拿破仑回忆录》……这些都是魏玛人熟悉的话题，也是氤氲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幽微处的情绪烟云。
正如爱克曼的大著为老约翰，布登勃洛克提供了语言素材，一本祖传的烹饪书也打开了其岳母克罗格老太太闲聊的话匣儿。读者可以看到，托马斯·曼是如何小心翼翼而又得心应手地驾驭漫无边际的细节的。而且托马斯·曼收集的不仅仅是细节，一个大家庭四代人所有成员的生平，他们朋友的、敌人的经历，都需要组织、编排，他赢得了家人的协助——这包括孟街住宅门口拉丁文格言“上帝预见一切”，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见证人的三个老处女，托马斯的牙病，拥有三次不幸婚姻的安冬妮，服务了四十年的永格曼小姐……以及《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那段关于终止线的描写：小汉诺的眼睛“又一次扫过了他那整个家族谱系的纷乱的枝枝叶叶之后”，怀着“从此休矣”的信念，在自己名字下划上了两条终止线。
小说中，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阅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曾说：“这个世界本来是人们想象中最美好的世界，而这个伟大的权威家却以游戏来证明它为最坏的世界。”主人公得出这样的结论，仿佛要与百年后的读者“执手重话劫灰痕”。其实，这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作者难掩那颗沉痛而敏感的心罢了。记得在谈到这部长篇的初稿时，托马斯·曼坦言：“我清楚地记得，最初让我萦怀难释的，只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晚生子汉诺的形象和身历——也就是说，实际只是从记忆犹新的往事里，从诗人的内心观照中，提取、滋生的东西。”可见，诗可以证史，小说也同样可以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