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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青年军官温斯顿·邱吉尔有幸与威廉·哈考特爵士共进午餐。席间，邱吉尔谦恭地问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答道：“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邱吉尔著，第30页)
       当时那种一切平安无事的情绪又岂止是充盈在英伦上空?那几乎是整个欧洲共有的心态。奥地利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更把这种无忧无虑的情绪概括成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
       科技进步、文物昌盛、天下太平。当斯蒂芬·茨威格步入晚年，回首往事时，留在他记忆中的成长期便是如此这般的曼妙无比，“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投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第217页)茨威格的绝笔之作《昨日的世界》开篇即是“太平世界”，良有似也。然而良辰美景，向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之后，迎来的竟是颠沛流离，晚景凄凉。最终，一代文豪在二战硝烟正浓之际于异国他乡巴西含恨自尽，赍志以殁。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正是茨威格出于绝望，留给世人的最后作品。作品以散文笔法记述了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回顾了自己亲身感受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温暖的人性，商雅的情趣，睿智的见解如涓涓细流于笔端纸间绵延流惝。这是一部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译后记》)；不是自传的自传，因为“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皆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序》第1页)；不是思想史的思想史，因为在作者的一生中“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序》第5页)。
       事实上，这是一部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不朽作品，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怎样都会受益良多。我则被作者和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悖论或者说冲突所吸引：一个志与业均不在政治的人却不得不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一个刻意远离政治的人却偏偏被政治破门而入，揪住不放；一个热情洋溢的欧洲主义者、一个立志要做“世界公民”的人却眼睁睁地看着欧洲政治分裂、意见分歧、争斗不休；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却亲身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一个认同欧洲为自己故乡并忠于欧洲文化理念的犹太人，却被欧洲剔除出局。因此我想，尝试着以“后见之明”去理解作品所蕴涵的国际政治意义，去理解一个政治维度的茨威格和一个国际关系史观照下的茨威格是不无裨益的。特别是作者本身即具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广泛的国际交游，作品又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描述与评论，而作者最终的悲剧性命运更是国际冲突的产物。况且在经历了沧桑巨变后，晚年的茨威格也对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反思。他说：“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第200页)茨威格已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现实政治观察家。上述诸点在在证明这样的解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2005年)之际，我们仍有必要从茨威格这位以生命向纳粹抗议的自由战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既以他的眼光回顾历史从而知道他的不足，又借他的智慧审视未来从而避免前车之覆；在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同时又面临更多挑战之际，欧洲(也包括我们这些非欧洲人)仍有必要从这位老资格的欧洲主义者身上获取新的灵感。
       太平世界：真与假
       在茨威格眼里，他出生(1881年)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山还是那座山：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从容不迫，“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第29页)经济上，“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起这场‘灾难’。”(第30页)因而人们似乎“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第3页)
       坐享太平盛世，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切近。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以“大历史”的眼光回溯历史时，就不得不指出这种太平的虚妄，因为只有战争才是欧洲几百年历史的常态。近代国际关系史即以“三十年战争”(1618～ 1648)揭其序幕。从1618年到1814年，欧洲的国际矛盾错综复杂：“有以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为主的争夺王朝利益的矛盾，以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为主的近代民族国家争夺欧洲霸权的矛盾，以资本主义的英国、荷兰以及封建的法国为主的争夺商业、航海和殖民地霸权的矛盾，还有以欧洲大国、强国为主与小国、弱国的矛盾，特别是还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例如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的矛盾，等等。”(《国际关系史·第一卷》)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一味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致使兵燹连年，生灵涂炭。虽时有休战，也不过昙花一现，其实仍是战争的继续。举其荦荦大端者，计有法西战争、法荷战争、九年战争、奥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方大战、俄土战争、拿破仑对外战争，等等。
       1814～187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法联盟结束拿破仑统治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了。其后，普鲁士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即18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以铁血手段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与此同时，曾经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普鲁士崛起的意义在当时还不是一眼所能看到的。战败后的奥地利确实迎来了和平，茨威格不无留恋地写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但这是软弱的和平，是强者暂时赐予弱者的和平，也因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收回的和平。因此，在熟谙国际关系史的人眼里，实在看不出茨威格兴奋的理由。
       事实上，即使是茨威格热情讴歌的那四十年(从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也绝非风平浪静的黄金岁月。这近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拼命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亚非拉和大洋洲悉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之中，可以说无远弗届。处在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斯时尽管“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伤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第37页)，—但就算想独善其身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期间，英俄继续它们在亚洲的大角逐。俄国沿其带闰边缘向外拓展并夺取南方出海口的战略，同英国保持其“日不落帝国”地位和控制本土至印度殖民地海上交通线的一贯方针发生了激烈冲突，如七十年代后期的近东危机、八十年代中期的中亚危机、世纪之交的远东危机等。英法的争斗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非洲，尤其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它们在非洲的矛盾日趋尖锐。1898年法绍达危机时两国险以兵戎相见。德国向近东挺进的”东方政策”导致了它与在那里有着传统利益的英法俄等国的冲撞，而1899年发生的英布战争更是以英德在南非的对抗为背景的。(《国际关系史·第三卷》)
       
       当然，从表面上看，与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狂潮相比，欧洲局势在1871-1914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确实保持了相对的“平静”。维也纳体系固然已经土崩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俾斯麦体系”还是以其苦心孤诣的复杂设计维持了欧洲的秩序。可惜人亡政息，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各国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英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对峙的两极均势局面的形成。干柴已经堆就，就等那一丝半点的火星了。最终，这样的战争危险就连茨威格也看得一清二楚了：“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一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 (第231页) 　茨威格以追悔的心情反思道：“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第225页)，好像这些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再团结一些，再现实一些，再把危险估计足一些，就能避免战争，就能减少分歧，就有望实现欧洲的和解似的。诚然，我们不能忽视思想的作用、道义的力量、文明的影响，但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华尔兹所言，从本质上讲，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结构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导致和决定了战争。因此只要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裁决纠纷，大炮就是最好和最后的法官。于是，所有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休战，而所有的休战又是为了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这就是茨威格经历并热情讴歌的“太平”真相，他的真诚赞美只能化作后来读史者的一丝苦笑。而当他一旦意识到和平的脆弱和虚妄，那种绝望和愤怒就像黑夜一样把他完全吞没。
       民族主义：是与非
       欧洲是近代各种思潮、各种主义的发源地，茨威格的回忆录对此也多有涉及。谈到茨威格之所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他过去所处的“太平世界”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就必须追溯到当时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信仰。这种信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相信持续的“进步”不仅可能而且已被每天的科学技术奇迹所证实。像父辈一样，茨威格也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步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第4页)
       尽管自由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它似乎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而且就这一思想本身而言，也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依学者之见，构成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根支柱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辩证统一塑造了近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成为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对此，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有精辟的论述。他写道：“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欧洲的未来》第17页)对于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号召下的空前动员能力，茨威格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深有领教，并对此有细致入微的近距离观察：“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人民当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第251页)——那种所谓的“尚不知悉的力量”其实就是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生活，并乐于以世界为祖国的人，茨威格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将其称之为毒害欧洲文化之花的“不可救药的瘟疫”，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民族主义为使国家焕发活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公民参与性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间战争将自动地转换成人民和文化之间的战争。”(《欧洲的来来》第60页)也难怪茨威格眼睁睁地看着从前“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第263)，却徒唤奈何，无力回天。
       但民族主义并不能因此就被世界主义者轻易否定。历史地看，“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比启蒙运动时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更好的统治模式。民族主义有助于缓和阶级冲突，并且赋予政府以合法性和忍耐力来实现从专制主义向宪政民主的漫长过渡。与启蒙运动时代的先辈们相比，民族主义哲学家们除了给国家理论带来了更合适的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心理学以及更为进步的历史观，还有更为系统的共同体观念。”(《欧洲的来来》第58页)由是，单薄的个人借民族主义之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身份的认同和效忠的对象，集体的力量通过集体意识得以凝聚；反过来，集体力量的彰显又进一步强化了集体意识。
       其实，自1840年以来即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当亡国灭种的探重危机一次比一次切近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靠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凝聚力，英勇抗争，才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对茨威格宽广的世界主义胸怀深表敬意的同时，我想，关于民族主义的是非功过迄今仍然远非轻松就可论定的。
       欧洲命运：分与合
        　启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就陷入了分裂之中。但要求统一的呼声也从未间断过，例如，五个多世纪之前，但丁就主张将欧洲统一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下。茨威格也是坚定的欧洲统一论者，就像本书的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而不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回忆”——所暗示的立场。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像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第220页) 　但问题是，国界、海关、边防会一夜之间突然自动消失吗?民族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巨大鸿沟，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会像变戏法一样转瞬消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茨威格又有什么锦囊妙策促使这一切能够一步一步地从伟大但抽象的理念变成真实哪怕粗糙的现实?遗憾的是，至少在回忆录中我们找不到蛛丝马迹。呵，诗人的浪漫想象徒激起我们的万丈豪情，到头来却总是让我们望而兴叹!那时的“欧洲共同体”梦想，就像美丽的浪花，撞在冰冷的现实礁石上，只会变得粉身碎骨。
       与文人墨客“世界大同”的诗意想象不同，欧洲历史上确乎不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另一种逻辑，即霸权逻辑，不屈不挠地实践着统一欧洲的梦想：哈布斯堡王朝以反对宗教改革来推进它的霸业，路易十四则擎起“查理大帝的事业”大旗推行从亨利四世起即成型的法国霸权战略，而拿破仑则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启蒙运动的专家政治同扩张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后，继之而起的威廉德国“被迫”——依其自我辩解——以武力谋求建立全球均势而非小小的欧洲均势以抗衡日益崛起的美俄巨人。但这种“统一”所遭遇的抵抗也异常顽强。“有可能成为并吞对象的反对者们以它们所尊崇的理念——传统的封建权利、清教主义、生存的权利、民族主义——相抗衡。在每一次的霸权豪赌输得山穷水尽之后，欧洲独立国家体系就再一次得到肯定，因此就有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的强制，以及拿破仑战败后旨在维护和平的大国公会”和一战后应运而生的国联。
       与上述争霸战结局不同的是，在经历了空前血腥的二战后，欧洲终于出现了和平主义的融合。但这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冷战压力使然。欧洲已非复从前，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的力量已被大大削弱，欧洲以外的两个超级大国以令人生畏的力量主宰了这个世界。因而这种自保兼自强性质的联合，与茨威格所设想的富足的欧洲国家实现统一显然相去甚远。这再一次证明仅有想象力是不够的，也许现实的压力才是最好的动力。不过，无论怎样，毕竟欧洲统一已经真正从抽象的理想变为了可以运行的实体，而且是兵不血刃地和平进行。当然，迄今为止，即使是最睿智的分析家也无法断言欧盟一体化究竟还能走多远，但我想欧盟数十年来已取得巨大成就还是多少可以告慰茨威格这位老牌欧洲主义者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完成了对茨威格回忆录的解读时，除了对作家包容宇内的宽广胸怀致以崇高敬意，对其理想破灭以死抗争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外，还要鉴往知来。毕竟，今天的世界依然不太平，从欧洲统一到世界大同还有太多的陷阱。“读史早知今日事”，毋须悲观，但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