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先生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该书二巨册，计2129页，内收二十世纪165位文史学者的考据文章，且多为长篇巨制。虽然，百年学苑，群星灿烂，目不暇接，仍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如：先师陈守实教授(1893～1974)的长文《明史稿考证》，梁任公曾评曰：“得此文发奸擿伏，贞文先生可暝于九原矣。”《文录》未收此文，不无遗憾)，但傅杰以一人之力，能编出如此厚的学术典籍，难能可贵，不愧是当代鸿儒王元化先生的高足。但是，面对这二大本巨著，掩卷沉思，我不禁想到：青年文史学人，买得起此书的，能有几人哉?更不用说读完全书了。好几年以前，我曾经萌发过将近八十年来专家学者写的短篇考据文章，选出若干篇，编为一册的想法。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后，更启发我编辑此书。我把编书设想电告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教授，他认为这很有学术价值，乐于出版，并很快寄来出版合同。(按：为了更加对口，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从2004年春天开始选编，因不断还忙着其他的事，陆陆续续，直到已是炎夏，过端午节时，才将此书编完。我并非是研究史学史、文献学的学者，而且健康不佳，没有精力在各大图书馆奔波。好在我平素性喜杂览，寒斋藏书不少，基本上只能就家中管窥所及，进行选编。计划只编一本小书，故穷数月之力，也仅选出64篇文章，约十几万字，书名冠以《新编日知录》。
《
日知录》是三百多年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32卷，除了少数条目，如卷十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文字稍长外，其余多为短篇，一条或数十字，或数百字，很少超过一千字的。但顾炎武写作此书，“积三十余年乃成”，差不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与人书十》中曾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及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中华书局1959年)顾炎武对《
日知录》寄予厚望。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当然，这只能是历史的悲哀：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开出的治世药方，并不切实际，因而封建统治者并未将此书当一回事。倒是顾炎武以严谨学风、千锤百炼般铸就的这部大书，成为学术经典，对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我将这本小书名曰《新编日知录》，不仅在于我相信书中所有学者，都读过《
日知录》，受过此书的熏陶，还在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什外，大部分都是短文，在不同程度上类似《
日知录》。这些考据文章，大部分都考得铁证如山；有些文章虽非考据，但所引史料，都经严格检验，结论是科学的。因此，编辑本书，不是东施效颦，而是继《
日知录》余绪，发扬其考据的求实精神。
诚然，史料考据并非万能。但研究文史，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实证是基础工作。如何取得可靠的实证?这就必须懂得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因此，我编辑本书，绝不是鼓吹回到乾嘉时代。本书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若干可靠的历史结论，根本上说，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治学的基本方法。值此学风日颓、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之际，我希望通过本书，向文史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提倡像顾炎武那样“矿山采铜”，踏踏实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做学问；下一番考证功夫，使文史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要浮于沙滩，转瞬即成泡沫。坚信区区悬衷，不至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