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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上台以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上异常活跃，倡导建立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配合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不惜以恶化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英美特殊关系一向都能够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但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却并不总是亲密无间。显然，良好的国家关系为良好的私人关系提供了舞台，但并不能保证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领导人涵养、旨趣和风格的不同都会影响这类关系的建立；同样，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为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机会，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国家间关系涉及到的国家利益远远超出了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由此看来，良好的国家关系与良好的领导人私人关系同时并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仅以美英关系——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稳定的一组双边关系——为例，似乎只有1940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还有就是现在的“两布”：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是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前两对铁关系相对容易理解，罗斯福和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在战时留下的几千封通讯，累计时间达数月之多的十几次会晤，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个传闻：罗斯福闯到丘吉尔的客房，见到刚刚沐浴完毕的丘吉尔，颇为尴尬，赤条条的丘吉尔却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目前，大英帝国的首相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里根和撒切尔是一对极端保守主义的难兄难弟。在经历1960～1970年代各自国家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之后，在欧洲大陆依然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两位铁腕人物居然对自己潜在的一部分选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会和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大开杀戒，毫不妥协；对战后一直沿袭下来的、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大动干戈，毫不留情。共同的保守主义理想和政策让两人惺惺相惜，甚至传出里根对撒切尔眉来眼去的谣言。
       因此，唯一不好理解的是“两布”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何以也能够建立起铁哥们儿的关系?一位是以新保守主义著称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另一位是以倡导“第三条道路”名世的英国工党首相。特别是，布什前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布莱尔密切的关系，更给布什投下了阴影。因此，布什刚上台时，人们都怀疑克林顿和布莱尔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否会在布什与布莱尔之间继续下去?布莱尔是 1997年上台的，他和克林顿有着太多太多的共同点：平民出身，家庭变故，天资聪明，很早懂事，个人奋斗，牛津教育，律师背景，年轻从政，少年得志，均有“政治神童”之称。就连克林顿在白宫与莱伦斯基小姐的偷情，和布莱尔在首相府生子添丁，都被媒体看作是精力旺盛、青春依旧的共同表现。要不是克林顿碍于美国宪法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而在壮年时黯然下台，他和布莱尔的关系说不定又会成为美英关系的一段佳话。
       克林顿和布莱尔的那些共同点，布什全没有，而且，尽是不同点。但出乎所有人预料，布什这个以西部牛仔自谓的名门之后居然与布莱尔这个平民之子的牛津绅士，建立了极为默契的关系，比起克林顿与布莱尔的关系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奥秘就在于，虽然“两布”经历和旨趣相差甚远，但是，领导风格和政治哲学却非常接近。“两布”在“反恐”和“倒萨”两场战争中，都表现出一旦下定决心、就锲而不舍、我行我素的领导风格和能力。但是，说他们两位有共同的政治哲学，肯定是会引起非议的。一个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一个是英国工党的自由派，而且，一般来说，英国工党属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要比美国的民主党还“左倾”，在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如果放在欧洲的语境中，简直就是保守派，而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美国共和党，则与欧洲臭名昭著的极右派差不了多少。
       但是，时代在变，各党派的政治立场也在变，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待欧美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在批评布什极端保守的立场时，我们忘记了布什实际上给自己的保守主义加了一个限制词“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便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冷酷无情的保守主义拉开距离；在我们突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时，我们更多地把他它看作是对传统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对撒切尔主义的反拨，而忽视了在本质上，它是偏离工党的传统，向“右”，即保守主义大幅度摆动。正是在这里，布莱尔的右摆和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找到了共同点。而正是这一共同点，为他们两位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认识的一些失误，既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同样也是我们对英美政党、特别是对英国政党在二战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前几年有关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不少，但大都是就事论事，没能从二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党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行追根溯源，因此，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只限于政策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工党变革的制度层面和其领导人洗心革面的思想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的专著《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对我们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由来，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到，就一个政党来说，不论是在野还是在朝，与时俱进是其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梳理清楚一个外国政党的纲领政策的发展演变，体验其中的世事沧桑，绝非易事。但是，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对一个政党的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政党的纲领与其政策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有着特殊的敏锐和感悟。正是依靠这一能力，刘成博士对战后英国工党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只注意研究政策和人物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工党性质和目标这一更为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英国工党党章中的第四条款——公有制条款。这可不是一般的条款，而是涉及到工党目标的核心条款。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的工党党章中，该条款明确了工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1929年工党年会，又增加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即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第11～12页)。工党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党，或者用国内的表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表达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有制条款。
       紧紧围绕公有制条款这一核心问题，刘成博士从工党内部的复杂关系、工党上台后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两条线索展开，以战后英国的社会阶级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工会的演变、人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为背景，对二战后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工党国有化改造和福利制度的建立等有关实施公有制思想的实践，以及工党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的困惑及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叙述、剖析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政党成长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困惑、迷茫、革新和再成功的复杂图景。由此可见，公有制条款在工党的研究中，的确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对很多的工党领导人和团体及个人党员来说，公有制条款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党在政治舞台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是其争取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的黏合剂，因此也是其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成败皆萧何，公有制条款使工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公有制是其中最主要的利益)放在其政治活动的首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只能通过议会选举才能实现其阶级理想的非革命性政党，它只有争取到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支持，才可能上台执政。这样，是争取选举的胜利还是坚持党的纲领，就成为工党竞选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虽然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利用战时的特殊时机，首次上台执政，开始实现自己的公有制(国有化)理想，建立了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它很快就发现，它的理想很难彻底实现。与通过革命上台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必须尊重法律和产权，必须采取赎买政策，而它手中的资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样的赎买，更糟糕的是，已经国有化的企业立即暴露出效率低下、官僚治厂的毛病，几乎个个亏损，家家要补贴，结果，工人的收人也就停滞不前，一些工人竟然未经工会同意，开始以大规模的罢工来反对自己的政府。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反而成为工党的软肋。 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人便称：只要迫使工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同我们竞选”，保守党肯定可以赢得大选(第50页)。这对1945年以社会主义为号召而上台的工党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1951年议会选举(大选)中，工党败北。其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认为公有制和国有化政策是工党失败的原因，遂有修改第4条款之议。但这一声音太离经叛道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公有制条款是团结全党的基本纽带，没有了它，工党也就不成其为工党。虽然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工党两度上台执政，分别尝试用“科学革命”和“扩大公有制战略”来挽救英国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和一蹶不振的国内经济，从而加强工党与保守党竞争中的地位，但是，由于二战后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作为工党社会基础的工会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工人日渐衰落，工党没有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1983年的大选成为工党的滑铁卢，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而它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大选宣言，被讥讽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第186页)。这次大选的结果，无疑是英国民众对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过去四年全方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肯定。
       此后，在1987年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中，坚持公有制理想的工党再次败北。工党的精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开始认识到在保守党多年全盘私有化的基础上，在普通民众普遍尝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后，要想以公有制和国有化来吸引选民，赢得大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了，工党必须洗心革面，否则，永无翻身的机会。新的形势需要新的领导人，由于工党领袖史密斯的突然去世，布莱尔提前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当时他年仅41岁。
       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没有历史的包袱，同时也目睹了工党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痛的失败。他下决心放弃公有制条款，并亲自起草了新的第4条。在保留工党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突出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新条款肯定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4条在1995年工党大会上以65％的选票被接受，布莱尔的“新工党”终于得到全党大多数的认可。对此，作者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它是战后英国社会诸方面变化的结果，也是在英国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党长期探索并付出惨重代价得出的结论。对公有制条款的修改，并不是废除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制，但它表明工党已不再以实现公有制作为工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第229页)
       党章的改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工党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重新上台，这时离它上次执政整整间隔了 18年!现在，布莱尔有机会实现其“新英国”的理想。在1998年9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布莱尔指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翼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第234页)。2001年的英国大选，无疑是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全民公决，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
       刘成博士以“理想与现实”为题，来讲述工党凤凰涅槃的故事，实在是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因为，当今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当它的政治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距时，或者说，存在巨大矛盾时，究竟是牺牲理想来迎合现实，还是下决心改革、改造、甚至是革命这个社会现实来实现理想?究竟是理想重于现实，还是现实重于理想?抑或在这中间，还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面对个人、甚至政党都难以控制其变化方向、节奏和目的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不断地调整、修改、甚至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理想?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没有能够在理论的高度对此加以总结概括。不过，这一要求已经超出了这本著作的目的，更不是作者所能直接回答的，甚至不是学者们能够回答的，它的答案只能是来自无数个像布莱尔这样勇于革新的政治家的伟大政治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而不是书本才能回答这个可能会永远困扰人们的社会难题：理想与现实该如何协调与平衡?
       (《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刘成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