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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
       我1984年首次参加世界冠军赛时，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挑战者，我的对手则已称霸棋坛将近十年。那时的我刚刚21岁，已经飞升至国际象棋的世界顶尖。但我没有想到通向顶峰的最后一道关口会阻碍我前进的脚步。当我在比赛中输掉四盘且一盘未胜、再输两盘就将惨败出局时，这种情况令我始料不及。
       此时，改变策略已迫在眉睫。还好我并没有绝望，我强迫自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后面的对局中，我改为“游击战”策略，减少冒险，等待机会。我的对手，苏联同胞阿纳托里·卡尔波夫似乎和我的计划不谋而合，但他有着自己的盘算。他想以6比0的完胜来教训教训我这个后起之秀。因此，他也下得非常谨慎，没有乘胜追击。
       卡尔波夫还受到了前世界冠军美国人鲍比·菲舍尔的影响。在菲舍尔于1972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道路上，他曾两度以6比0完胜两位世界级的对手，两次比赛一盘和棋都没有。卡尔波夫在改变策略时，肯定想重演菲舍尔的传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么做是个严重的错误。
       在之后的连续17局中，没有一局分出胜负。这些和棋并不乏味，但这意味着我的策略起了作用。这场对抗赛持续了好几个月，打破了世界冠军对抗赛持续时间的历史纪录。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卡尔波夫的下棋方式以及他要采取的策略。我惊讶地感到我好像变成了卡尔波夫。
       在数百小时的对弈和准备过程中，我还清楚地分析了自己的对局和心理。直到我棋艺生涯的那一时刻，我才感到任何事对我来说都变得容易了，获胜仅仅是一件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我要关注如何制定决策，以便发生问题时及时纠正。我的努力逐渐奏效了，但我输掉了第27局，以0比5落后。看起来我学得还不够快，恐怕无法挽救失利的命运，因为再输一盘就意味着我还得再等三年才能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
       对抗赛进入第三个月后，我一直处于防守态势。棋风的改变令卡尔波夫感到比赛比以前艰难许多。我感到自己很快就会摆脱困境，同时我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疲惫和沮丧。
       最终，堤坝被我攻破。第3l局，卡尔波夫没能走出致命一击，我成功守和。之后，我胜了第32局，并将攻势延续下去。随后的五个星期中，对局均以和棋告终。但不同的是，我比对手制造了更多取胜机会。此时，全世界都在想这次对抗赛是不是永远不会结束。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场世界冠军对抗赛能持续三个月之久，而我们这次比赛已经持续了五个月。卡尔波夫看起来精疲力竭，我却越战越勇。第46局，我险些取胜。第47局，我赢得相当漂亮。会有奇迹发生吗?就在此时，比赛主办方认为棋手需要休息，将第48局推迟了好几天。尽管如此，我还是赢了第48局。突然间，比分变为3比5，我占据了比赛的主动。
       接下来，比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85年2月15日，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纳斯迫于苏联体育局的压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消比赛。经过了五个月、48盘棋、数千小时的备战，这次对抗赛无果而终。我和卡尔波夫要在半年之后再进行一场24局的对抗赛。卡尔波夫逃脱了他正面临的困难，而且还能将世界冠军头衔多保持几个月。官方的新闻是这么说的：卡尔波夫“接受”了此决定，卡斯帕罗夫“遵从”了此决定。这样的措辞不同寻常但非常准确。
       由于对苏联和国际象棋政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在这次对抗赛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极度紧张、令人精疲力竭的五个月中．世界冠军算是给我当了一回私人教练。我不仅明白了他的下棋方式，也深刻了解了我自己的思维过程。我能够找出自己的错误，明白为什么出现错误，并知道如何最好地避免这些错误，以及如何改进决策过程本身。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剖析自己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觉来作判断。
       在第二次对抗赛中，我不像上次一样等待几个月才迎来首个胜局，比赛的第一盘棋我就取得了胜利。整个对抗赛依旧艰苦激烈。比赛的前几局我一直以微弱劣势落后。但我不再是以前那个2l岁的无知青年，我非常有效地弥补了卡尔波夫在首次对抗赛比赛开始阶段在我身上发现的漏洞。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22岁的“老将”，最终我赢得世界冠军头衔并将其保持了15年。2005年退役时，我依旧是世界上等级分最高的棋手。但我已经41岁，要想继续保住巅峰位置，这个年龄有些偏大了，我的好多对手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孩子。
       任何速度下都能成功
       我在苏联长大的那段时期中，足球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曲棍球稍微次之。广为人知的足球被称为是“漂亮的运动”，同时也是比赛规则最简单的运动之一。只要看几场球赛，我们就可以弄懂足球比赛应该怎样踢。一些朋友曾经试图给我解释清楚棒球和橄榄球的复杂比赛规则，这使我非常好奇：是不是因为足球比赛规则太过简单而使其在美国不受欢迎呢?(虽然经常有评论说，更有可能是因为足球所能带来的商业突破机会太少。)
       虽然足球比赛很简单，比赛战略却深奥而复杂。目标很清晰，就是在自己进球的同时阻止对方进球。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人们仍在无休止地争论当中。例如，意大利国家队的传统战略是防守。只要对方一直不进球，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失掉比赛。其他国家像巴西则采用截然相反的战略，以多进球、多得分来赢得比赛。
       假设我们通过一本少了最后几页的初级读本来学习如何下棋。这本书里教你怎样摆放棋盘棋子、怎样走棋、怎样吃子，却没有教你如何将军，也没讲任何残局知识。如果通过这样一本书学棋，我们可能会擅长计算和运子，但恐怕不会有更高的目标了。如果没有目标，下棋就变成漫无目的地乱走子了。
       “一个不好的计划也比没计划强”，这句古老的国际象棋谚语不仅是正确的，更是明智的。每一步棋、每一个反应、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与透彻理解的计划相结合。否则即使做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决定时，你也无法确定它是否会真正对自己有利。这一点在当今节奏日益加快的世界中显得尤其重要。
       在我长达30年的职业国际象棋棋手生涯中，最初我们通过研读旧得已经发霉的书刊资料来研究对手，后来在计算机上只需几秒钟即可调出对手棋艺生涯中的任何一局比赛。在过去，比赛情况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在专业杂志上刊登出来，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观看比赛。
       “信息革命不仅仅是带来便利，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也必定要相应加快。一盘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局可以立即被全世界研究，一个花了几周时间才想出来的点子可能在第二天就会被其他人模仿。因此，每个人都要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好相应的准备。
       这种信息的加速传播也影响了比赛本身。1987年，我在伦敦娱乐
       城的舞台上与英国棋手奈杰尔·肖特下过一场六局快棋对抗赛。六年后，他成为世界冠军挑战者，向我发起了挑战。那次比赛是第一次正式快棋赛，每方只有25分钟时间走棋，与传统的七小时慢棋赛截然不同。
       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训练自己适应这种时限。我发现尽管不可能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但我仍然有可能实现一些较为深刻的想法。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直觉，而不是对每个局面进行深入考虑。可以说，在快棋中，快速计算和直觉是最重要的，缜密的计划和战略目标则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掉。而且可以说，对很多棋手而言确实如此。如果在七个小时慢棋比赛中你都不喜欢做计划，那么在快棋中，你可能完全不去做计划。但是，最成功的棋手无论是在何种时限下，都会将战略性计划作为计算的基础。当拥有指导战略时，最有效的分析和最快速的分析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可以同时兼顾，实现最优组合。
       如果下棋时没有长远目标，那么你的决策将只是纯粹的反应，对局也将被对手主导。当你从一步新棋到下一步的时候，你将会偏离自己原来的路线，只着眼于对你来说下一步是否是最优的，你所走的棋不能为最终目标服务。
       稳定性与灵活性并不矛盾
       制定目标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坚持目标并不断努力。军事史中，战场上因司令着迷于某个行动而忽视战略的战例比比皆是。历史记载和莎士比亚告诉我们，1415年，法国军队在阿金库尔村被英格兰军队重创。当时法国骑兵被英格兰射手的长距离弓箭杀得一败涂地。当对手把局面搅乱时，你会迫切希望找到克敌之策。而这正是对手需要的，你必须避免。如果你已经有了好的战略，为什么不做一些放弃来迎合对手?这样做需要很好的自控能力，因为这会同时面临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你的内心特别想证明你能够击败对手，同时还要平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批评。
       在1993年我与英国棋手肖特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制定了最佳的战略，将年轻气盛的英国人拖人局面战。肖特是一个危险的攻击型棋手，擅长复杂锐利的进攻。当然这同时也是我的强项。但我们认为在节奏较慢的对局中，我会占有明显优势。分析表明，肖特很不适应那些相对平静且没有什么战术机会的局面。
       国际象棋中，执白方先行，会占一些微小优势。这就像网球中拥有发球局一样，先行方可以控制对局的节奏和走向。在对肖特的备战中，我们决定执白棋时尽量不走肖特所喜欢的对双方各有利弊的一些变化。为此，我选择了古老的路易·洛佩兹开局(即西班牙开局)体系中速度较慢的一些变化。西班牙开局体系中有很多局面调动型的变例。这个开局取名于16世纪的一个西班牙牧师。它能给白棋带来一种长久但微小的优势，人们也称其为“西班牙折磨”。
       在原定24盘的比赛中，前四盘我赢了三盘，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其中两盘白棋均采用这种缓慢调动的方式获胜。很多人都在猜想我是否会乘胜追击，选择更凶狠的变例来击倒对手。肖特此时正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也许这是改弦更张击倒对手的好时机。
       我确实做了些改变，但战略并没变。我凭借领先优势试探对手的防御，寻找他的弱点。很快，在坚持执白采用平稳开局的战略下，我又取得了两盘胜利。
       在即将获胜时坚持自己的计划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此时，棋手很容易变得过于自信而被对手挽回局势。如果忽略计划，要想获得最终胜利只是天方夜谭。
       成功乃成功之敌
       我们知道自满是个危险的敌人，它可以使我们放松警惕，犯下错误并错失机会。一般来说，我们都对治愈疾病(不仅仅是治疗症状)感兴趣，但这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有点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成功和满足是我们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我们的行为造成负面影响，阻碍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功和满足，甚至在某个关键时刻还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1985年11月9日，我登上了世界冠军宝座，实现了毕生的目标(22岁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可以称为“毕生目标”值得讨论)。在庆祝胜利时，前世界冠军蒂格兰·彼得罗相的夫人罗娜·彼得罗相的一番话令我备感困惑。“我为你感到难过，”她说，“你生命中最伟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庆祝胜利的宴会上，这算是什么话呢?然而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却经常想起这一席话。过去成功的后果
       后来的15年内，我一直不断地增强实力，弥补弱点。我始终认为只要刻苦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世界上没人能打败我。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2005年2月。那么，如何解释我在2000年世界冠军赛上输给同胞克拉姆尼克呢?我们已从纯棋艺角度分析了他的成功，分析了他在比赛中如何成功地选择了战斗领域。不过我的战略失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一直很清楚心理因素在国际象棋中的地位和角色，但我在付出了失去世界冠军头衔的代价后才明白心理因素到底有多重要。我一直很擅长接受新的挑战，但克拉姆尼克在世界冠军赛上就利用了我的这个特点。尽管对他引入的局面感到不是很舒服，但我一直坚持认为我能够在比赛过程中调整过来，追平并反超比分。然而，在只有16局的对抗赛中，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1984—1985年我与卡尔波夫的首次世界冠军对抗赛中，对局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我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并恢复。然而在伦敦的这场比赛中，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我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在2000年10月世界冠军对抗赛之前的两年中，我下出了棋艺生涯中的一些最佳对局。凭着这些出色的表现，我也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我已经年龄偏大(35岁，比我的很多对手大十多岁)，即将从世界头名位置上下滑的批评。1999年，在积极备战这次世界冠军赛的同时，我在“大奖赛”中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并创造了等级分的最高纪录。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能在棋盘上搬动大山，克拉姆尼克这种恼人的柏林防御怎会令我铩羽而归呢?
       连年的胜利让我越来越容易栽跟头。遇到新的威胁时，我总认为凭借老办法能够渡过难关。我无法承认自己已被对手研究透彻，已经面临真正的麻烦。在局数不多的世界冠军赛中，当残酷的现实来临时，一切已经为时已晚。起先我感觉能够挽回劣势，最后明白我无法做到。我试图在比赛最后阶段发起反扑，但无济于事。我输掉了对抗赛，15盘棋中输掉两局，一盘未胜。
       我的失利源于过分自信和自满。即使处于困境时，我也很难相信我曾经的学生能够在备战方面胜过我。也许我忘了他曾是我1995年与阿南德进行世界冠军对抗赛时的助手。2000年对抗赛之前，我的战绩一直很突出，赢得了许多赛事的冠军，这令我很难想象在对局中有什么严重的弱点。
       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去成功的后果”。胜利给人带来一种错觉，让人觉
       得什么都好。人们在胜利后很容易只考虑正面结果，而忽略不足的方面，或者是那些胜利途中可能出错的方面。胜利后，我们只是兴高采烈地庆祝，而没有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我们在心中不断地回想胜利的时刻，直到它看起来完全合理，完美无缺。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有句老话说“东西还没坏，别急着去修它”，这句话只对管道修理有用。在如何工作和生活方面，最好别信这话。我们应当时刻质疑现状，尤其是在万事顺利之时。当事情不顺利时，我会很自然地想下次做好一些，但我们在事情顺利时也要有精益求精的习惯。否则，就会止步不前，最终出现问题。
       竞争和防自满措施
       因自满而导致失败有很多种形式。在竞争环境下，比如战争和商业中，常常是一方因“按部就班”而被对手赶上并超越。一味迷醉于自己的荣誉或仰仗过时的经验，后果都将是悲惨的。
       1941年，在德国入侵的第一个月中，苏联军队正由那些红军老兵所领导，他们仍然迷信骑兵的威力。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采用了1919年对付白军时的战术，使用了大规模的骑兵。并不令人意外，这些骑兵完全无法阻止纳粹包围列宁格勒。更糟糕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俄国军队指挥官也犯过这类错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写道：“今天我们看到了俄军血肉之躯与德军钢筋铁甲的对抗。”
       骑兵绝不是坦克和大炮的对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众多的汽车公司也无法与日本新一代制造和管理技术相抗衡。在技术这类飞速发展的领域，持续不断地革新是必不可少的。忽视竞争需求，我们就会像1776年7月4日乔治三世日记上写的那样：“今天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没发生。”
       竞争是激励我们的最重要方式。如果没有遇到卡尔波夫这样的对手一步一步逼迫我进步，我不可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当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一代棋手后，卡尔波夫已不再是威胁我统治地位的主要对手，我不得不重新确定目标，寻找新的激励源。我的新任务是击退这些才华横溢的棋坛新星的冲击。他们对我的冲击相当猛烈，几乎没有几位世界冠军能够对我造成如此大的冲击。
       生活就是准备
       我们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过去，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利用它。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就像缓缓旋转着年幼时父母送给我的地球仪一样。我们所珍视的，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所失去的——过去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显示了我们过去的轨迹，也指明了我们未来的方向。然而，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像刻在石头上的地图那样无法改变，凭借领悟和奋斗，我们就可以改变人生的图景。
       我的后半生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我会有新的目标，会结识新的人，而且还要把自己唯一熟悉的职业抛在一边。尽管初看十分陌生，但我的国际象棋生涯已经为我的新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国际象棋生涯使我为新的职业做好了准备。我问自己，在征服了国际棋坛之后，其他的任务又怎么会难得倒我?我久经沙场，在面对那些国家首脑或跨国公司的CEO时又何须紧张?
       经过一生的准备和自省，我相信自己能适应新的挑战。我需要采取新的战略、战术，而且我相信这种转变绝不会一帆风顺。我的人生地图充满了未知的灰色区域，而且它们的边界同样也是个未知数。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我早已学会了从容面对任何未知的领域。
       我的儿子瓦蒂姆9岁了，我在他这个年龄时的生活还历历在目。他的生活当然会与我的不同。我希望能给他提供我父亲曾经给过我的指导。我非常幸运遇到了达莉娅，她现在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支持者和妻子。此外最重要的是，我无比感激指引我走过人生第一个职业的人，我的母亲克拉拉。在我第二个职业的初期，她也一直陪伴着我。无论何时，当我遇到困难时，她的话总会激励我：“如果你不行，还有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