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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之风”一语，如今多数时候成了人们称颂某人的客套话，意思是说该人有修养，忠厚、平和、沉稳、度量大、与世无争。而真正具有“古人之风”者，却并不多见。所以少数人的古人之风，即其心态与度量，便格外教人敬佩。
       诗词界流行的《当代诗词点评》一书，有何香凝女士的《悼亡》诗，点评者为古典文学名家霍松林教授。古来所谓“悼亡”，并非悼念亡故者，而有其特定含义，即丈夫悼念妻子。具有较深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可惜后世许多人已不解其义而往往用错。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之诗，便题为《悼亡》，霍先生自然认为不妥，况他写点评时，适又看到臧克家先生谈毛泽东诗，也错将毛泽东悼念战友的诗称作“悼亡”，于是觉得有必要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何香凝是位受人们尊敬的伟人，霍先生“不好说她错”，便以“别开生面”称之，所写评语为：“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极深挚动人；此后因称丧妻日悼亡，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此则一反旧例，妻悼其夫，其别开生面……”其忠厚之心，令人可感。
       浙江有位周明道大夫，业医以外又好诗，治文史，多有著述，其《观沧楼续笔》中有《悼亡》一则，对霍先生以上说法予以否定，并举了明末祁某死后其妻商景兰所作之诗和清代女诗人吴绛雪思念丈夫之诗来作证明，最后说：“这些例子，枚不胜举，早已别开生面于前矣。何霍教授之少见如此也。”从周大夫所举二诗看，知他显然弄错了。这两首诗，诗中既无“悼亡”一词，又未引出“悼亡”之题，所以并不能用来否定霍先生“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之说。也就是说，周大夫的批评是错的。
       霍先生读到周大夫的批评后，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写文章去反驳甚至予以讥笑，而是给周大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这点小事，我写文章驳您，不大好。”他耐心讲了自己的道理，并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周大夫之误。“文革”中曾多方照顾落难老诗人洪传经并为之送终而受到人们敬重的周大夫，是一个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人，《观沧楼续笔》中便有《三公指错》一则，感谢周采泉等老先生指出自己书中的错讹。因他还拟出《观沧楼三笔》，所以霍先生信中说：您如认为您的《悼亡》一则也有错，不妨再写一则《霍公指错》，将来收入《三笔》。读完此信，真令人不胜钦佩，为霍先生的襟怀和风度叫好。古人所云于可竞之地、以不竞胜之，此之谓欤?霍先生让周大夫自己来纠正书中的错误，其用心何其仁厚。周大夫不愿意掠美，更不愿掩霍先生之大德，便将霍先生的来信予以公布，其认错的勇气和彰显前辈美德之美德，同样令人敬佩。笔者正是因此才读到霍先生这封信而更敬佩霍先生之为人。
       霍先生对于周大夫的批评，真有古人之风。这使人想到南朝沈麟士。有人说沈所着之屐是他的，沈笑了笑，将屐脱给他。随后那人找见其屐，送还沈之屐，沈并不怪他，笑而收之。还有一位刘凝之，事与此相类，并且说自己已穿破了，另给了那人一双新屐。后那人送还时，却之不收。霍先生事与沈、刘事并不相类，但在处理一些事情时的度量，却与古人一样令人敬佩。
       由霍松林先生身上的古人之风，使人联想到，他所以有如此修养和襟怀，应与一生多读古人书有关。多读前贤书，即所谓：“尚友”，自然就多接受传统道德，温柔敦厚，宽以待人。这还可以举也以诗词名世的王蛰堪先生为例。王先生的词，典雅凝重，功力极深，大得诗词界称赏，致使不少人以能拜他为师为幸。但有少数老同志对他的词甚表不满，曾数在全国性诗会和诗刊点名或不点名予以批评，认为他应写得通俗直白才好。这种批评没有道理。采用何种词风，乃是个人自由；大家风格一样，何来百花齐放?怎么可以因己之喜好而要求别人改变词风呢?再说，要诗人改变风格，显然是外行话。对此类批评和指责，王先生每每宽厚地一笑，从不与计较，只是用心填他的词，指导他的弟子。其宽宏风度，大有古人之风，甚令人爱。
       观最新一期《书屋》杂志(2004年4期)达然评论一些文人之文，便深为王蒙、谢冕、余秋雨诸人对待批评的态度而叹惜。王蒙是位得到读者普遍尊敬的作家；受到王彬彬的批评时，便把自己说过的“宽容”等字眼忘得一干二净，难免有失风度。谢冕这位以研究新诗而出名的北大教授，被韩石山指出书中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后，做出了不该有的反应，他的几个学生还对批评者使用了人身攻击的字眼，曾使许多读者皱眉。以散文而走红的余秋雨，更是公然骂批评者为“小人”，甚至不惜闹到法庭上去，已不仅仅是有失风度和使人皱眉了。借用前贤一句感慨的话，便是：“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