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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认识虽然不无道理，但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即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何种基础上得以如此充分的发挥，是何种条件使毛泽东具有如此之大的权威，在他感到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能够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成员的反对，独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并将这场空前宏大的运动维持了十年之久呢?张明军同志所著的《误区的代价》一书，改变了我国理论界、学术界过去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来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思维惯式，转而以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书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关于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流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问题，作者指出，过去理论界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随着党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和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动因。这种认识固然正确，但是它没有探究毛泽东为何会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作者认为，由于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所存在的单一纵向性、层次控制性和自上而下性等问题，致使信息传输中产生了按上级的意图和偏好上报信息，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的状况。为印证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下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论断的正确性，全国各地向中央报送了大量“阶级斗争”的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加严重，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紧迫感。下级在这种“紧迫感”之下，以上报更多的“阶级斗争”事例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判断的正确性，如此循环放大，使毛泽东在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况下，产生了发动“文革”的动机。
       其次，关于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与发动“文革”决策的“合法化”问题。作者较为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决策体制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认为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共产党内人格化的权力结构、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误解、党章某些条款的非具体化和明确化、滞后的决策更正机制等，铸就了毛泽东在党内可以个人决断的领导地位和特殊的政治权威。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权威，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合法化”奠定了基础。作者进而分析了毛泽东个人专断问题形成的机制、原因。指出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下，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那么只能是有着正确理解的健全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当有条件讨论和着手民主集中制建设时，往往是形势较好、成就很大的辉煌的时期，于是党内对民主的需求动力并不十分强劲。当因权力过分集中造成重大失误，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时，该项工作的建设已经事属不能，党内集权尤其是领袖集权制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阻碍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这是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再次，关于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结构与“文革”的爆发问题。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革”前夕党内外监督制约体制为何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使得“文革”终于爆发的原因。认为，内部监督制约主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非独立性及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内部屏障；外部监督制约主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权力地位与理论权力地位的相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外部屏障；而法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则失去了阻止“文革”发动的最后屏障。作者进而指出，任何一个法律、政策只有当最高领导者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任何一个新的合法国家组织，只有当最高领导者切实尊重并以身示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在当时党的最高领导者来能对全国人大的崇高地位和神圣职权予以重视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全国民众的思想认识，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在实践中很难得以保障，其应有的功能更是难以发挥。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全社会的内乱，全国人大只有望洋兴叹之举，毫无阻止之力。
       尽管“文革”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事了，但是从政治体制角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本书的公开出版令人兴奋。
       (《误区的代价》，张明军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