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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都是逐渐地认清自己的。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对编辑出版学生的文集有瘾。掐指算来，已经出版了5本，计划之中的还会陆续推出。
       第一本是《都市的角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从1999至2001年我一直在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选修课“城市社会学”。课程讲过三轮，选修者来自各系，共一百四十余人。这本书中的共40篇文章就是从选修这课程的同学们的140篇作业中筛选出来的。我对学生们的选题扣得很死，每个学生都要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经我批准和提出建议后开始调查。不批准者要重新选题。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每每帮助同学们定下题目后，我都有播下种子的感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我对先哲的回应是：‘唯有农人和教师是幸运的。’我常常有打开作业后惊讶和欣喜的感觉。我是一个老北京人，我对这个城市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受，更有很多新鲜事物是我所发现不到的。同学们敏锐的视角，辛勤的探访，使我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我却所知甚少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些文章凑在一起，便有了规模的力量，或者说，小有了一点气候。”
       这本文集出版后，陆续得到了一些反馈。一次学术讨论会休息时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教授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后说，一直在追踪我的著作。我们深谈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能想到你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吗?”看我猜不中后他说：“你别不高兴，我最喜欢的是你编的《都市的角落》，我把它作为教材让我的学生们讨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景军对我说：“《都市的角落》中你的学生们的感觉真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关注中国问题的韩国博士生张豪俊也对我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我的一个学生房莉杰被北京社科院录用，人家告诉她，报到时带上一些《都市的角落》，很多人喜欢这本书。书已脱销，她跑了很多书店才搞到几本。这些反馈令我深深地感动，我将之视为我所获得的最大报偿。
       我编的第二、三本学生们的文集是非正式的内部出版物。为了促进学生论文水准的提高，我向人大社会学系建议，系里每年出一本《毕业论文选编》，硕士论文和学士论文各选五六篇。书后附有我系该年的全部博士、硕士、学士的论文题目。学生毕业时每年师生都要合影。我建议，省下印像片的钱，将照片印在文集的封二。论文集发给全系每个学生。毕业生们收藏它比收藏像片更方便，且有价值。系里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一集(2002年)印了500册，一半送给系里师生每人一册，一半送给外校社会学系。出版后，我说：“明年换个人干吧，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干，我也可以接着干。”最后真的是我接着干。两次都是我挑选论文。并选择一个学生去统一版式、联络印刷。我向系里为帮忙的学生要了报酬，好像是500元。我自己做这事情分文不取。责编和印务事情繁杂，报酬很低，学生接受这工作完全是看我的面子。我的要求是寻找最低的印价，选廉价的纸张，但是版式要严格，它体现的是学术的高贵和严谨。出版2003年文集时出了问题。跑印务的学生没有经验，没检查印制质量就付了钱。结果发现，正文的第一页就印在目录的背后，而照规矩从来都是另起—页的。还有一些装订错页。我要那学生找印厂交涉重印。几番交涉，印厂把这批文集拉了回去，却迟迟不重印，一再提出只改错页，重印我们要再付一些钱。学生几次对我提出，改改错页算了。我坚持不同意，学术著作可以用廉价纸张，但格式一定要严格，这本书是给同学们树立的样板；且没有一个印厂不懂得正文第一页放在那里的，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印厂长时间拖延，拒不让步。无奈之下，我找了在公安局工作的一个我系毕业生。他托有关部门的人找了印厂。此事仍迟迟没有结果。我再催他。他跑去一看，印厂搬走了，踪影全无。原来这是一个没有执照的黑印厂，一看惊动了公安局，溜之乎也，印错的本子也都没有了。系里又拿出5000元重新印刷。我为我和学生的失误内疚，也为一个完好的文本送到学生们手中而高兴。现在我已经调离人大社会学系，真心希望这本内部论文集能持续下去，鞭策每个学生，且为该系的学生论文留下历史的轨迹。
       在我准备编辑第二本《毕业论文选编》的时候，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学家茶座》的编辑王海玲找我。我们的交往始于她为《茶座》向我约稿。她要我帮她在选题上出主意。我让她看《选编》，说这是人大社会学系的内部读物。可以正式出版《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质量绝对过硬。她担心销量，问我可否不付稿费，我说可以低稿酬，无稿酬绝对不行，这种事情我不做。我告诉她，这不是畅销书，但是基本销量是有保障的。措施有三。其一，我国高校现有五十多个社会学系，——百二十多个社会工作系。学生都要写论文，教师都要指导学生写论文。这本书是样板。每个系师生中有二十人买这书应该无问题，加在一起就是二千余册。其二，从教委搞到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然后顺藤摸瓜，从每个系中找到一个学生的e-mail。其三，通过e-mail给这些学生发信，请他在该校内帮助征订、集体邮购，买1本书免邮挂费，买5本9折，买20本8折，买50本7折，买100本6折，买200本5折。书肯定能卖出去，但每个环节的工作必须细致。在我的摇唇鼓舌下，王女士被说服了。我和几位朋友商议，这事不能官办，必须民办。若由三系领导牵头，必要平衡三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这种筛选机制弄不好将耗资费力，最终很可能其他因素凌驾于论文质量之上。我小视的不是三系领导，而是现行体制。何况多年来官方不是从来没想到要做这事吗。于是我联络了孙立平、林彬、刘世定三位同仁，挑选编辑了这本文集。沈原先生不是编委，却一直帮我出谋划策。那边的王女士搞到了全国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但是一个大社的编辑哪里做过打听学生姓名、发信，这些直销的琐事。最后她做了消极和保守的选择：一方面，压缩印数(3000册），提高单价(28元)——这是我一直反对的，另一方面，销售上无所作为听天由命。我按照自己出的打折邮购的主意，在北京几个学校中为她征订了100册。看她懒得发信，就越俎代庖，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印和复制信件——发出信息让购书者汇款至山东社、写信封、刷浆糊粘信封，自付邮资，共发出了150封信。我早就预计，只有当信件是写给某个具体人时才有效，写给某院系是没人理睬的。但是我不掌握具体人的姓名，只好往院系寄。邮购效果不佳。我至今不承认我的思路不行。可惜的是没人去细致地贯彻、实现。这书销售不好，但是社会影响却很好。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说：“《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本好书，而它的出版则是一件可圈可点的好事。”北大社会学系王汉生教授说：“期待一年一册的《选编》成为精品，成为社会学成长发展的永远的一个窗口。”
       社会评价好，经济效益差，使得出版社犯难了。我不会客气，相反不断催促他们：“愿不愿继续干，快点给个答复。不成我就找其他出版社了。”我一向以为合作必是双赢，谁也委屈不得。山东社一咬牙，决定再试一年。这本书九月份应该能够问世。销售前途依然未卜。我的销售思路费神费力，实行起来也并非容易。以上便是我和同仁们合作为学生们编辑第四、第五本书——《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我们决心持续下去。
       我还教授了一门“消费研究”的课程。讲过三轮了。学生们的一些作业非常出色。可惜第三轮课程因我来北大太晚，选课时间已过，选课的同学太少。因而优秀文章总计起来数量稍稍嫌少。要再讲一轮课程，再凑一些作业，才能成册。质量一定不会逊色于《都市的角落》。这是后话。
       我为什么对编辑学生们的作品这样着迷?别人不解，我也犯嘀咕。年纪大了爱回想旧事。将旧事串联起来，渐渐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的路径。大学同学聚会时，有人还记得当年大家慷慨言志时我说过一句话：“能当上国家足球队或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我真的喜欢那份差使，不是那份荣誉，而是那种工作本身。我在东北农场学校中做过二年体育教师。我觉得带运动队是最刺激和过瘾的事情。我们学校很小，但是在团里的运动会上仍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我的学生获得过百米、跨栏、速滑冠军。我过去不会滑冰，学生速滑的技术比我好得多，但是仍然服服帖帖地听从我的指导，因为我会安排训练。比如一次训练课安排几次500米或1000米速滑，几次冰上起跑训练，以及地面上的力量训练。我要学生到农机厂借来铁杠子和铁轮子，蹲杠铃。一边一个轮子太轻，我告诉他们没效果。一边两个轮子太沉，站起不来。学生们觉得没办法。我说这还不简单，左边两个轮子，右边一个，肩膀靠近左边就大致平衡了，一边再站一个同学保驾。他们服了。一个不会滑冰的教练教出的学生获得了合江地区速滑第6名。
       反省起来，我所迷恋的两种工作——教练和编辑学生文集——中，贯穿着同一种内在的特征——压力、严格规则下的竞争、调教后生、运筹帷幄。我喜欢竞争，但是不能适应和不去参予规则不清晰的竞争。讨厌为了竞争获胜而拍马屁和拉关系，其一觉得那样的人格是可憎恶的，其二对我来说重要性决不逊色于其一，就是渴望真正的竞争，不正当的胜利将剥夺我获胜的喜悦，使我永远不能享受真正的胜利。
       我喜欢挑战和竞争。少年时代练习中长跑。50岁冬泳。今年开始对潜泳着迷，现在可以潜泳40米，准备拿下50米。后听老同学说，他的一个朋友最近潜泳身死，才准备放弃，因为我自知我拥有的意志足以自残，甚至逼近了自我毁灭的边界。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会不断感到，他的竞争的领地在无可奈何地缩小。随着年龄增长，他不能踢球了，不能赛跑了。指导学生去竞争，使他的兴趣得以转移和继续，并且竞争的频次大大高于年轻时亲自上阵。我们编辑的《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也带有挑战和竞争的味道。它为学生们搭建了竞争的平台，且提供了裁判。而文集本身也置身在同类作品中，参与着无形的竞争。
       行为的动机和社会意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们正统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社会意义，极大地忽略了作为当事者个人兴趣的动因。爱因斯坦从事相对论研究，陈景润从事歌德巴赫猜想，首先都是因为他们喜好，他们甚至不知道那结果将如何造福人类。当然他们知道科学同人类的福祉已结不解之缘。但是他们做那桩研究不是完全从利他出发的，他们自己从中获得了愉快。相反，如果完全从利他出发，个人并无兴趣，是决不可能在艰难的科学探索中有所发现的。因为当事者的兴趣是高度自我的，因为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愉快，在宣传中将他们的动机披挂上爱国主义或造福人类的冠冕其实是勉强的。另一方面，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的正当行为中越会有良好的“外部性”流溢到社会中。但是那“外部性”不是他的全部动机，有时甚至不是他的主要动机。
       我为学生编书的“外部性”应该不坏，可能会促进社会学的发展。但那不是我的全部动机。直接的动机是我喜欢做这事情。这种兴趣和偏好应该是一个好教师的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或许可以说，我天性就适合作教师。这么说是不是有大言不惭之嫌?不。我反省的本意，正是扔掉欺世的大言，平实地认识人的动机。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4》，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