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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一次，村邻劝我砍掉书房外的柳树。四年前，我到这温榆河附近的村庄里设置了书房。刚去时窗外一片杂草，刈草过程里，发现有一根筷子般粗、齐腰高、没什么枝叶的植物，帮忙的邻居说那是棵从柳絮发出来的柳树，以前只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行”的话。难道不靠扦插，真能从柳絮生出柳树吗?出于好奇，我把它留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它竟长得比人还高，而且蹿出的碧绿枝条上缀满二月春风剪出的嫩眉。那年春天我到镇上赶集，买回了一棵樱桃树苗，郑重地栽下，又查书，又向村友咨询。几乎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伺候它，到过年开春，它迟迟不出叶，把我急煞；后来终于出叶，却又开不出花；阳光稍足，它就卷叶；更有病虫害发生，单是为它买药、喷药，就赞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直到去年，它才终于开了一串白花，后来结出了一颗樱桃，为此我还写了《只结一颗樱桃》的文章，令它大出风头。今年它开花一片，结出的樱桃虽然小。倒也酸中带甜，分赠村友、带回城里全家品尝；又写了文章，它简直成了明星，到村中访我的客人必围绕观赏一番。但就在不经意之问，那株柳树到今年竟已高如“丈二和尚”，伸手量它腰围，快到三柞，树冠很大又并不如伞，形态憨莽，更增村邻劝我伐掉的理由。
       今天临窗重读安徒生童话《柳树下的梦》，音响里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沉郁风格的弦乐四重奏，读毕，望着那久被我视为赘物的柳树、樱桃等植物早已只剩枯枝，唯独它虽泛出黄色却眉目依旧，忽然感动得不行。安徒生的这篇童话讲的是两个丹麦农家的孩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常在老柳树下玩耍，但长大后，小伙子只是进城当了个修鞋匠人，姑娘却逐渐成为了一位歌剧明星，这既说不上社会不公，那姑娘也没有恶待昔日的玩伴。小伙子鼓足勇气向姑娘表白了久埋心底的爱情，姑娘含泪说：“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好妹妹——你可以相信我。不过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办不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在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频繁地发生着吗?人们到处生活，人们总是不免被时间、机遇分为“成功者”与“平庸者”、“失败者”，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道?安徒生平静地叙述着，那小伙子最后在歌剧院门外。看到那成为大明星的女子被戴星章的绅士扶上华美的马车。于是他放弃了四处云游的打工生活，冒着严寒奔回家乡，路上他露宿在一棵令他想起童年岁月的大柳树下，在那柳树下他梦见了所向往的东西、但也就冻死在了那柳树的臂弯里。我反复读着叶君健译出的这个句子：“这树像一个威严的老人，一个‘柳树爸爸’，它把它的困累了的儿子抱进怀里。”
       我也算一度“成功”吧?不过比从未成功过的人更惨痛的是，很多人的“成功”也就一度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成功新秀”往往对“过气”的“成功者”“老实地不客气”，几年前我还赴过一次“坛”上的饭局，席间一位正红紫的人士听到有人提到一位老同行，绝无恶意，很自然地说：“他还写个什么呀，别写啦，别写啦!”当时我虽面不改色。心中着实一痛，真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那也是后来我退出“坛”争，自甘边缘存在的原由之一。现在面对窗外的柳树，我再一次默默地坚定自己朴素的看法，那就是在世为人也有不谋成功的自由，平庸者和失败者也一样有为人的尊严，那位被如日中天的成功者敕令“别写啦”的老同行，当然有继续写作的天赋权利，写不出巨著无妨写小品：写不出轰动畅销的，写自得其乐的零碎文字也不错。记得那天报纸副刊末条是他一则散文诗。淡淡的情致，如积满蜡泪的残烛，令人分享到一缕东篱的菊香。
       中央电视台有《艺术人生》节目，每次请的佳宾都是名副其实的明星。其手法之一，是忽然请出明星昔日的同学、同事、邻居，大都是仍旧平庸的社会存在，他们或动情地忆及被明星坦言忘记的琐事进行颂赞，或举出明星宁愿被他人忘却的尴尬：主持人则居中将社会宠儿与社会庸常以情感的链条勾连。也就使一般受众在观赏中对成功、未成功的对立状况获得心理润滑。看得出有的明星在这些久违的人物出现的瞬间，多少有些冷然，然而一般在几分钟以后，就都被激活了心底尚存的淳朴情怀，那时荧屏上的声画往往会惹人眼热鼻酸。
       我会更好地伺候窗外的樱桃明星，我不会伐去那自生的陋柳，手持安徒生的童话，我目光更多地投向那株柳树。柳树的臂弯啊，这深秋的下午，你把我困累的心灵轻柔地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