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往往被称为“朋党”，在汉语中含有贬义。按照《说文解字》，“黨”字为“尚黑”。孔子就说过：“吾闻君子不党”，《
论语》中对此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
论语》·述而第七》)
据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考证，“党”与“社”是有区别的，大体上在朝为党，在野有社，朝野之间，相与互动。为免烦琐，本文只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社讲起。
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前者基本上是公开活动而相互间信守一定的秘密，后者则以地下活动为主，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中国农民的造反、黑社会的活动，多与后者有关。
知识分子结社形式，无论在朝在野，多属清流议政。远可追溯到东汉范滂、李膺、张俭等党人，史称“钩党”；其后历经唐代“清流”、宋代“元祜党人”等朝廷党争，到明末被称为“社党”的，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和张浦、张采等的复社。以宗教迷信为外衣的民间结社形式，自东汉张角创立“太平道”后络绎不绝，不胜枚举。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则是其最著名的例子：朱元璋尝为白莲教徒，清代林清、李文成起义及义和团暴动，皆有该教之血脉。
到了明末清初，汉族为反对异族的统治，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自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等大知识分子与民间势力结合“反清复明”起，逐渐形成洪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后来以官府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也逐渐认同了反清的宗旨。
萧一山先生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分析说：“白莲教起于元末，是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只有‘彼可取代’的用心；天地会起于清初，是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并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所以南方的天地会支流与北方的白莲教支流，在清代虽然一样的活动，而意义显然不同。最后天地会变成了革命党；白莲教则变成了义和团。”(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页)
关于洪门起源的掌故，据学者考证，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全家被清兵屠戮以及清初的伪“朱三太子”等故事有关。萧先生分析说：
明朝遗老看透了中国人的特性是不讲民族而讲家族的，是不讲国家而
讲君上的，是不讲后世而讲祖宗的，是不讲先民而讲宗派的。于是利用郑氏
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
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
史料》，第20页)
近代史上洪秀全的“拜上帝会”，首创知识分子利用外来宗教、经秘密结社发动农民起义的先例，但与天地会也不无关系；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与会党有密切联系；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利用会党的力量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是美国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执法者)，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陈其美是青帮大老，等等。
会党是国家秩序的破坏者，亦是民间正义的维护者，故有“王法管得到的地方我们不管，王法管不着的地方我们管”之说。除了民族革命(其实核心是种族革命)的一面之外，也从事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内部则实行家长统治，分为若干山头，类似封建家族中的各房，等级森严，层层论资排辈，产生各房各辈的掌门人；处于等级金字塔尖上的会党首领则如同族长，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其内部有严格的帮规家法，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且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其成员在社会上的不法行为往往受到包庇。
中国近世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但遭到黄兴的抵制。蒋介石本人是青帮分子，执掌政权后，继续会党政治作风，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统治，抵制民主宪政，更受到强烈的批评。而国民党内则公然结党营私，日见腐败。
支持中国反清革命的海外洪门，后来逐渐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晚年将致公堂改造为致公党，就是从会党向政党转化的案例。会党闻人如张澜、司徒美堂、朱学范等，也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完成了从会党领袖到民主人士的角色转换。
按照季特尔提出的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转引自《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页)
现代政党的功能是什么?根据M·瓦坦博格的阐述，主要有如下特点：(1)一致和忠诚的象征；(2)政治利益的表达和集约；(3)在选民中间和议会内部动员过半数的势力；(4)投票者的社会化和确保大众支持；(5)不满和反对意见的组织化；(6)补充政治领导人和获取政府职位；(7)使对抗和纠纷制度化、系统化及社会化；(8)克服地方主义和促进国家的利益；(9)实现政策目标；(10)使政府决定合法化；(11)促进政府的稳定。这些功能可以归纳为：①利益的集约功能；②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③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④政治的社会化功能。(转引自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当然，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现代政党，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壤中，始终没有给它以生存的空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因此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举国一致的抗战期间，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从史料上看，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是有合作的。至于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所容许的手段。
当时的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90％~1i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向往着“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快意，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会助长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而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需要经常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党史上一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当与会党政治的思想不无关系，是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
1949年以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军事上胜利的速度超过原先的预料，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从干部的思想上，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准备，这种欠缺主要表现为乌托邦主义及会党思想的影响。如何从一个造反的“武化集团”(毛泽东语)转化为治理国家的现代政党，成为对领导人的重大考验。国家政权的铁扫帚横扫了旧社会一切阴暗的角落，迅速取缔了烟、黄、赌、毒及一切帮会、行帮、会道门，一时弊绝风清，人人称道。会党对灰色地带的控制迅速被党组织和基层政权所取代。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决策不透明、宗派主义、家长作风、个人崇拜和残酷斗争等会党政治遗风，仍在对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造反”精神指导下的“红卫兵运动”等风靡全国的暴民政治，总是令人想起庚子年“奉旨灭洋”的义和团。
高度集权的前苏联解体后，中央政权的式微，令黑手党和经济寡头大行其道，在黑白两道之间如鱼得水，成为至今困扰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社会毒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也给腐败及其他丑恶现象提供了温床和发展空间。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共同祸害良民百姓；受到舆论监督和党纪国法查处时，则层层回护，相助匿非，犹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忠义。其实这也是会党政治的遗风在作祟，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会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主义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时，现已不再具有任何的进步性。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经济民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驱除会党政治的幽灵，消灭政治腐败的温床，确立廉洁、民主的现代政党政治，既是历史的潮流，又是现实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