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末，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高龄辞世，被媒体称为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家学”模式的终结。随着近年国宝级人物的相继凋零，此种论断虽难免让人扼腕，却早已是既成事实。而转过年《博览群书》2004年第4期所载的马斗全先生的《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则揭示出，在家学已成“广陵散从此绝矣”的今天，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尴尬的细节，个中滋味，更使对学术文化抱有热忱者为之气短。
不过在驻足感叹之余，如果我们不能对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原因与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更加有力的评价与判断。
以近而言，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对学术世家消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唯马首是瞻”的高度一体化意识形态之下，文化世家所承载的传统学术在相当程度上被与封建主义划上等号。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学者既然是腐朽阶级的代表，不是戴帽子，就是靠边站，常常只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极为有限的学术研究。而此种环境下，他们的子女后人如果不是急于“脱胎换骨”、“划清界线”，也难以有承继家学的可能。政治运动不断、人人自危的状态使学术文化的世家相传无异是痴人说梦。而时过境迁之后，当年学者的后人来重新整理先人的著述，自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所以马先生文章所举出的，俞平伯的后人读不通祖上的书，陈寅恪和吴宓之女整理的先父遗稿有较多错讹，也实在是大势之下的必然结果，情有可原。
不过这只是近因，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学术文化世家的衰微实际上早从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了。传统学术文化是学术文化世家传承的血脉，而近代以来的大势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衰落与西学、新学日益成为学术文化主流。虽然不同阶段，传统、西、新的所指会有不同，但以新为胜、以西为胜确实是潮流与风尚。在此种心态下，新一代的“世家子”在面对学术与职业选择时，相当多地转向了政治、科技、实业诸方面，而多样化的选择注定了世家学术文化的断裂。如果我们细细观之，由清末及民初，能将家学传承光大者实为少数，而中绝倒是普遍的现象。这种断裂使那些在家学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族女性也深有感触，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曾忆及当年单士厘将自己的诗稿交其收藏时说：“孙曾虽众，但无治国学者，后必散失。”(《受兹室诗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单士厘的儿子钱稻孙在今天可能被看作是兼通中西的翻译大家，而从小在日本学堂里长大的他，在母亲眼里已难承家学。
在一代代新的“世家子”中，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转向理工学科似乎有一定的典型性，早期的如夏曾佑之子夏元琛任北大理科学长(严复、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稍晚的如粱启超之子梁思成转攻建筑学，钱玄同之子钱三强以核物理为志业，与钱玄同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课的钱均夫之子钱学森学习空气动力学。由文史变为理工，虽然还可以目之为学术，但这新的学术已经不是家学传承所能容纳和延续的了。这种转变不单是新一代的选择，也反映了老一代的取向，父不以传家学为责，子自然亦不以承家学为志。钱玄同书赠儿子钱三强作为终生座右铭的“从牛到爱”(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四个字，既标示心态与潮流所向，也体现了知识重心的转移。
此种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知识传承机制与学术体制的巨大变化。中国前近代社会，在知识与学术传承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个人化、亲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袭化。这是家学发达及文化世家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其产生，陈寅恪认为，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页)这种家人父子之世业，以家庭为中心，以伦理亲情为纽带，以庭训与私学为载体长期传延。前面提到的钱仲联到了晚年仍然对小的时候就被父亲课以反复抄诵祖父著作(其祖父钱振伦为晚清进士、翁心存的女婿，也是钱玄同的伯父)的情景记忆犹新，幼时枯燥的抄诵于潜移默化中构划了他未来的知识与学术取向。不过这种家学传统到了晚清受到直接挑战，随着清末科举体制的废除，新教育体系的引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承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场景。陈寅恪所说的世家学术形成的情况完全发生了反转。在知识传承上，由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化教育向以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转换。在知识结构上，由一体化知识向学科化知识转化，知识分类与社会的职业分工都越来越细化。在学术机制上，由相对松散与个人化的状态转变为以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大学为中心)为基本运行空间。这些巨大的转变从社会与制度层面上完全打破了家学传承的内外环境，从体制上说，学术文化家族的传承在民国初年就已经被完全打破了。当出生于清末民初，最后一代在家庭与私塾内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物的生命划过一个世纪而消散，在又一个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学术文化家族的最终消逝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由以上几点观之，学术文化家族的消逝是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与知识体制的巨大变迁相伴随的，在这个过程之后，家学的终结已经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事实。所以，马斗全先生在文章中所倡言的“创造学术世家后人能继承其家学的条件，使学术世家这一现象得以延续下去”的主张固然可爱，却是不可信，且不可行的。至于有的作者进一步提出的“应当允许有杰出成就的人文学科专家招收和培养子女做自己的研究生以继承父业”(耿法：《学术文化世家为何消逝》，《文汇读书周报》2004．5．18)的建议则更是没有搔到痒处。对于学术文化家族的消逝，悲则悲矣，惜则惜矣，然而所谓势比人强，在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承体制完全转换的情况之下，若想通过再造学术世家来为中国学术文化做出多大的贡献，则只能是一厢情愿。
当然，传延千年的学术文化世家绝不会也不应当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处轻易地翻过去。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世家传统中的不少资源恰可以成为今天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诸多异化现象的解毒剂。比如陈寅恪曾论士族的特征为“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厚高见重于人。”(《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此论揭示出了学术文化世家之为学术，常常能够超越具体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种贵族式的自由精神，而这恰是现代学术体制所缺乏的。在学术职业化的制度之下，学术与现实的功名利益往往关联紧密，此种联系经常使学术在各种场合成为政治、经济权力的俘虏。基于此，知识分子能够保持对功利的相对超越，拥有“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2页)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而外，日益刚性的学科制度化、学术评价体制的标准化等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均能够在学术文化世家传统中得到观照。
这些问题，学术文化家族传统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应对策略，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保持足够的警惕。使文化学术界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口号下不断前行的同时，也能环顾左右乃至驻足回首身后的脚印，始终保持批判的精神与反思的品格。若果能如此，则学术文化世家虽逝，而其精神适足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