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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6月是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诞辰百周年，为配合纪念活动，我将花费26年心血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从1949年到1995年各界的纪念文章，还辑入先父部分生前著作。文集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来信鼓励。
       但是，湖南的朱正在看到《张西曼纪念文集》后，从1996年开始在《人民政协报》点名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我当即予以驳斥。1998年以来，朱正又连续发表了《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等多篇文章，对先父的人格大加讽刺挖苦，山西的马斗全等人也跟着附和。
       2002年1月，我的一位老友向我介绍蓝英年先生，说他曾为我主持公道。然而，2002年7月6日香港《大公报》上有一篇专门指责我的文章《谁歪曲历史》，作者的署名竟然就是“蓝英年”。(此文后来又发表在《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
       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谈的是1945年的事，而蓝英年先生文中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我在该文中主要驳斥的是马斗全，而蓝先生则是在为朱正辩护，文章貌似有理，却经不起认真推敲。我发觉，好几处一年前我已经批驳过的朱正违背历史真实写错了的观点，竟然又被蓝英年先生照抄不误地引用过来。看来我也很有必要与蓝先生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一、关于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蓝英年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指责我的文章中有关《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
       我认为蓝先生的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我在2001年《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时，不但说明了先父张西曼教授的态度，而且全面驳斥了朱正的观点，更说明先父的观点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在文中我也早已讲明了《苏日中立条约》的主要内容和我的看法，只不过蓝英年先生没有看到。
       一年前我就公开发表文章讲清楚了的问题，何须蓝先生“不得不”替我“讲清楚”呢?更何况蓝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解释的，又怎么可能“讲清楚”我的观点呢?以下是我在2001年8月《中国经济时报》连载发表的《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的片断，看看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朱正在文章中只引用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及救国会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但缺乏历史远见的抗议声明，但却不敢引用以下材料：在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日条约之签定，“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等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4月16日，中共中央就《苏日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参看《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699-702页)。事实证明，苏联在战胜德寇三个月以后，就应同盟国要求，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派出百万红军挥戈东向，敲响了日本法西斯最后灭亡的丧钟。斯大林一生中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是他领导的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疑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苏日中立条约》是1945年4月5日被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的；中国的东北最后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伪“满洲国”最终是被苏联红军推翻的；“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是被苏军俘虏以后引渡给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史研究部刘庭华研究员告诉我，苏联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东北提供了很多帮助。事实充分证明先父张西曼对苏联问题的观点很多都是正确的。今天看来，我们对1941年苏联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迫不得已签定《苏日中立条约》的行动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由于历史的局限，先父的个别观点也 难免会有所失误，但我相信一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张西曼教授今天倘若在世，是一定会及时加以纠正的。
       二、所谓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抗议《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蓝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特别点到救国会几位领袖对《苏日中立条约》的批评态度，他说：“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了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
       我认为蓝先生这里说的也不符合事实，我手头恰好有一本沈人骅先生赠送给我的《沈钧儒年谱》，请看236页有关《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
       1941年
       ……
       4月19日王造时提出一纸声明，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反对。先生基
       于单纯爱国主义思想，亦签了名。周恩来得悉后，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该声明
       在客观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告知先生；萨空了和李公朴亦同访先生和沙千
       里，提出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有不妥之处，不利于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先生听
       后，认为意见很对，当即表示撤销签名。事后，还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
       再请看《沈钧儒纪念集》一书中钱俊瑞同志的回忆文章《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中记载的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沈钧儒的态度的转变：
       沈衡老能非常虚心地接受党对他的某些批评。当1941年4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讲清楚，对他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沈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做一番宣传。”从钱俊瑞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知道，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是至今有的人宣扬的所谓“罪恶的交易”，而是“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而被迫施行的缓兵之计。不论是从救国会成员钱俊瑞记述的沈钧儒先生本人承认自己“一时糊涂，错了”，还是沈钧儒后代记载的“当即表示撤销签名。事后，还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的行动，都可以看出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李公朴、萨空了等在周恩来的提醒下，已经觉悟到声明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及时采取行动，“当即表示撤销”了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上的签名。而这个连沈钧儒本人都后悔不迭的行动却被朱正扭曲成为打击张西曼教授的炮弹。我一年前就在《中国经济时报》批驳过的朱正的错误观点，竟被蓝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再次全盘引用。
       事实说明，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观点与先父张西曼教授的观点是相同的，而沈钧儒先生及李公朴、萨空了等人更是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单纯。 爱国主义思想”，立即纠正错误，这怎么是先父张西曼的观点“与众不同”呢?
       由于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局限，先父对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判断也会有所失误，本来是不应苛求于前人、过分追究旁观者的责任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未必是永远正确的。
       三、1945年8月北平等地发生过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游行吗?
       《不能歪曲历史》这篇文章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搜集、查阅了1945年8月的各种报刊资料和有关军事专著后才写出的，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李嘉谷、陈春华等众多研究员和社会各界朋友的首肯。而且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为了对读者负责，专门派人核对1945年的报纸，查实了我文中所谈的内容，这段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捏造的。
       蓝先生并不清楚我驳斥马斗全的究竟是什么观点，更不能说明我列举的大量事实揭穿马斗全歪曲历史的言论哪一点不符合事实，却错误地将1946年2月 24日爆发的东北旅平学生联合请愿团要求苏军撤兵及调查国民党接收人员死难事举行的反苏反共大游行前移半年，说什么当1945年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后“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请问蓝先生是根据什么材料写下这段话的呢?
       我认为蓝先生这段话不符合事实：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8月 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连日中国民众鞭炮声不断，重庆、延安等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欢呼日本投降的庆祝游行，举国欢庆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感激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出兵打败日本关东军，请问谁会在这个时候“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呢?更何况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把这个条约定性为“不平等条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当时的北平还在日寇的统治下呢!
       蓝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说到：“不平等条约”这个提法还是苏联人米高扬自己在1949年2月到中国西柏坡访问时对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来的。倘蓝先生拿不出“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这段话的史实根据，那么请问：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四、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宋子文授意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人到莫斯科谈判签订的。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当时的社会舆论反应如何，事实胜于雄辩。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7日以“加强中苏友好巩固远东和平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全文，副标题是“共同抵抗侵略军事相互合作防止日寇再起战后经济互助”，同日发表社论《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社论说：“中国人民，求着这样一个条约的缔结，心情实在是太急迫，期待 的时日实在是太长久了。这个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条约解决了中苏两国间的许多悬案，巩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奠定了远东的和平基石，粉碎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法西斯余孽的反苏反共阴谋……”
       那么社会各界领袖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是什么态度呢?
       9月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会长孙科主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等苏联友人数十人与会。党政当局官员冯玉祥、吴铁城、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鼎昌、朱家骅、吴国桢等，及社会各界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左舜生、张申府、张西曼、王昆仑、阳翰笙、宋庆龄、史良等均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约出席。(《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289页)
       我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李玉贞、李嘉谷、陈春华等研究员，他们都告诉我，当时社会上是一片赞扬之声，也就是说反映了当时最绝大多数人的看法。2002年8月23日我又查阅了当时的报刊，看到当时的社论也毫无例外地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示了支持，如1945年8月的《大公报》。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制日本再度侵略。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同盟期间为三十年。这是一个以日本为对象的同盟条约。中苏两国缔约，而以日本为对象，在地理上是属于远东区域的。这一个条约，决定了今后三十年的远东大势，所以其意义异常重大。再请看1945年8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远东和平的基石中苏友好与同盟条约》
       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苏新约，在东方法西斯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签订了。在全世界人民热狂地庆祝着太平洋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时候， 签定这个协定，它的意义是重大的。苏联参加反日战争加速和保证了远东反 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苏联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远东战后的 普遍而持久的和平。中国人民一直珍重着伟大盟邦苏联对我们的友谊与援 助，这个条约的缔定必然的会进一步的强化中苏两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更 进一步地保证中苏两国，乃至整个远东，北自鄂霍次克海，南至中南半岛的 和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都已经“达成了圆满协定”，这就意味着整个远东的安全与和平，已经获得了两大国家的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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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远东战后的最牢固的基础，保证了远东战后的最有效的和平，因之我们相信这一条约必然的也就是制止国际国内 一切反民主逆流的最有力的工具。现在让我们看看《世界知识大辞典》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介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共8条。主要内容：双方在对日本作战中相互给予一切必要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双方在对日本作战停战后，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在双方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进行友好合作；双方相互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双方互换的照会规定，此约失效。我认为，今天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应该从大局上全面地看待，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研究员和栾景河博士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文中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至于签订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直接成果是加快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胜利进程，提前结束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怎样评价这个条约，都丝毫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同时，还必须提到，在中华民族危亡最深重的抗日战争期间，正是苏联第一个慷慨地支援了中国”。
       至于谈到外蒙古问题，我认为蓝英年先生说的也不符合事实。详情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研究员在《试析二战后中苏同盟关系的转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的论述。
       五、关于苏联出兵对帮助中国战胜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1945年8月8日夜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对日宣战，当时的苏蒙联军的兵力，请看《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记载：
       为实行统一的指挥，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其中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
       而我们中国，由于八年抗战，损失惨重，百业凋零，无论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都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达到如此高超的打击能力。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专家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远东战役的重大意义的：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 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起的远东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盟国对日作战时间。可以说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与这些军事专家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在1945年就获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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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先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丁群文章中谈到刘顺元同志与苏联红军在旅顺的不愉快的经历，我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并不能因此抹煞苏联红军在解放东北全境、推翻满洲国、打败日本关东军、促使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功勋。至于蓝先生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没有道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彭训厚研究员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613~615页中记载了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时与日军的兵力对比情况和解放东北时取得的巨大功绩：
       苏军出兵东北的行动被称为远东战役， 当时苏军与日军的兵力是1．6比1(我觉得似乎应该说是1．7比1)，苏军投入兵力174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等总兵力共约100万，从8月8日宣战，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其中歼灭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约8．3万军人被击毙， 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人，苏军伤亡3．2万人。被苏军缴械俘虏的有：日军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2个航空旅、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伪满军11个步兵旅，伪蒙军2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各兵种和特种兵的许多兵团和部队。
       苏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了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600辆坦克、861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1．8万匹马、679座仓库及其他许多战斗技术装备和军用物资。远东第二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俘获日军松花江上的全部舰艇。 1945年8月10日《新华日报》社论《迎亚洲的黎明》中说：
       “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战争伤亡，并协助世界和平的迅速恢复”，苏联向日寇宣战了。八月九日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战八年来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听到英勇无敌的苏联红军进攻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边境的时候，我们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兴奋。红星照耀到太平洋上，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响了，中苏两大民族能在最后打败远东法西斯的战场上比肩作战，我们感到无边的喜悦，无上的光荣。
        　在中国人民心里：苏联的对日宣战早已经是深信不疑的事实……中国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中国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开始抗战那时候苏联 和我们订立的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八年来苏联对我们 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只有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才能在最危 难的时候维持两大民族的“道义之交”，也只有真真以中国人民大众的利害 为前提的苏联外交政策，才能如日月经天，愈久而愈表现它的光辉灿烂…… 六、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对中共和人民军队给予的大力支持 薛衔天研究员在另一篇《试析二战后中苏同盟关系的转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谈到：
       ……东北苏军当局并没有阻止中共和人民军队进入东北，相反，将他们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几乎全部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苏军当局通过随同自己一起进入东北的抗日民主联军在东北各地建立了包括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牡丹江等大城市在内的大小57个战略据点……
       中共东北解放区根据地正是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驻旅大地区苏军当局将其军事管辖区(含旅顺口、大连市和金县等地区)行政管理权交给了中共旅大地委，并协助旅大地委建立起旅大地区民主政权。中共领导当地人民恢复军工和民用生产，培训军政人才，将大批武器装备、医药和被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北和华东前线，使旅大地区成为东北和华东两大战场的后方战略基地。
       薛衔天研究员还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大局势：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美国政府在进行国共调处之初就偏袒蒋介石一方，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则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形成了美国出钱、出枪，由蒋介石打内战的局面。而蒋介石更是挟美国以自重，不断掀起反苏高潮，一步一步地投人美国的怀抱，率先实行外交对美“一边倒”的政策(请注意，战后中国外交曾两次“一边倒”，不是一次“一边倒”，而且是先有国民党政府对美“一边倒”，才有后来的中共对苏“一边倒”)。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就在进行全面内战的高潮期间，擅自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该约集十九世纪以来，除领事裁判权之外的美国对华要求之大成：中国全部国土一律向美国开放，美国公民、团体、法人可在中国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金融、科教、宗教及慈善事业，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享有中国公民、团体、法人同样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内地行销，税收与中国商品同等待遇；美国商船有开往中国任何开放口岸的自由。围绕该约，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和密约，保障美国在华享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排他性地位。国民党政府实行对美“一边倒”政策极大地恶 化了对苏关系。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接受旅大地区的行政权，被苏方拒绝。这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已是有名无实了。
       随着国民党对美“一边倒”和中共在内战中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一步步地加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原本对中共是不利因素，而变成了有利因素。其主要表现在对中共东北战略根据地和辽沈战役的全面支持上。
       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求，苏联政府于1948年5月17日向东北派出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该铁路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和组织了铁路修复工作，共修复了 1350公里的铁路，跎座大中型桥梁，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迅速转移和集中’’到长春、义县和锦州。在以上地区获得解放后，解放军“沿着已修复的铁路，完成了向新立屯——沈阳和梅河口等地区的转移”。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
       苏联派出的铁路专家组无偿地修复了中长铁路，帮助中共打赢了辽沈战役。当时的中长铁路已转化为促进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到来的重要手段和联系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这就是说，与大连协定、旅顺口协定一样，关于中长铁路之协定也给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带来重大利益……
       1949年6~8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正式向斯大林提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打算重新审查国民党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每一个条约和协定。但我们遵循以下原则：凡对中国人民、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有利的所有条约，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准备承认并继续执行”。
       至于说1950年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则最终决定把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全部归还给新中国。1949年，苏联在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援建中国的141个重大建设项目，以后又增加了18个项目，共159个。这更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请问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呢?
       我在批驳马斗全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最后所写的一段话是：“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随意玷污别人的名誉，那样做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而被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所不齿。真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人的名誉负责、也对自己的作品和名声负责的作者是会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的，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的写作态度。” 我愿以此与蓝英年先生及一切关注此问题的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