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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经甚嚣尘上的“后学”让位给新儒家，一时间“致良知”之说蔚为风尚，新儒家代替新左派，成为国内最垣赫的校园思潮。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蒋子(庆)推出他的巨著《公羊学引论》，明确提出：新儒家不过是儒学的歧途，政治哲学才是儒学的本质，公羊春秋才是儒学的玄门正宗，实具强烈的反潮流倾向。然而，蒋子的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并未让一般关注儒学的读者“若受电然”，如清末读书人之初受龚定庵。在这个学者们甘愿躲在象牙塔中玄思的年代，新儒家学说所具有的体系自足性和概念的游戏意味更能吸引为了单纯的求知欲而做学问的人们。现在，蒋子出其绪余，再著《政治儒学》一部，意在探讨“当代儒家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其反响依然平平，这不能不使 人发出“今世何世也”的喟叹。同《公羊学引论》满足于体系的架构以及理论的内在完善迥异，《政治儒学》企图开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经世济用之学，它本应比《公羊学引论》获得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公羊学引论》。这是为什么?作为本书的读者，我在初读此著开头几章时激动万分，而读完卒章后，却觉得兴味索然，这又是为什么?
       先来解答第一个为什么。按儒学本为内圣外王之学，此点毋庸置疑。蒋子的这部弘著，也正是从论证新儒家不能开出新外王人手，以向读者郑重介绍儒学的玄门正宗——政治儒学的。然而蒋子或许是太沉迷于理论了，全然忘却“世事通明”对于一位政治哲学家是多么地重要。蒋子只顾着体验理论创设所带来的快感，却完全记不得这样一件事：理论总要同政治势力相结合才可能产生作用，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寻找到任何政治势力作为其基础，这种理论就只能是纸上楼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之前，不会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儒学在传统上是应帝王之学，而如今朝市之学是为与时俱进之学，国家并不需要通天彻地的创教者，它只需要张居正那样的实干家。蒋子对此当何以自处?蒋子又认为，新儒家以民主为目标的“新外王”是错误的，其理由是民主只是西方的标准，并非全球的标准，民主并不能与中国的传统水乳交融、阴阳燮理。考虑到蒋子曾参与翻译埃德蒙，伯克的《自由与传统》，他的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但蒋子对于新儒家的“同情之理解”还很不够。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民主思想既已深人人心，“应帝王”已经为俗儒所不耻，自梁启超以还，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希图从事的事业是“新民”，是通过启蒙下愚、争取大众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新儒家把民主当作新外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学理背景，另一方面却也是迫于无奈。毕竟很少有人敢像托克维尔一样公然蔑视民众的。蒋子的主张，上不能影响庙堂，下不能波及江湖，其地位之尴尬，是可以想见的了。
       然而这还不是蒋子理论体系中最致命的弱点。我在读竟蒋子的这部弘著之后，发现蒋子对儒学最根本的缺失在于，它太自立门限了，以至于完全沉浸在对新儒家的道德傲慢当中不能自拔。蒋子既以儒家是政治哲学，而非心性之学，则必对心性之学不无排斥。蒋子以为，孔子而后，派生出荀子齐学与思孟之学，思孟的心性之学后来影响扩大，以荀子为代表的政治化的齐学乃反隐而不彰。殊不知孔子遗教本仅一端，初无二派，孔子学说的本质在于依人心以立则，齐学仅重立则，思孟徒讲正心诚意，均非孑L子本意。孔子既见有君子，有小人，人之心性殊别，遂制礼以立则，他所要建立的是礼乐各得其正的社会，这一理想国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君子不失位，而小人不得其位。惟有朝着这个方面努力，方是孔子的真精神，否则便是执于一，而非用于中，都不能免于偏颇。
       “复古更化”是蒋子《政治儒学》一书宗旨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蒋子之论证儒 学应成为未来中国的指导性学说，乃是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蒋子认为民主是西方的、而非人类的，这一文化本位的立场也存在问题。事实上，民主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任何民族一旦充分市场化，也就必然充分民主化，民主从来不需要人们去争取，通常需要人们流血斗争以得到的是自由，而非民主。蒋子于此，亦不免有所蔽。民主社会确有极大弊端，然此弊端非如蒋子所云，是在于它和中国传统的圆凿方枘，却是在于，最普遍的民主往往带来的是精英阶层自由的缩减，以及诸多不合理的现象。近读经济学家薛兆丰文，他认为市场原则高于一切，因此那些“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的“暴富的明星”比“考古学博士、红楼梦专家”收入高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市场对前者更有需求嘛。这是民主弊端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社会之所以得以维系，除了靠自由的原则，还应该有正义的原则。民主社会往往以为平等即正义，但平等并不能保护一个社会最可宝贵的精神力量不受戕害。好了，现在既然明星的收入要比教授高得多，谁还会尊重那些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提升的力量呢?这是以平等学说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弊端。只有儒家才可以解决这个弊端。倘若这个社会是以儒家学说为标准，那么政府就会规定演艺行业为贱业，你收入再多，也不能获得和教授一样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礼”的制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始终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我所指的儒家可以救民主之弊即在于此。
       夫近百年来儒学之所以屡遭批判，正因为民主是以平等为价值观的社会制度，而儒家的本质，如上所说，却在确定一种“唯上智下愚不移”的等级制。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为孔子辩护，认为这是宋儒断错了句，应该是“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其实世界上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是在依照“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原则运作的呢?随着平等观的日渐深入，民主社会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儒家学说也愈加彰显出它的伟大意义。蒋子惜未从此处着力。
       又蒋子对于儒学，常游移在儒学与儒教之间，故每以儒学与西方宗教相类比。这也是对儒学的极大曲解。比如蒋子认为当今社会婚姻关系过于脆弱，需要用儒学重建婚姻的神圣性。在这个问题上蒋子远不如他的先驱康子。康子的《大同书》里早就指出婚姻是违背人性的，男女生活在一起超过两年，互相之间通常就只有相互折磨的份了。在这些问题上，还是与时俱进的好。事实上，在孔子看 来，世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莫过于乱朱夺紫，也就是小人窃居高位，君子位沉下僚，如果说儒学应当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也应该是等级制而非其他。
       蒋子既以公羊经师自命，则又侈言大一统。实则大一统为汉代公羊经师所增，非孔子本意。在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向往的时代如先秦、魏晋，都不是大一统，而大一统的时代，往往是知识分子过得最不像人的时代。
       不管怎样，蒋子在该著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道德使命感还是让人久久难忘。然而，在这个不需要创教者的除魅时代，蒋子真的能实现他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吗?蒋子是孤独的，蒋子的孤独不仅在于他对公羊经的阐发在今时已成绝学，更在于，他太钟爱公羊经了，以至于自设门限，未能自广。与蒋子同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任何漠视个人自由的学说都不可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蒋子却是如此地特立独行。
       江湖寥落尔安归?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蒋庆著，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3年5月版，2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