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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思想史研究这类带有自我追问性质的公共话题——的活跃与进步，固然取决于大时代人文生态的清明与通达，但也和小环境的营造与熏沐、和身边同人的相互砥砺与激荡分不开。如果说纯学术尚可以在书斋里孤独的考索中推进，那么思想的萌芽却更需要公共空间里的交流来催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人或准同人性群体，往往是酝酿思想的温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蔚为风气的知识分子研究和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山西学者同人的群体性成果，是一个值得读书界关注的现象。这其中，最长者是年过七旬的高增德先生。早在八十年代他主持《晋阳学刊》时，就别具特色地开辟“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开现代学术史研究与现代学者自传整理之先声；而后又在这沉潜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纂出十卷本《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续编同名大辞典、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总字数逾千万字，成就了一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嘉惠学林、沾溉后学的大工程。(记得前年《中华读书报》以一则题为《谁来抢救这三百万字》的消息，呼吁出版尘封在高先生书柜中的另外数百名学者自述材料，最终使得这项因经济效益而为出版界一度冷落的工程得以再次推进。)这种坚持与努力，与今天许多沦为职称论文地盘的社科刊物相比，一眼可看出追求境界之高下分别。可以想象，这种注重现代学术档案积累的做法与长者之风对同人们研究生涯的影响与意义，不仅在于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持，更在于其确立了一种纯正的学术规范与人格风范——在一座学术思想资源相对稀缺的普通省会城市里，这一点尤其重要。与高先生重在学术 档案、史料积累稍有不同，与他声气相通的年轻同人则更重在思想的掘进，体现出思想的活力。丁东，一直是学界与出版界的活跃人物，近年对当代民间思想问题情有独钟，作为一位出色的学术“二传手”，编辑出版了顾准、遇罗克、王申酉、孙越生等诸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文字。谢泳，则以“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杂志(《观察》)、一所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心一步一步地推进其个案研究，其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资源和人格遗产的梳理尤为学界所叹服。智效民，近年对胡适、陶孟和等民国人物时有研究心得。除此之外，在笔者狭窄的阅读中，看到常常就类似问题发表看法的山西学人至少还有李国涛、马斗全、韩石山、邢小群、赵诚、祝大同、阎晶明几位。颇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尽管多栖身于社科院与作协系统，但都不大喜作高头讲章，不撰写四平八稳的所谓“学术论文”，而钟情于更为随意洒脱的学术随笔，文章也多发表于《书屋》《老照片》《东方文化》《博览群书》等不能供评职称之用的非“学术刊物”、非“核心刊物”上。当前些年知识界在“北京后，上海新，南京旧”的浮躁中折腾不休时，自处边缘的他们却不温不火地埋头梳理着一些近现代史上的旧人旧事，文字极少时尚、花哨之气，更不玩理论的“深沉”，也不太在意是否与以西学为准绳的规范化、形式化相“接轨”，而只是在傅斯年式的史料主张、实证方法与平和的叙述中用心地咀嚼着有意味的史实，一点一点地展示着其思考的深度。谢泳曾说自己“只是业余时间凭兴趣做研究，是真正的野狐禅”。而高增德先生则谦逊地说自己“学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进人学界的时间不仅很晚，而且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属业余爱好，并无师承可言，完全处于一种自我感觉、自我摸索之中”。在这种不太“专业”的定位中，却体现着一种在学术体制化、功利化倾向积重难返的情境中日益难得的学术“业余精神”。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早年多有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但后来却集体转向更为广泛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相对苍白的当代文学研究似乎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思想言说。从这种个人兴趣的游离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当代学术思想风习转移之一斑。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相对集中于一些旧人旧事(如谢泳所说，“想来想去还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过去的事情总能唤起另一种情感。”)，举凡如梳理中国的近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制度；审视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探索现代史的写法，等等。与诸多思想激进者常常持有的批判姿态迥异，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抱着当代学人的温情与敬意，向历史深处“逝去的年代”“招魂”，习惯于温和地聊着一些“学人今昔”的话题。但在这种温和与平易背后，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思想震撼力度。我们不好断言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但如果凭着一个局外人的阅读感受，至少可以说因其相对较为集中的主题、相近的文风、相通的人文追求与价值取向，而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具有同人或准同人性的学术群体。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山西这几位默默耕耘者的沉潜与努力，格外值得学界学习与敬重。
       在最近出版的《思想操练——人文对话录》一书中，我们可以更为集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同人群体的学术追求与思想特色。这是一册由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参与的十次专题对话的口述实录。十次对话依次是“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这些话题，我们大多在对话者的个人著述中阅读过，有的甚至引发过读书界不小的议论。但这种相互启思的对话，却相对更多地保留了个人文本所没有的原生态，读者可以在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中看出思维延展的过程，看出思想碰撞与沟通的轨迹，因而更有其可读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喜欢“看热闹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代人文社科界的消息，如关于一些日记等文献的出版情况，“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们的命运波折，九十年代以来由重要学人与思潮交织的“学界地图”，等等。再进一步说，则可以读到一些精彩的思想交锋。五位对话者，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和六十年代生人，但年龄跨度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思想共鸣。在这种共鸣中，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如对日记文体的关注，他们将学人日记上升到“另一种学术史”的认识高度，认为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日记意识”，即学会将同一时期与相关人物的日记加以比较性阅读，以最大限度地厘清当时的历史本相。按谢泳的概括性表述，就是“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档案”。这种学术方法，与高先生很早就重视学者自述史料整理、丁东近年注重打捞民间思想与口述史料(去年他开始主持《口述历史》丛刊)、邢小群对知名右派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在对话中对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徐友渔《蓦然回首》等口述史学著述的高度评价，都是有其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对历史第一手文献、私人文本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既往的近现代史研究普遍忽略细节、感性的不满，对突破既定的框框、回到真实的历史情 境中弄清史实并最终写出真实历史的渴望。更多的共鸣，则是具体的思想内容、观点上的。如对近现代史上反帝与反专制这对核心关系的梳理，智效民与谢泳从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之关系切人，做出了精当的言说。这些看法从思想史的线索来说，无疑是胡适所一再提倡“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你想要有利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一“易卜生主义”和斯铎曼“白血轮精神”的“接着说”，或者说再一次强调与叙述。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是否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曾经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停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上述几位山西学人有着接近的判断。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选推荐不拘政治成见而能做到兼收并蓄，是他们常常引以为证的重要事例。对四十年代蒋介石邀请胡适人闱及大批学者组成“好人政府”一段历史，史家一持负面评价较多。而高增德先生则认为“对此要先有了解之同情，不能因为对于蒋介石固有的评价，就先人为主，以为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虚假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智效民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也更理性：“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假的。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一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一波三折，在天地玄黄间终归中绝，而至九十年代又稍为浮出水面。对话者们对这一过程及其间的历史得失进行了梳理。重新发现哈耶克，接续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张慰慈、社会学家陶孟和以及包括李宗恩、黄万里、任鸿隽等在内的“科学家集团”的精神传统，寻找遇罗克、孙越生、王申酉、陆兰秀等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学术思想史上失踪者”，重新审视失去的学统与道统之关系，等等话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言说的。对以清华学人、新月文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话者们大多抱着一种敬意与认同，甚至不乏一种偏爱。在对胡适、王瑶、冯友兰、钱钟书、董时进、黄万里等人的评说中，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旧年人物的人格风采之独特与精神资源之丰厚。在这种史实梳理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话者们对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呵护，一种追怀，和基于自身判断而油然生出的一种历史温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引钱穆先生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是以欧美现代学术主流为参照的标准。可惜旋即为战争所毁。张东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中国虽然受西方文化影响不足五十年，但在思想文化界却养成了一种“自由胸怀的陶养”，也就是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这种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是植了一些根基的。山西同人基本赞同钱、张的判断，这是他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基本评价。 但对话者并不满足于停留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怀着一种问题意识将求索推进一步。在“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对话中，他们分析说，当年这种学人群体与人文气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习自由等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增加效率。”而在人文教育缺失、博士教育异化、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的今天，“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只给学生灌输非人文新知识，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了‘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会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智效民)。至于现代文化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都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还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己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己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谢泳)。这些看似平常的思考之言，流露出对话者内心对历史的敬意。
       山西同人对历史的评判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温情，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人常见的怀旧，而是缘于他们所持的一种普通评价标准，以平常心看历史。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对话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常常提及与强调的“常识”二字。他们很少引用或新潮或惯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观点，而更多地希望在常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在常识的层面上来立论。智效民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时说：“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关于重写近现代史，谢泳主张“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他们评说胡适一代的气质和风度，多是从平常的言谈来感受。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增德先生说：“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从许多历史事实看，它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就
       比强制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赵诚说：“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有时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记得谢泳在其他文章里也曾多次重申，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思想，它只是一种常识；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这些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知识界对“常识”的重申。被山西学人高度评价的思想家王小波的智性文字——就像他屡屡说的“常识告诉我”——说穿了只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在用良知普及一些公认的现代常识而已。《南方周末》的记者问“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处?”葛兆光教授回答：“人文学科说起来就是让人适应常情，理解常理，具备常识，现在的时新说法叫‘素质教育’。素质说来很玄，其实一个人的素质是在种种日常生活和常识上表现的。”另一位山西学人韩石山，一向文风嬉笑怒骂，但在《回到常情常理》一文中他却难得地表现出一份深沉，他说，要是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有什么感慨的话，就是希望回到常情常理。回想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他们对传统中国的启蒙之旅时，也多是从常识人手的。常识是他们那一代人判别事物合理性的标准。早在1901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普通学报》，“普通学”这一当时的流行词语，就是常识的意思。梁启超常以“常识”相号召。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追记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的初衷即是“稍从灌输常识人手”。1910年，梁创办《国风报》旬刊，《申报》登出发刊广告说：“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1911年，张元济为“以普通政治常识灌输国民”，与沈钧儒、高梦旦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办了《法政杂志》，“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至于胡适，更是一个极其重视常识的智者。留学归国以后，办学者向他请教，他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甚么，须先问这块地方最需要的甚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归国杂感》)至于方法论，他说“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这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处，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1926年前后他给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万有文库》丛书，首一种的名字就叫《常识丛书》。他希望以一两万字的规模，以浅切的白话文、活泼有趣之文风，介绍“日本”、“银行”、“盐”、“法庭”等“常识”。至于在《新青年》群体中，更常常痛陈缺乏常识乃是国民之大患。可以说，在深怀启蒙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中，对常识理性的尊崇，是他们与旧传统相区别的根本特质。说起来令人感慨，在刚刚过去的问题杂出的二十世纪里，知识分子摸索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大精力，也开出了不少的药方，但更为核 心与直接的，是平实地回到“常识”这个基本的原点上来，认识到从细微小处而不是从文化大词做起、在根部留下建设性起点的重要意义，而不是追求高调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进步。有意思的是，与山西同人对常识的重视相表里，也反映在他们对平易的表达方式的追求中。他们在对话中屡次说到，学术著述的文风，其实是一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体现。现代学者中不乏留学域外者，但回到中国来，做研究时不仅重视本土化问题，写文章也以明白、简洁、清通为标准，他们知道文章是给人看的。“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说得好。”(赵诚)记得谢泳在《书生私见》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写得明白晓畅，有一点议论，有一点激情，还有一点人和事。”这让人想到唐弢先生对书话品格的定义。学界对谢泳、高增德等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诸多看法或许有不认同者，但对他们平易的文风与态度，则大多是赞许的。
       对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问学方式，也是当下一种常见甚至是泛滥的方式。与当下诸多出于媒体强拉硬配的炒作性对话不同，同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更能引导出一种深度，更有利于思想操练——《思想操练》虽然没有放开来谈，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对话者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记得丁、高、谢三人此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和友人对话》，但好像未引起读书界足够的注意。高先生在《鸿儒遍天涯》一书序言中说自己“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常在一起碰撞切磋，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想来这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人来说，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山西同人能够在相关问题上成一定气候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于，对话更能够表达同人群体一种超越专业囿限而走向公共空间的态度与立场，更能看出他们参与公共空间的努力与自觉。相对于仅在专业领域发言的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山西同人似乎更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丁东在序言中引述其《失职的年代》一文中所说，当今的知识界从整体讲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除了专业领域中学术严肃性与独立思想的丧失，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普遍对公共事务习惯于沉默不言，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良知缺席。因此，除了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知识分子还应当向公共领域尽职努力。本书即是这样一次尝试。记得朱学勤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中引述现代学者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上述几位山西同人，与此立场庶几相近乎。
       (《思想操练——T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