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身影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准确界定并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193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意识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断绝，其中的曲折与沉浮，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目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19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起码让我们对晚明文章的复杂性有了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山人”与“商人”关系的辨析，尤其是对堂堂正正的清代学者之文的理解，已经明显超越五四新文化人的阐释框架。
至于本课程倾向于针对具体对象，夹叙夹议，而不是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乃是有感于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流弊。百年中国，西学东渐，“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学生们记得一大堆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惟独缺乏自家的感受与体会。“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几成中文系学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气横溢”的北大学生，更是喜欢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而不习惯含英咀华，以小见大。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我担心，长此以往，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严肃、空疏且枯燥无味。有感于此，本课程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写作中的述学文体等。考虑到同学们对明清散文较为陌生，事先编纂出版了包含长篇导读但不加注释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讲授时希望同学们配合研读。这一相对笨拙的教学方式，在以“体系”与“眼光”见长的北大课堂，也算“别开生面”。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文化史，还是谈论思想史、学术史，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李渔、顾炎武、全祖望、袁枚、姚鼐、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都是无法完全绕开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说实话，我更愿意从具体对象人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
在具体讲述之前，我想先介绍若干参考书目(从略)，再引几段古人与洋人的话，既是提要求，同时也给自己打气。
除了语言文字，散文一无依傍，不像诗歌有韵律与意象、小说有人物与情节、戏剧有动作与声音、电影有色彩与图像。散文很简单，只要你能开口说话，能动笔写字，就可能无意中闯入这并不神秘的园地。十八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贵人迷》中有这么一句：“天哪，我说了一辈子散文都不知道。”这既是笑话，也是真 话——散文最日常，最好模仿学习，可也最难精通。你可能一辈子远离散文，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反过来，一辈子孜孜以求，却老是不得其门而人的，也大有人在。别梦想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没那回事，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也不要一味嘲讽“文以载道”——就看你载的是谁的“道”，别人的，还是自己的；甚至连是不是“文学”都不必考虑，君不见鲁迅那些有悖“文学概论”的“杂感”，不也逐渐闯入了神圣的文学殿堂?管它什么随笔杂感，文言白话，历史人生，有兴趣有冲动的话，拿起笔来，尝试着写写。结果呢?不一定以“散文”名家，但对于你理解中国古代或现代散文，肯定有好处。
原武汉大学一级教授刘永济先生，在其早年著述《
十四朝文学要略》的“叙论”中，提到古人读书，“玄览所得，莫不默契于寸心；钻讨既深，自能神遇于千古”。对于“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刘先生大不以为然：“是则文学史者，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读过《庄子·天道》的，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此等玄机，岂是语言或书籍所能轻易传达。好在文学史的讲授，本不以天才特出之士为工作目标，追求的不过是教育的普及；这点，刘先生也都是承认的。有用，但用处不是很大——起码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了不起——这是我对文学史教学的理解。说这些丧气话，并非对自己的工作没信心，而是提醒诸位：学文学，关键在自己的阅读、思考与体会。
清人魏禧在《日录论文》中提及如何借鉴唐宋八大家：“然诸家亦各有病，学古人者，知得古人病处，极力洗刷，方能步趋。否则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丑图矣。”学柳宗元易失之小，学欧阳修易失之平，学韩愈易失之生撰，学苏洵易失之粗豪。没错，无论学哪一家，都可能误人歧途，就看你对人家的长短是否了如指掌。我再胡乱添上几句：学李贽易失之狂，学袁宏道易失之滑，学顾炎武易失之涩，学姚鼐易失之板。老一辈教人读书，常说“沉潜把玩”。所谓“把玩”，依我理解，不是顶礼膜拜，而是知其得，也知其失。了解古人之病，尤其是那些你喜欢的古人及古文之病，这点很重要。
林语堂《四十自叙诗》云：“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何止是“行文把笔”，更包括“立身处世”。作为留学生，林语堂对传统中国本来了解不多，自从得到周作人的指点，结识晚明小品文家袁宏道，而后上溯李贽、苏轼、庄周，下连金圣叹、李渔等，逐渐建构起自家的生活趣味以及文学史图景。对于林语堂的选择，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这很聪明，值得借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重要的是“尚友古人”。跟诗歌、戏剧、小说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文”与“人”的关系更紧密些。不一定“文如其人”，但文章与作者的人格、趣味、学养、生活经历等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我讲课时常常往返于“为人”与“为文”，而且希望诸位能借此结识一两个让你真正倾心的古人的缘故。
黄宗羲《论文管见》称：“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可能是自觉的选择——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本来就是一种文学革新的策略；但也可能是无意得之——学识修养在那里，加上不吐不快，自然成就一篇篇“至文”。在这里，撰述者的地位及身分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撰述时的心态。一般人推崇的晚明小品，乃典型的“文人之文”，独抒性灵，轻巧而倩丽；而不太被看好的清代文章，则大都属于“学者之文”，注重典制，朴实
但大气。借用魏禧的说法，前者“扬以急”，后者“沉以缓”(《张元择文集序》)，各有其长处。只是由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成功论述，世人对于明清文章的想像，明显地偏于前者。而在我看来，清人的“文”“学”并重，很可能更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在一本青少年杂志上，我读到《费曼物理学讲义》的摘抄(《成长》第三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很感兴趣。能把物理学讲得如此让人着迷，很不容易。更让我惊讶的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大物理学家，费恩曼竟自告奋勇为大学新生讲课。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当然，为此，费恩曼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且投入极大的热情。引这段话，并非暗示我的课也像费恩曼一样精彩，而是想说明：讲课也是一门艺术。
希望接下来的“表演”，能较好地传授知识，启发思考，而不是逼着诸位打瞌睡。作为教师，我当然明白，讲课时太急太缓、太松太紧、太干太湿，都不是最佳状态。这方面，需要诸位的提醒与配合。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课堂。
谢谢大家。
(此乃笔者2001年2月至7月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讲授“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时的开场白。现收入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