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坊桥随笔》
肖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其散文集取名《虎坊桥随笔》，我当然明白，他在虎坊桥畔的《光明日报》社已工作了二十多年，在这里编报纸，做学问，写文章，现在将散文集结，想起虎坊桥，可谓水到渠成，宜也。不过，由虎坊桥，使我联想起虎的种种成语来。其中我以为最耐人寻味的是“虎头蛇尾”。然而，这句成语与肖黎兄是毫不沾边的，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处。
就以友谊而论。古往今来，有的人未阔脸就变，有的人一阔脸更变，多了!我第一次见肖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当编辑，约我去看文章校样，感到他诚恳、认真。后来他当了史学组组长、理论部负责人，在史学界影响日大，我则始终是个普通学者，而老肖与我的友谊却“与时俱进”，看了我写的《我的史学观》，述及“文革”中当“另类”的遭遇，他竟难过得掉下眼泪。他是研究《
史记》的专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有精品。但他一直坚持文史结合，写评论、随笔、散文，二十多年来，不管多忙，从未间断。读了他的这本散文集，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老肖也已年过花甲，但笔下依然虎虎生气。愿其虎气长存!
《文化屐痕》
人生至老苦怀旧，而我大概是特没出息，中年时就已写了好几篇怀儿时、怀同窗、怀老师的文章，以至我儿子看了不以为然，说我还没老，就这样怀旧?其实，特别怀旧，并一而再再而三形诸笔端者，我看至少也是重感情、重友谊的人。何镇邦教授正是这样的人。
镇邦是我的复旦同窗，虽然我读的是历史，他读的是中文。本来文史难分家，何况一度我们同住一幢楼，彼此面孔是熟悉的。他比我低一届，后因贵体不振，休学静养一年，跟时下名气不小的杂文家陈四益同班了。复旦中文系虽名人辈出，镇邦作为文学评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已名声鹊起，后又当了数年“鲁迅文学院”的掌门人，毕淑敏、莫言、刘震云、迟子建等皆其弟子，真是桃李满天下，走到哪儿都能在文学界呼风唤雨的。当然，复旦中文系也有特殊名人，我有次跟镇邦说“令师妹卫慧”，他不禁呵呵大笑。镇邦访问美国，作学术报告时，有记者专门提问卫慧及其作品，他很客观地做了回答，但却不敢以大师兄自居，似乎不够仗义。不过，镇邦对我辈朋友，是绝对仗义的，如有捞点儿外快的机会，肯定忘不了咱们几个“基干民兵”，柳萌兄就跟我说过：“镇邦仗义，对朋友没的说!”文如其人，我读他的散文，更偏爱他的怀旧、写友人的作品。他是性情中人，而且不管遇到多大困难，谈笑风生依旧。这容易吗?俗语说，“快成精了!”
《天钥又一年》
最近与张克非先生一起，专程去上海，分别探望王元化、何满子、贾植芳三位老先生。三位的道德、文章，皆名重当地，元化先生更是学贯中西，一代鸿儒。快两年没有见到满子先生了。上一次是他偕夫人去天津小住，由《今晚报》杂文版的掌门人张金丰陪同来京，去探望何老夫人的老同学。杂文家朱铁志闻讯，约我、牧惠等聚餐，为何老洗尘。入席后，何老笑嘻嘻地说：“这次我是公主陪小姐，出来玩玩的。”举座哄堂大笑，需知何老已年过八十，比当年他的大同乡刚庆祝过七十九岁大寿的“九斤老太”还要大近三岁呐。睿智生幽默。好几年前，好像是牧惠告我，何老在连云港花果山附近的宾馆里度假，一个星期，居然连写了十八篇文章讨伐某老，而且后来都发表了。虽然，愚蠢如我，窃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何不掉转枪口，对准“皇天胡不仁”?但我惊异何老的写作速度，若非真正文思泉涌，“一日万言倚马可待”，绝对做不到。这次在沪，我当面向他核实此事，他证明传言非虚。就此读者就能明白，为什么他的杂文成果那样丰硕，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尤为小说史的研究，也成就骄人了。
《冷石斋沉思录》
吴江同志是位理论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我知其大名，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正负笈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时在书店里就看到他的理论著作，我一是口袋里没钱，二是缺乏哲学头脑，故并不知他的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但是，在报刊杂志上，常读到他的文章，留下说理透彻、文字洗炼的印象。
这些年来，吴江同志不仅继续致力于理论的思考和研究，同时还写了不少文史随笔，熔思想、文化于一炉，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写随笔者刮目相看。自1994年至今，他一共出版了九本书，以其八十多岁的高龄，做到这一点已不太易了；何况这个时期他在重新研究马克思学说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科学精神，更非昔日可比。特别要提一下，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他那篇拜谒耀邦墓后写的散文，感慨自有声势，而又不失深沉婉约，我看就有资格选人《今文观止》。我正考虑尝试编这样一本书，不知能如愿否?
吴江同志平易近人，为人宽厚；至今仍耳聪目明，步履轻快，著书不辍。这就是“仁者寿”！
《庙门灯火时》
大前年春天，我在拙著《老牛堂札记》的“后记”中说：我自1977年春天以来，写了不少读史札记，大约已近百万字。其中的很大部分，是以杂文面貌出现的。这些文章分散在海内外的报刊上，以及我已出版的十几本书中。近年来，我很想将这些读史札记“化零为整”，专出一部大书，恰好广东人民出版社来电为“手记、札记”丛书约稿，于是一拍即合。但限于篇幅，只能编选一部分。好在还有若干我自认为值得看看的文章，打算有机会时再编人某个丛书中，“请看下回分解”吧——岁月匆匆，两年多过去了!我舞文弄墨，写书编书，直到近日，才腾出手来，编出这本《庙门灯火时》，塞进《常青藤文丛》中。 说到“塞”字，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套文丛，正是由我主编的——或者用邵燕祥兄的戏言来说，是由我当“穴头”的，似乎有“瓜莱代”之嫌。好在关键是文章的质量。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敢说每篇文章的写作，都是严肃认真的。
喜新厌旧，人之常情，我亦不例外。故本书除了选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2001年已出版的旧文外，特地编人去年至今几十篇已刊和待刊的文章。原则上，凡发表时被报刊无端删削的文字，这次选编时，都补上，或直接用原稿排印。
我愿藉此机会，向热心出版这套文丛的兰州大学出版社致谢。他们的谦谦君子之风，使我以及我的文坛好友，看到了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下，出版之希望所在。
(“常青藤文丛”共5册：《虎坊桥随笔》，肖黎著；《文化屐痕》，何镇邦著；《天钥又一年》，张克非著；《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著；《庙门灯火时》，王春瑜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