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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见过董健先生，但读过他的文章《“保尔热”中的冷思考》。读后断定他非俄苏文学圈子里的人。文章切入的角度，对“保尔热”鞭辟人里的分析，不带“洋八股气”的行文，都是圈子里的人难以做到的。读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公子董晓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论文时，想找位熟悉这位作家的专家请教，我便把他引见给中国最早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潘安荣先生，算是同董晓认识了。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董健。这次到南京大学，讲完课后，余一中教授和董晓把我带进一家餐厅，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迎过来，才知道等我们的是董健先生，始得识荆。想来董健先生也从董晓那儿听说过我。
       没想到我与董健先生有不少共同的熟人。1957年我们都在北京俄语学院，共同经历了反右斗争，也在同一年分别离开俄语学院。他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发配到山东大学外文系。共同熟人中印象最深的是白鸽飞。白鸽飞是校刊编辑陈先生(名字已忘)的笔名，会写诗，鸣放期间写了不少诗，反右时被逼疯了。董健先生还记得他写的诗，我则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谈起五六十年代的往事，谈得极其畅快。又谈起中国文坛上的作家，在这方面我就远不如他熟悉了。他提起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这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我曾买过几本分送给朋友。我发现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近，并有不少共同的爱好。这次畅谈给了我不少启发，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董健先生从皮包中掏出新著《跬步斋读思录》，慨然相赠。我这次南行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已赠送给《开卷》编辑董宁文先生，另一本准备带到上海请王元化先生指正，所以无书回赠了。
       次日上午离开南京，乘车赴杭州，一路上便看董先生的新著，越看越激动，一直看到杭州。在杭州，每天倦游归来，晚上都在宾馆看《跬步斋》，是旅游之外的又一种精神享受。转到上海后才看完。但这次只能算“看”，不能算“读”。旅次之中没有条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划出来。划书是从亡友董乐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天我向他发牢骚，看书不做札记什么也记不住，做札记又太费时间。他说：“如果书是你自己的，你就在书上划，旁边注上几个字点明要点，用的时候容易找。”以后我就开始划书了。不过划书也不容易，必须找准真正需要划的地方。从南方回来后，便细读《跬步斋》，边读边划，挑出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写几句感想，算不得评论。
       董健先生剖析自己不留情面。“文革”期间评《水浒》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深得江苏省领导许家屯的赏识。“我当时确实曾有一种‘受赏识’的愉快，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奴性在心的文化人，再也没有什么比赏识尤其是大官的赏识更让他动心的了。十多年后，当我对自己的奴性开始有些反省时，重读这篇‘评水’之文，真是汗颜!”(第112页)为梁效和罗思鼎效过力的人，谁敢这样剖析自己?不是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吗?我也为学校军工宣队写过一篇批判萧洛霍夫的文章，发表在天津《文艺红旗》上。上面没人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自然无人赏识。但我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军工宣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告别“花瓶”情结》、《失魂的大学》和《何为大学之魂》都是浩气凛然的文章，从中可以感到董健先生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滚烫的心，并且心在淌血。《告别“花瓶”情结》谈到使他深受刺激的三件事。“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巧坐在市领导的旁边。当电视机镜头对准他们时，他赶快转头面向首长做‘亲切交谈’状，脸上还挂着‘矜持的微笑”’(第208页)。太作态了，这是“花瓶”的自然反应。第二件事是董先生六十大寿前夕做了一个荒唐的梦，破坏了做寿的情绪。梦未必是真的，董先生不过托梦痛陈男人正在失去阳刚之气。没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人应当是堂堂正正的人，大写的人，去掉奴性的人，反之便如去了势的男人。“报载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湖南郴县女工刘桂阳跑到京城，在中南海北门贴‘反动标语’，高喊‘打倒、铲除人民公社’等口号。哨兵问她为什么不怕死，她说亲眼看着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们一个个饿死的饿死，生浮肿病的生浮肿病，自杀的自杀，这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她要叫‘党中央知道’。这品格，这精神，不知比那些文化高或官位高的‘大人物’要高出多少倍!”(第214页)作者拿自己同她相比，“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董先生接着写道，困难时期有的同学说农村饿死人，全班便群起而攻之，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我们这一群名牌大学的学生，与湖南这位女工相比，难道不是很低劣、很鄙下吗?她是个堂堂正正的人，而我们这一群‘知识者’不过是奴隶或奴才，将来再‘提升’，有名有位，如果奴性不除，就是‘奴隶总管’或者‘花瓶”’(第214页)。我也参加过类似的批判会，但从未认真反省过。现在有的年轻人问我，你们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向上面反映?我只报以苦笑，向上面反映实情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上至元帅下至平头百姓。第三事是在清华园读陈寅恪写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觉得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能使读书人的脊梁骨坚硬起来的一种“钙”。
       《失魂的大学》和《何为大学之魂》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担忧。作者谈到有的博士生失掉学术激情：“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学人失魂。搞教学、做科研、写论文，只不过是为了拿学位、上职称；而拿学位、上职称又是为了很实在、很功利的目的——或谋官位，或寻商机，至于对学问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等而下之者，便是包装炒作、欺世盗名、抄袭剽窃等等。”(第221页)我曾混迹大学几十年，虽退下来已经十二年了，但对大学的现状还有所了解。如评职称，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何谓核心刊物，除学科的刊物外，主要是各大学学报。核心刊物又分一二类，属于哪一类，由学校的地位决定。名牌大学的学报自然属于一类，非名牌大学的学报或属于二类，或不属于核心刊物。在非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算评定职称的成果。这些学报只印一两千份，如果说没人看，也许绝对，但看的人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理科版的学报我没听人议论过，不敢妄加评论。文科版的学报我自己虽未看过，但听朋友们不止一次说过没人看的原因。很简单，很少有观点新颖、吸引人的文章。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文章必须写符合它的要求的，即那些引不起读者兴趣的没人看的文章。但定为核心刊物(不知怎么定的)的学报行情近年看长，要评职称的人越来越多，都得经过它这一关。不少学报明码实价，把发表评定职称用的文章作为创收的手段。你要发表一篇文章，请寄一千元来。花钱买文章，等于花钱买职称。
       我参加过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答辩，导师邀请的答辩委员都是同他关系不错的人，以便答辩顺利通过。如表决时有人不举手，他不仅会得罪导师，还会挨研究生群体的骂。导师会再组织一次答辩，邀请另外的人担任评委，想方设法让他的研究生通过答辩。评定职称要请人写评语，不写不行，如实写也不行，必定会得罪不少人。只好违心写，我本人就写过违心的评语。如像董健先生那样剖析自己，我违心写是怕招惹麻烦。南京大学就发生过因写评语而发生冲突的事，并传遍北京各大学。受到舆论责备的恰恰是不违心写评语的人。
       研究的课题往往与现实无关，与读者关心的问题无关，论文越冷僻越容易通过答辩。写出的论文浅人深出，故弄玄虚，来回兜圈子。这同大学体制有关。董健先生写道：“如果以为有了钱就能办好大学，也是很幼稚、很肤浅的看法。钱，主要解决大学的‘物质外壳’问题，或者说仅能壮其躯体，并不能解决‘精神内涵’的问题。振作起‘大学之魂’，是一件更为复杂而又艰难的事，决非一个‘钱’字所能了得。”(第222页)什么是大学之魂呢?董健先生写道：“蔡元培当校长的北京大学的精神，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魂的一个代表和楷模。北大精神是什么?可以有多种表述的方式，但总离不开科学、民主、独立、人文理性这样一些与现代性相联系的观念。”(第222页)他在《何为大学之魂》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民族的想像力与创造力的最高表现(它表现在各个学科里，并以巨大的精神性或物质性的发明创造为载体)，就是大学之魂……”但这“魂”的生成和维系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一日怀疑的精神……马克思说：‘怀疑一切’都是这个意思。一切大学问家无不从‘疑’字起家。二日批判的精神。这与前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批判不是否定已有的文化积累，而是在扬弃中达到更高的境界。三日超越的精神。一要超越众人之‘俗见’，二要超越前人之‘成见’，三要超越社会既成文化秩序的‘定见’。四日探求真理的执着与痴迷。这是一种‘忘我’与‘殉道’的精神。真理是大学的最高‘皇位’。知识是大学的最有效的‘资本’。因此，第五条就是不耽于‘物欲’、不屈于‘权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233页)第五条最重要，它涵盖了前四条，或者说是实现前四条的前提。可悲的是主管教育的人未必能站在这样的高度办大学，对董先生这些可贵的见解未必认可。以国家基金出版的“著作”为例，其观点不是空泛便是陈旧，作者得益，可作为提职称的资本，但读者呢，读了有什么益处?又有几个人去读呢?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现在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一次老同学聚会时，我对他说：“你的书我看不下去。”他回答说那是国家项目，不能不那么写。
       大学失了魂，招回来就难了。作者写道：“总之，官本位的体制与‘权力中心’等于‘真理中心’的社会现实，有可能使大学的校长被官僚化与奴才化，这‘两化’又保证了僵化的教育体制的运行。这样，试图振作大学之魂，改革领导体制，就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第229页)系主任和总支书记比普通教师容易评上高级职称，不是因为他们水平比普通教师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官位”。设不设博士点和谁担任博士生导师，都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各学科评议组评定。我所“隶属”的学科评议组的成员的学术水平我略知一二。他们有些名气，但决非有创见的学者。当了某研究所所长，专业协会又挂靠在这个研究所上，所长便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协会会长，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学科评议组。这样的评委评定出来的博导多是类似自己的人，或不如自己的人。这样的博导“导”出的博士大多数也同他们的导师差不多。我也有当博导的学生(我不是博导，十二年前就离休了)，我看过他们的文章和译文。文章不仅行文欠通，思维混乱，还没有一点鲜活的思想。他们的本领就是把肤浅的道理写得让人看不懂，佶屈聱牙。译文更是错误百出，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我看不懂原文，别人也未必看得懂，就随心所欲地译吧。我曾批评过他们这种不良的文风和译风，但他们恩师的教诲已沦肌浃髓，我的话又算什么，人微言轻，怎能改变他们的学风。这批年轻的博导又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博士来呢?
       《跬步斋读思录》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世相，也照见出我自己。
       (《跬步斋读思录》，董健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3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