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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美国打上一个“帝国”这样在中文语境里常常并非褒义的强悍标记来展开论述，并不能够顺理成章地表明自己具有绝对正确的权力。稍稍细致的分析远比仅仅提出激动人心的概念复杂，而且要求思考的耐心。即使将美国、美利坚这样有所具体指代的名词与帝国、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等不断变迁而且难以廓清的概念加以联系，这些在不同语境之下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也并不完全顺从遣词造句的过程自动呈现出指向一致的意义。然而在无论是何种“帝国”的口号之下，一些人的激愤呐喊和另外一些人的深切向往，作为姿态都难以避免地泄露出意味深长的意图，以及不同姿态后面复杂的动力；在这些凌乱重叠以及由技巧性的叙述所建构的形象和想象中，避免陷入“想象之井”成为相当重要的问题。
       以“帝国”来重新定义和讨论美国的形象，一方面有着理论的推理，另一方面有着现实的逻辑。布罗代尔关于十五-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弗兰克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新表述，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建构的理论体系，向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这一主流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异议，这些研究的指向正是“帝国”得以在其中成形的资本主义产生过程。
       9·11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当那些无辜生命和资本主义在建筑学上登峰造极的象征符号一起消失的同时，既引发了随后再次显示美国实力的伊拉克战争，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能够以军事和经济力量主导世界走向的美国，其面目被刻画成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的“帝国”概念的核心和关键部分。一本哈特与内格利以“帝国”命名的书籍一度获得若干主流媒体的追捧，书中提供的帝国概念也一时广为传布。
       作为书籍的《帝国》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全球化自我再生产逻辑之下一时风靡的产品，成功原因是对帝国“拟历史哲学”的合理化解释暗暗迎合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南方朔：《{帝国)下的当代知识分子》，《万象》2002年9月)；相比之下，没有越过民族一国家分析框架，但也在美国和帝国之间描画等号。“新美利坚帝国”的名号则是在因袭传统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以及套用最新左派术语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一种类似“说不”呐喊的情绪来历。和《帝国》有相当大差别的是，这一系列的姿态和口号在将对方描述成为一种不正当的强大的同时，隐隐显现出，即使作为帝国的中国历史在多年前结束之后，作为一种想象和历史叙事的帝国从未间断对人们心态的影响。不管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性实践过程整体成就如何，作为实践形态的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早已开始了其历史，但是从未完全替代帝国源远流长的意象，完成对民众的现代启蒙。这样两个概念在现实中的相互交织构成一个背景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理解那些对外来压力的反应，理解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出现时开始的民族主义种种激进形态要相对容易，在并不久远的从前消失的辉煌，余音不绝，令人难以面对“睁眼”之后所见的落后现实。对外来“挑战”的“回应”过程，始终交织着无法回避的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深切痛苦。
       帝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想象?即使是同样将美国指称为帝国，其纷繁的内涵也足以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否是犹如历史轮回中一次复兴，就像那些在美国超强的现实中涌动的思潮，主张尽快建立全球霸权，期待着在罗马帝国的古老光荣消失之后多年，终于重新出现在普世人权价值前提下承担对世界秩序的维持责任这样一种可能性?抑或是对世界秩序、世界性的权力结构的再造和标准指定的绝对把持，意味着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再一次的类殖民状态的关系重复?两种想象的极致都有可能将人带人想象的陷阱。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境地里不是把对方视为强大的敌人，就是把对方看作是拯救方案，无条件地将对方的当下当作是自己的未来。在这样两种情形当中，理性的思考都不可能有效地展开。
       传统主义所忧虑的重点之一，是那些因为晚近的过去丢失了遥远的过去重要价值而造成的当下情景。按照常见的描述，充斥着现代化过程中来临的新的要素：时间和速度、效率，发展和标准的成功形象。这些被反复传诵的概念在被援引用于改造和摧毁传统日常生活形态的同时，不断衍生出诸多意象，将进行时态的生存不由分说地圈人这一想象。在延续多年向现代化方向的艰难进展中，对反省和批评的坚持是一个奢侈的行为，意味着对一种弥足珍贵的可能性的保持，尤其是在我们已经无法也不能从现代化进程中脱身的现在。然而这一进程的实践至少已经表现出来，无论我们有着多么热烈的渴望和期待，现代性本身仍然有着局限之处。这些局限之处在现代性作为一种有力并且有效的力量，将传统价值观念打发成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展现出来。无论对待传统的主观意愿如何，所不能回避的现状是：我们在面对自己是谁、在建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同时都至少必须追寻到文化来源，在那里传统依旧根深蒂固，而且正是从那些传统根深蒂固的领域出发，我们才最终成为此刻的自己。
       如果在节奏紧迫的现代生活中还能够因思考能力的牵动想到这些问题，也就容易发现另一种状况已经不是想象。那些越过想象属地早已在日常生活里表象出来的商业内容，泄露了更深层次甚至已经成为人们本能的反应，对应着已然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任由商业逻辑支配和控制如此众多的事件和人群。在这个逻辑之下，许多事物和社会结构已经不复从前的面目。比如家庭，这个最为本质和重要的作为提供爱和亲密的场所，其内涵现在被家庭之外的竞争压力替换和取代，父母和子女同样不能幸免于这一影响。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一文中，韩国学者赵慧净在讨论韩国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问题的时候，将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对家庭的干预程度的重要证明。她认为，这一以培养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为核心的制度将家变成了大学入学考试战场的训练基地，而不是一个关心和爱护的场所。邻国的我们也正在一种极其类似的情形当中：家庭如今不过是整个以大学入学考试为目标的竞技场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出于对孩子考不上大学就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竞争失利的担忧，父母们自觉地加入到孩子们被考试工具化的过程里。孩子们成为这个过程的素材，不断被磨砺成为适应于考试的类同状态，为了通过这个过程不惜湮灭更为重要的、作为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个性，其原因也许仅仅在于和考试要求相悖，或者降低通过考试的效率。父母和孩子的相互评估也不再基于爱的能力和亲情，而是基于同样可以数字化的给予物质支持的能力和在考试中获得好分数的能力。对家庭中的下一代维持再生产利益和地位的期待、鼓励过程中，潜在起作用的正是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策略，这些策略透过个人的早已丧失批判意识的主动合作异化了家庭，与此同时，异化了家庭中的个人。
       所以不必对这一类人群的出现感到惊讶：这些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个人的生活目标，只有当敌人尤其是可以强烈仇恨的对象出现的时候，才能够在愤怒中表现出活力。只有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成就比如运动会上的名次可以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获得有力感，感到自身的强大。在这里是没有个人只有群体的，个人的消失构成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土壤，民族主义就在这样的人群中借助其自身的动员能力，将国家的强大和人群自卑情节的克服联系在一起，在满足人群渴望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形体。
       同样，现代生活的商品序列在多元化的策略之下制做出一种消费民主的假象的同时，不断地合法化了真实的支配关系。人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行为?又是在何种程度之上犹如处于后备状态的孩子们被考试过程吞噬一般，被通行的商业逻辑支配，成为生产与再生产、商品销售和资本增殖过程中被工具化的素材?意识到，或者更多的情形是感觉到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困难，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也可以读到那些受支配状态下的反抗姿态。在关于大众文化这一直接滋生于商业过程的现象分析中，费斯克就详细解读过出现在其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反抗。出于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这样一种看法，尽管来自文化工业的批量炮制，他认为流行文化却是人民反抗和颠覆资本的有力武器。费斯克在面对那些孩子撕破名牌牛仔裤的行为时所做出的乐观评论真是令人感叹，毕竟，要将这些微不足道的反抗理解为一种有力的潮流的确需要超乎寻常的乐观和想象力。
       承担这些反抗行为的人群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在《帝国》一书里被multitude一词所指代，在其叙述脉络里成为反帝国力量的主体。这个多元的、异质的群体意味着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关系，避开了民族国家构筑中“国家代表民族，民族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了multitude”的主观意图，在后现代帝国时期被《帝国》再发现。(陈光兴：《{帝国)与去帝国化问题》，《读书》2002年7月)这个弱势而为数众多的群体，不管他们的反对意志是以游牧、放弃还是出走来表现，在全球性的帝国权力面前，都已经没有了外在空间。反对要在而且必须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但是帝国造就了更大的革命可能性这样的乐观结论，即使将multi-tude置于帝国直接对立的位置，指出对立的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中介和缓冲，即使齐泽克关于这本书有过评语：“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这样的结论仍然不足以成为理性的乐观结论。
       即使像费斯克那样将消费娱乐电视节目、在大卖场里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等行为都解释为社会中无权者向统治者进行的文化游击战，也不足以掩饰消费行为甚至生活形态受制于商业逻辑，受制于资本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熟的市场手段的操纵。这种操纵达到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大多数时候从未意识到这样的权力的存在：商品的形象和信息按照销售导向被有效地加以修饰以后，经过形形色色的媒介抵达我们的意识，在自觉的支付以后，获得了人们生活中个人财产或者具体用具的身份。正是在这些商品之上，人们出于对它们构成的生存状态的理想期待，轻信了在各种广告词下美好的许诺，不断地出让自己的个性空间，不断地许可商品而不是自己来对自己进行定义：比如确定个性和品味已经不是由自己或者他人来进行判定，而是经由对某种商品的拥有来彰显。我们按照广告词和商品说明书调整自己的生活，争先恐后要在第一时间持有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依据流通的秩序，主动和时尚潮流合拍，在这个季节里遵守古典，在下一个季节里占据简约，富于诱惑力的词语掩盖了我们在这些口号下无一例外的统一行为：购买。在将努力工作(显然这个场域早已被更彻底的商业规则统治)获得的报酬来对商品进行支付的时候，这个一向以来被视为颇具主动性的行为现在甚至成为资本逻辑管理闲暇的有效工具，通过建筑(比如对购物中心的规划)、交通、大量显现在媒介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各自领域的资本合谋了一场天衣无缝的支配。那些有效的娱乐配方将人们的私人生活也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表浅的愉悦自作主张地省略了对个人意见的询问，把一切个人转变成种种有待被商品满足的欲望载体。
       没有人，在这个游戏中能够逃过这些力量，掌握资本的人同样如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像“资本给我自由”这样自以为是的广告语挪用的不过是自由这个词语，如果把自由等同于商品选择和支付能力的自由，在这个肤浅而且贪婪的挟持里，恰恰遗漏了自由最关键的特性：“自由”如何可能服务于作为商品的物?这样自得的心态使人甚至都不能意识到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被支配和决定的力量。成熟的市场技术早已构造了一整套商品意识形态来区分人群和令人群自我区分，趣味和品味的区隔在布迪厄所观察和描述的资本转换过程中历历在目：拥有强大的资本不过是拥有消费某些市场细分产品的权力，而这并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可靠担保。在调换着数不胜数的商品名目的同时，金钱早巳暗暗通约了一切。
       反抗的意义就在这里，尽管也时时被挪用来建构为一种新的利润来源，反抗依然意味着透过冲击既定的支配关系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正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多年以来无数人追求和期待现代价值，追求和捍卫启蒙价值。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些行为构成一个民族艰难又曲折的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 从“帝国”一词出发，这些相关的零碎叙述过程中无法加以抑制的凌乱，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难以进行时间方向上定位的困难。不管“帝国”构成阴翳或者细密网络，关于我们所在的此刻，也许可以说已经落在现代的背景之上，那么现代，也许可以成为理解生存现状的一种参照。可是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表象并不理会人为的区分，不断穿插、不断地同时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反复再现，时时使得我们失去时间坐标的准确支持，使得我们甚至难以理解自身的行为。未来又将要如何?当岁末那些和经济生活最为密切的论坛和报刊，都在“崛起的中国和世界”这样满怀希望的口号下层开对过去一年的清点和对未来的期待时候，乐观想象全球化尤其是技术过程的全球化或许也有道理。但是，看看法国左翼学者德布雷所说的一段话，将更有助于减少看待问题的盲目，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成为新的神话、发展成为具有自明正当性的要求、全球化更多地表现出似乎有能力将一种就连康德也曾经期待过的大同美景的幻象带到眼前的时刻：
       “如同对金钱的蔑视是富人的特权一样，对进步的怀疑也是那些从历史上受益进步的人的特权。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确实需要技术的救世政治这样一个错误意识来面对现代性和它令人恐惧的不公正景观而不会陷入失望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