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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负载了太多太多历史故事与政治背景的地域，台湾为世人所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历史和经济层面。政治、历史、经济，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注释点，即便台湾的文学同样存在着很值得探讨的独特样貌，文学意义上的台湾还是在政治、历史和经济意义上的台湾“光辉”的掩映下黯淡了些，即便真的是在文学领域内对台湾进行解读，意识形态依旧免不了被拉扯出来作为指导，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台湾”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吧。
       黎湘萍先生的飞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在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要树立一个“文学台湾”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与所谓‘经济台湾’或‘政治台湾’有着相当不同的含义，它恰恰在文学叙事和想象的层面解构了后两者所刻意营造的一些自我形象，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面向，它也呈现了可能被扭曲的心灵史的前因后果。”(第7页)
       翻阅台湾文学史可以看到，命名为“台湾文艺”或是“台湾文学”的刊物确是不少。仅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台湾文艺”还是“台湾文学”，都是以“台湾”作为一个深具地域性内涵的词来限定或者形容、修饰作为主体的“文学”和“文艺”的，所要展示的“文学”和“文艺”是“台湾”的“文学”和“文艺”。而“直到：1940年11月，日人西川满创办的《文艺台湾》，才好像是首次把‘文艺’冠名‘台湾’之前。”(第8页)本书作者选用了“文学台湾”作为书名，其用意是“想用论述的方式来处理关于台湾文学的记忆问题”，毕竟“政治易使人分离、而文学必使人亲和。”(第4页)
       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主要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梳理并探讨了自新文学运动时期到当下，台湾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从文学母题的角度研究探讨两岸知识者的精神联系：由日据时代的小说探究“现代性”这一殖民地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学质疑；从战后上海和台北文化论述的相关性阐释台湾问题之由来、升级以及其对于台湾文化想象的深刻影响；由台湾乡土小说的表现方式，考察以往的“边缘”地区进入现代消费社会后的困境；从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论述“后现代”写作的意义……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系统而又详细的阐述、，挖掘并探究了多年来台湾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文学问题。不仅如此，作者还格外着力于两岸文学现象的比较和对其联系的分析，这也正符合作者一直倡导的将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范畴中统合考察的主张。这一主张在作者对“文学母题”的研究中做了阐发：“台湾文学尽可以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毕竟它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离开它的中国背景——这是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肉里的文化血统——就没法说得透它骨子里的精神。”(第30页)正是因为两岸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血亲关系，使得找寻“文学母题”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必要与必然，同时，“文学母题”的发掘也使得两岸知识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得以彰显。
       对于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作者首先明确提出：“所谓的‘台湾意识’，实际上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反，它是对这一外来的亚洲式‘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第79页)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此时作为台湾本土的对立面——殖民统治者的面目而出现的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经面临着对本土的“现代化”结果的认知问题，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轮回现象。此处作者以横向、纵向相交融的分析方法，论证了台湾文学“现代化”的自觉性，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具体内容的透视，理清了台湾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本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部分是作者对个案非常细致的分析，以及从小处着眼，由小而大的分析方式。在第四、五两章中，作者分别对以黄春明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和以张大春、黄凡、宋泽莱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具体的文章人手，最终统合、连缀成联系海峡两岸乃至于全球文学的网络。书中特别对两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生代进行了比较。同一个时期但社会背景不同的环境中，两岸作家的成长历程、写作环境以及内心体验均有很大差异，然而，在某些很细小的地方又有着不可磨灭的相通性，这些都可以构成两岸文学交往、融合以及统合的基础，作者对此做了充分的阐释。这一部分的论述充满了作者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叙述语言的整体风格还是贯穿于叙述中的观念与精神，甚至标题的选用，都毫无当下普遍存在于学界的晦涩之气。
       如果说本书的前一部分是偏向于对感知的捕捉的话，第二部分则更加关注理性的归总与推论。在“知识者的理论想像”这一部分中，作者阐释了台湾知识者关于“语言美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新移民”情结和美学拯救意义，丝丝人扣的分析与演绎形成一条颇具逻辑性的理论思路，推演出台湾文学理论发展史的整体脉络。
       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作者提出了“语言美学”这个概念，并对该概念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加以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说。在书中，作者经过对前人理论的悉心研读，进一步对“语言美学”新、旧“范式”各自的内涵及二者的异同做了详细阐释，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等外部背景对两种“范式”形成、发展、演变的影响。尽管作者一直强化力图通过本书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文学”笼罩之下的“台湾”的概念，但是却没有作茧自缚地把自己的论述困在单纯对狭义的文学本身的反复固定与翻动中，而是时进时退。既强调文学自身独立的发展脉络，同时也关注到政治、经济乃至于哲学对文学的种种有意无意的影响与干预。作者明确提出：“‘语言美学’作为台湾当代文论的‘新范式’，其构建过程显现为一个新的理论共同体逐渐形成的过程，尽管这一‘新范式’想方设法地使之摆脱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流露出建设‘纯文学理论’的浓厚兴趣，它仍然无法摆脱现实政治或历史的纠缠。”(第384页)这大概就是作者随后对台湾政治、哲学、经济与台湾文论的形成又进行了大篇论述的原因所在吧。
       尽管近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较之前些年有了不小的进步，但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过分注重负载于文学之上的各种外部领域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研究，把台湾文学与大陆现当代文学割裂开来或局限于一个小的圈子中……而本书作者黎湘萍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由于两岸多年来的相互隔绝而导致的疏离，同时摆脱旧有研究方法于文学之外太多的负累，还文学以文学本身的面目，真正形成一次知识者与知识者关于文学的对话。
       (《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黎湘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