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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再读起这些文字，不免又回到了和朋友们在浙江温州莘塍镇调查时酝酿写这类东西的情形。那时，贺雪峰君在镇上调查，鼓动我和几位同道一起前往，前前后后半个月，天气炎热，但大家求知的欲望和各村选举与治理的新奇素材，使大家热情高昂。加上富有理想主义的该镇镇长李国民先生的精心安排，调查非常顺利。这次调查是他私人资助的。晚上我们经常会在一起交流调查收获到很晚。邻近走的一天晚上，谈及将来的学术产出，大家都认可要多写随笔。“新乡土中国”这个名字就是在那次讨论中产生的。当时，大家都有志对转型期乡村社会进行深入调查，挖掘真切、不人云亦云的感受。写随笔的主旨是积累感受，并在其中进行相互的对话，有可能的话产生几篇像费老当年那样凝练深刻的作品。
       那次调查之后，诸君都尝试开始写，后还有吴毅、老田等一些朋友陆续加入。贺雪峰动作快，在深圳和他相互较劲写了七八篇以后，我已跟不上他的节奏，加上其他的原因，以后只零星地又写了三五篇。而雪峰锲而不舍，题名《新乡土中国》的随笔集已经出版，让人高兴。我也暗下决心，争取完成自己期望的工作量，将几年以来从事农村调查的感受形成文字。
       这些文字所涉及的村庄并不都在浙江。从1996年起，我就开始从事村庄调查，至今已跑了十几个省，而且大多是驻村调查。在村子里的时光是紧张的，因为你得不停地提问题，也得不停地面对自己的困惑。但是，村中的调查也是惬意的，和农民相处的那种放松，以及对生活的更加平实的理解，使我觉得充实。我至今不，能忘记1998年春天，我第二次陕北调查回来，坐在返回北京的长途汽车上，当时我的心情像路旁那挟着积雪激越流淌的，无定河水一样，轻快、自信。每次农村调查，我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感和要表达的冲动。调查中的发现很多，虽然有的引不起人长篇大论的冲动。但也感到很珍贵，就匆匆记在本子上，或干脆留在脑海里，想起来却始终鲜活。还有一些感觉成熟的想法，在运思成规范的论文后，却总觉少了背后的故事，也就少了那份灵气。于是，和朋友们的追求一样，我尝试在随笔中直接写出核心的想法，写出现场的感觉，期望能给读者最到位的分析。
       这些随笔合在一起，想引起读者思考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的深层结构，变化逻辑，乃至她未来的发展。小文蕴深思，这是我的追求。层级流动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在农村中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流向，应该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我脑子里原来也是这幅图景，但在江汉平原的雁村调查一番，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刚在雁村定居两年的老李有5个子女，1个老人，全家8口人，是由邻近的山区迁来的。现在他在雁村买了房子，承包了房主转包的11．5亩水田，7亩果园。因为办户口要一人交500元钱，他还没办户口，小儿子在镇里上小学必须有户口，他才在镇派出所给小儿子办了户口。但是，他已完全承担了一个雁村农户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各种税费摊派均一律上缴。像老李这样从邻近的神农架山区迁来的农户，在雁村已有12户。而且，其中有五六户和老李都来自同一个村的同一个村民小组。他们家乡的村名字叫响应沟村，还真像是响应什么号召，一群一群地迁出去的。据老李说，村里还有想出来的。
       而他们迁入地的雁村，却是一个人口正在迅速迁出的村庄；村中的青壮年在农闲季节多数出外打工，北上东北南下广东的不在少数。而且，许多农民已经举家迁出了村庄，到镇里、县城甚至市里去定居了，他们在那里开有门面，或有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的农业收益和繁重的体力支出使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向往城市里的生活。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低，上面收取的税费又重，很多村民已不愿意种田，土地撂荒的很多。老李种的地就是雁村人撂荒的土地。全村2600多亩土地，现仍有lOO亩左右撂荒。老李的邻居是雁村本村的一对青年夫妇，男的叫小陈，在公路边开了一家汽车补胎店，但他说，生意一直不怎么好。现在，他的地已租给别人种，明年春天，他们夫妇俩想到温州打工，挣够了钱，就在市里买房子住，不想再回雁村了。
       而对迁入的老李们来说，雁村却仍是一个理想的所在。他说，与家乡相比，这里最大的优势是交通方便，土地多。在家乡，他们全家8口人只有2亩水田、10亩果园，已不足以维持温饱，而在雁村，他不仅有了比家乡宽大的房子(由于房主转让承包地不贴钱给老李，所以老李可把房屋售价压得较低)，而且承包的果园，交通便利也好卖果子。大儿子马上就要与雁村的一个女青年结婚，亲家的手扶拖拉机也停在了他的房前，他可以方便地使用。老李们想的是尽快在雁村扎下根并继续享受比在贫困的家乡更好的生活。
       看来，老李的家乡神农架与江汉平原农村、江汉平原农村与城市，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不同层级。农村人口就是在相邻的层级之间中进行着持续的流动。这样，中间的层级可能既是人口的迁出地区，也是人口的流人地区，因为较低层级地区的居民仍在羡慕这里的生活，但本地的居民却已不满当地的生活，把更为发达的城市作为理想的归宿。这样的流动不能说是一种城乡间流动，更有包容性的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层级流动”。
       但是，有人会问，难道老李们不能直接迁向发达的城市吗?在最低级层的农民之所以选择中间层级作为流人地，一是因为接触信息水平的限制，老李知道雁村田多是雁村村干部因土地撂荒太多到山区去招募新的村民人户时听说的，老李们还没有能力了解到更远更发达地区的详尽信息。第二点是老李们文化水平低，除了农业生产的技能不再具有其他技能，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他们没有在城市生活的本领，城市不会接纳他们，他们也不敢冒这个险。三是比起家乡的生活，雁村已能给他提供很好的生活，在雁村，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因此，雁村这样的农村就成了农村人口流动的中间层级。这种像是接力式的流动在当地已发生了六七年了。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在这样的层级流动中，雁村就兼具了人口流人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双重性质。这样的村庄是一种复杂的村庄。一方面，村外来的移民们迫切地想融人本村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本村人却向往着村外的都市，他们看不起来自村外的移民；认为他们不注重子女教育，目光短浅，只知道一味挣钱，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不具备在都市定居下来的能力。于是就只有像迁徙的大雁一样，农闲时进入城市打工，农忙时返回村庄种田。候鸟式的流动是他们流动的主要方式，但与老李和将来能够迁入城市的小陈一样，他们都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代。雁村在人口的不断流出和迁人中，仍然维持着自己较为正常的生活节奏。但雁村的支书向我抱怨村里的事越来越难管了。我在想，这个村庄还会存在多久?老李们最终将定居在哪里?那些大雁们能最终找到自己安栖的所在吗?村庄间关联
       一个曾在河南某乡政府挂职副书记的朋友告诉我，一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常常能引起别的村村干部的关注，有时候，几个村的村支部书记联合为一个村的候选人出谋划策，甚至亲自到村中助选。这让我大为惊奇。朋友解释说，很多时候，不同村的村干部之间常常在很多事情上保持步调一致，为的是集体对抗乡政府或对付村民，一村中谁当村干部，与别的村的村干部甚至村庄精英的关系极为密切。
       我在吉林的一个村调查村委会选举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个村民兵连长为了连任，调动了邻近村庄的国营农场的力量助选，农场场长开着桑塔那亲自为他拉票，选举日当天，几个农场职工在现场为其督阵。据村民反映，拉票中还出现了贿选和暴力威胁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村庄对外交往面的扩大和与村外力量联系的加强。因为，这种联系主要出现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我把它称为村庄间关联。
       上面还只是说了村干部对外联系加强的情况。其实，村庄间关联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如跨村的经济合作实体，跨村的宗教组织，村庄间联合的治安巡逻、道路修建等。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描述当时的乡村，认为村和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隔膜”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今天的乡土中国和费老的描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费老在分析村庄间的孤立和隔膜时认为，“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那时人口流动率小的原因在于农民及其从事农业的乡土性，而今天，农民人口流动空前增强，这必然会打破村庄间的隔膜状态。农民流动的外在体制限制巳被取消；而农民也不再简单只从事农业、，而是广泛从事各种行业。这使他们的身影可以出现在社会的任何地方，现在人口流出村庄的农民可以到各地去谋生创业，而人口流人村庄则可以接纳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这样，村庄间联系的增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其次，地方市场的迅速发展也使村庄间联系增加。施坚雅在分析封建时代的中国乡村时，曾认为村庄之上的一级单位是地方集市，不同村庄的人们在同一集市上交易、相识，而集市的范围甚至和人们的通婚范围相当。现在，地方市场的规模和深度早巳和那时不可同日而语。地方市场不仅有定期的集市，而且有覆盖全国的专业市场，而同一地方市场内的村庄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大大增加了。
       第三，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国家的行政区划设置的作用。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开始在县以下设置基层政权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先后设立过区、公社和乡政府；把不同的村庄划归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是为了便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同时，也加强了村庄之间的交往。人民公社时代，各生产大队之间常常进行共同的生产劳动o，如共同兴修水利、修路，或者开展劳动竞赛，一段时期，公社在各个大队之间平调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都促进了不同村庄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意识的增加，那时，生产大队的干部也是通过公社的活动而逐步熟悉并发展起个人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建立乡政府以来，虽然政府组织的村庄间的集体生产协作明显减少，但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庄交往的实践却给村庄间关联提供了制度记忆。不同村庄中中年以上的村民很多互相都熟悉，而村干部之间又因共同开会、共同完成乡政府任务而交往频繁。这都给村庄间发展较为提供了便利。 第四，农村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强村庄间的关联。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成片成片的村庄群巳实现了产业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村庄之间已连成一体，村与村之间的自然边界已失去作用，不同村庄的村民交错居住在一起。由此，在村庄土地出让、道路修建和治安保卫等方面都产生了协作的要求。加强村庄间关联就是对这种要求的非常自然的回应。
       村庄间关联的存在使得我们再也不能仅在村庄范围内解释村庄中发生的事情。不仅存在村委会选举、村庄间互相影响的情形，在村级治理的其他方面，如发展乡镇企业、村庄规划、村庄公益事业等诸方面，一村都得考虑来自周围村庄的作用。
       村庄间关联增强也给乡政府管理带来了挑战。乡政府不再是管理一个一个单独的村庄，而是管理乡域范围内互相联系着的村庄。一个在福州市郊任镇长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村三分之二的村民联合要罢免该村的村主任，但镇里迟迟不能下决心组织重新选举，因为一旦这个村允许重选了，那镇里其他村的村民与村干部有矛盾的村就会群起效仿，那时麒里的工作就被动了。看来射与村的联系已日益加强；乡政府的管理对象已从单个村庄逐步扩大到关联着的不同村庄组成的一个乡域范围内的社会。这个社会被村庄间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联赋予了特定的性质，是村庄持续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标明着乡村社会性质某种深刻的变化。民主下乡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普遍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讲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对于农民在村民自治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热情，知识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对于农民为什么需要民主和农民在民主下乡中的一系列举动，知识界其实并不十分理解。
       先说民主下乡的起因。从制度演变的过程看，似乎这是一个由上到下、政府推动民主的过程。其实，考察村民委员会诞生的过程，最早的村委会却是农民自发创建的维护村庄社会治安的组织，因没有了上级的干涉，他们也就采取了发空白票提名的方式产生组织。虽然以后这种形式由国家发现并写进了法律，但首创权是农民的，即使在国家大规模推广的情况下，来自村庄的内在需求却是决定民主能否顺利下乡的最关键因素。原来为什么没有民主，现在为什么有民主，必须从村庄经历的变化来看。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民，是人民公社下面的一个生产单位，虽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人民公社经常侵犯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自然村和行政村都很难拥有自己明确的权利边界。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乡政府不再具体干预已经分户经营的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村庄的权利侵犯也就少了很多。行政村开始具有自己真正的土地和集体财产所有权，并开始承担村庄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福利保障、公益工程等的提供。这时候，村民最大的社会依赖就从国家转到行政村，或者准确地说，就是从国家体制的基层单位转到了真正拥有处置自己财产的集体经济组织，行政村开始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这是解放以来村庄地位的第一次真正独立，农民也第一次真正拥有自己的共同体：。那么，既然是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事务就要由村庄自己来决定，包括选择什么样的管理者，用什么方法进行管理。由于村庄内每户村民的法律和经济地位都是平等的，那么可以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民主。当然，这种方式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可，但能够广泛推行的原因却是村庄地位的独立，和村庄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平等。简言之，村庄民主的真正原因在于村庄自治，民主是村庄自治的方式，村民自治也就成为村庄民主再恰当不过的称呼。
       那么，村民民主的“不如意之处”也就需要从共同体自治的角度上去理解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知识界不满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民对民主的参与不积极：不参加选举投票，不关心村务决策。知识界对此的解释是农民民主素质不高。这是典型的脱离村庄理解村庄民主的看法。到那些农民参与不积极的村庄看看，有的是村庄没有集体经济实力，村庄发展的好坏与每个村民的利益关系不是很大；有的是村支书受到乡政府的强力操纵，选举“二把手”并不能改变村庄权力格局；有的是村庄人口不断外流，村民已不把村庄作为自己永久的居留地。也就是说，村庄没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体架构，要么缺共同资源与收益，要么缺独立地位，要么缺共同体意识，这时候，村民就不会意识到村庄与自己的利益联结，自治并不会给村民带来收益，民主也就自然不在关注之列了。
       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原任村干部多数连任。这也似乎未能体现民主选举的效益。还是让我们回到村庄看看原因何在。构成当前行政村共同体的要素是一个一个的自然村或居住相邻的村民片。这些自然村和片之间都有自己的公共空间，而且，大多不互相交叉。这时候，一公共空间中活跃的公共人物并不总在全村所有的公共空间中享有知名度和威望。选举时，也许各自然村和片的村民会选在自己所属公共空间中有知名度的人选，但最终能够当选的却只能是在所有公共空间都有露面机会，都能建立威信的人选。这些人选无疑就是活动跨越单个自然村和片的公众人物——原任村干部。也就是说，行政村是—个“被分割的共同体”，而要选出的却是被分割了的共同体之上的公众人物。这种“被分割的共同体”还导致了选举连任的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原任村干部的职位分布也很少变动；哪个自然村或片出主要干部，哪个自然村和片出次要干部，基本上也是维持原状。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原有的村庄管理体制中，为了能够达到对全村范围的治理，村干部的职位分布一般形成了某种规律，一般是由较大的自然村或片出主要干部，而较小的自然村或片出次要干部，而且，这和村庄的家族状况也有密切的关系，较大的自然村也是较大的家族的居住地，较小的自然村则住着较小的家族。这种分布下，国家可以实现对村庄全境的管理，而村庄内部各自然村、片和家族之间的利益也得到了合理的平衡。这种村庄权力结构均衡的现象具有一种自我加固的趋势，从而形成内在于村民心中的当然之规。选举制度推行后，竞选者和村民都会衡量村干部应怎样分配，选举组织者也要考虑村干部的代表性问题，并尽量施加影响，而参照标准就是原有的“村庄权力结构均衡”格局。这种情形下的选举结果就是导致原有村干部职位分布的再现。当然，这和民主选举制度内容的择优原则就形成了矛盾。但是，选举是在村庄之中的选举，它就必然要体现村级治理的规律。
       还有一种现象也为知识界的朋友们所不解。那就是农民偏爱选择家族派性的形式参与选举竞争，而不是以公民个体的身份参与竞争。家族与派性一般出现在不同的村庄里。那些有强宗大族，家族对村民的生活和生产仍然有着强大影响的村庄，选举竞争有可能以家族竞争的方式表现出来。而那些没有家族势力，村民已被分割在一个一个范围狭小的圈子，如亲属圈、朋友圈、同学圈、同业圈的村庄，其竞争可能会更多选择派性竞争的方式。对于参与选举竞争的候选人来讲，他是一定要有支持自己的选民的。怎样获得选民的支持，在村委会选举中，主要的不是靠不同的治村主张的竞争和村民对不同治村主张的选择。因为，讲究实利的村民都知道，讲的再好听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村民看中的是选举将直接给本人或小群体带来的利益。在家族型村庄，如有人以家族利益和意识进行拉票，村民们会感觉这种许诺来的实在；：因为同族人的关系和面子对竞选者会有一定的约束力，村民们相信家族意识会对竞选者构成压力。而派性是相互对立的精英的特殊交往圈子和关系资源的竞争。被派性动员起来的村民也是相信他们伸手可感的具体关系的能量，竞选者就是利用这些圈子中培养的信任关系，再辅之以利益的许诺，而打动一个一个选民的心的。在派性竞争充分的村庄，大多数村民都可以被分属在利益鲜明对立的不同阵营当中。知识界对此的不满是村民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村庄的公益。但具体看家族竞争和派性竞争的过程，我们可知，普通村民的地位比之以往还是大大提高了。一个精英为了说服选民投他一票，往往需要苦口婆心的劝说，塞烟送酒套近乎，选举期间是普通村民倍感受尊重的时期，我们可以不满这种选举竞争的形式，但是首先要肯定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选民权利的提高和权力来源的变化。家族竞争和派性竞争表明了农民小群体生活实践的特点，说明了村民并没有以公民的个体身份与村庄共同体发生联系，而是通过了一定形式的中介。但是，并不见得采用家族竞争和派性竞争的方式就实现不了普通选民的利益；大量的事实已证明，正是由于家族和派性参与竞争，选举的公正性和竞争性得到了保证，选民得以充分地选择，选举程序得到严格的遵守。在当前农民仍然处在小社会群体的社会联系形式之中，个体权利仍未受到根本尊重的村庄共同体发展阶段，家族竞争和派性竞争就是选举中动员选民必然要采取的手段。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会出现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它需要一些非常具体的条件。对知识分子来讲，重要的不是对家族和派性竞争作出好坏和取舍的价值判断；而是要理解它们得以产生的村庄背景，研究当前村庄共同体构建中个体意识的发育途径，为完善村庄民主和村民自治服务。
       民主下乡激活了我们对乡村社会的想象，也为这种想象真正与现实合拍提供了检验和校正的机会。我有一个感觉，关注民主下乡不应是看民主理念和制度如何进入乡村，而是应看乡村社会选择的民主究竟是些什么，它又是如何演变的，也就是说，不是“民主如何下乡”而是“下了乡的民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