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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茶座]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
作者:来新夏

《博览群书》 2003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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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藏书家的出现很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孔子应该说是最早有私家藏书的藏书家,他以私人讲学活动打破了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状态,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孔子为了教育学生,准备教材,便搜集文献,进行“删诗书,定礼乐”的整理工作,自然地形成了私家藏书。同时由于列国诸侯争雄,需要各种不同学识的人才而争相罗致,所以就有各种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除了孔子的儒家外,还有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都各以其学术,培养不同类型的“土”。这些“士”为了猎取利禄,游说各国国君,急需充实自己的学识,因而也藏有一部分书。苏秦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他第一次周游列国,失败回家,遭到家人的鄙视,于是他不顾一切冷遇,“陈箧数十”,发愤再读书,终于获得成功,为六国之相。这不正说明苏秦已有几十箱藏书吗?另外有一位辩论家惠施,学识渊博,善于论说,当时人都知道他有五车藏书。五车的计量是指简书,固然不如现代书籍量大,但在简书时代,学识也很可观。所以后人称赞他人有学问时,就引这“学富五车”的故事。藏书这一名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的《喻老篇》,文章讲到有个名叫徐冯的人曾批驳他人论点时说过“智者不藏书”的话。可见“藏书”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
        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私家藏书一直与官藏成并驾齐驱的两大渠道,特别是从唐朝开始有雕板印书以后,得书较易,于是私家藏书的人数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细。唐朝藏书万卷以上的已有十五六人。宋明以来,私家藏书日益发展,万卷以上已非个别,清朝的私家藏书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一种统计,著名藏书家已近五百人,为历来藏书家总数的一半,而这些藏书家的文化素质又都相当高。 纵观历代藏书家的文化心态,确乎有一种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都珍惜和善待民族文化的传统,视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秦始皇焚书时,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儒生,就曾把儒家经典藏于孔府夹壁墙中,保存了先秦文化,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壁藏书。表明了民间藏书这一文化现象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才感叹地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两汉之际,社会动乱不已,若干富有藏书的士人,多带着藏书,隐居山林,以保护图书免遭损失。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进行了“采求缺文,补缀漏逸”的搜集图书工作。于是许多士人多“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使许多文献获存于世。宋代的私家藏书,在前此千年的藏书经验基础上,形成藏书家覆盖地域广,有代代相传的藏书世家,藏书家一般都是官僚兼学问家,有财力和学识,藏书家能互相交流书目,传录图书,加快文化流通等特色。明代藏书家祁承灿,家中本来富有藏书,不幸火灾,藏书几乎全毁,但他决不灰心,重新搜集传抄,达十万余卷,超过原藏,成为明代晚期一大藏书家,起到了积极保存民族文化典籍的作用。清代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和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而且利用他们掌握的目录、版本、校勘、考证等专学知识整理藏书,完善藏书,在藏书事业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藏书家的另一文化心态,则是把藏书做为自己的自怡行为,以藏书为手段,求得自身心态的满足。这些藏书家把藏书视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只供自己和子弟家人享用,不允许他人染指,更妄想永远为己所有。唐朝开元时期藏书家杜暹在自己所藏的每一本书上都题上家训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头两句说明自己聚书的艰辛和对子孙的期望,固未可厚非;但末一句连借书与人都定为不孝大罪,未免过于自私。有的藏书家甚至以聚书和读书的辛劳自怡,如宋朝大学者尤袤,为了藏书而不顾“读书每至唇焦,钞书每至脱腕”的苦况,痴迷地把自己的藏书看成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充分证明,读自己的藏书将是藏书家最集中的自怡行为。明代福建藏书家徐渤,曾在《读书乐》一文中,自述读自己的藏书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说:
       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绣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
       有些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都很高的藏书家,往往为了收藏佳本善刻,每于公暇,必亲自流连于书市,而以此为乐。如清初诗人学者王士祯为了便于求书,特别僦居于京师广安门外慈仁寺书市附近。另一藏书家朱彝尊曾赞扬他的这种求书精神说:“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入,悉以购书。”一般人登门造访,很难见到他,但在书市却容易见到他,他也承认确有其事,曾在所著《古夫于亭杂录》中得意地记下此事说: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
       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日:
       “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
       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 言下颇有自得之乐。但当有些心目中的好书,当时因某种原因,未能及时采购人藏,而被他人捷足先登,这会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致生病。他曾在另一本杂著《居易录》中记其事说:
        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尚书大传》、
       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
       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
       所有。归来帐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
       王士祯因未能满足自己购书入藏的愿望而致病的故事,反映了他为了自怡而藏书的心态。他把这种不满足视为感情生活中的一种缺陷。这种心态一直在支配着许多藏书家。直至当代,我曾相识一位中年的善本藏书家———北京的韦力君,他没有祖传的旧藏,,而是自己尽心竭力,用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聚书,终使他成为收藏宋元善本数千种的藏书家。他赏玩自己的藏书,还让朋友共享这种怡悦。他斥资定额精制契丹藏的残卷,以显示其藏书的价值。他每年用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到各地采访历来藏书楼的故址遗迹,来满足对过去藏书家的仰慕心情。
       藏书家的文化心态虽然有着保护民族文化和自怡行为的共识,但在对待藏书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态度,那就是“藏”与“用”的分野。一些藏书家基于“爱物”的精神,千方百计地聚书,用各种措施来保护藏书。从秦汉以来,就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时有一位名叫曹仓的藏书家,为了修建具有较高建筑水平的藏书楼来安置藏书,专门修了一座石窟,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对藏书的爱物之心,却为后世所称道。在《旧唐志》中就盛赞“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许多藏书的设备。明代藏书家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藏书的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等,都有相应的措施。清代以来有不少藏书家更多地以佳本善刻为自怡的寄托,尤其是对宋板书更为重视,深扃密藏,不轻以示人,但又情不自禁地以此自炫,如黄丕烈对宋板书达到了偏爱的境地,甚至以佞宋主人为号。他因藏有百部宋板书,便向人夸耀,命名其书斋为“百宋一廛”,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因为藏有二百部宋板书,而名其藏书楼为“百宋楼”。
       这些以藏为主的藏书家,更深层的内心隐秘是,希望能将私藏“久传后世,津逮子孙”,所以常在藏书上自题训诫。元代藏书家赵孟频是驰名遐迩的大书法家,他出于过分钟爱其所藏而在藏书卷末自题说:“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意思是我辛勤藏书是为了子孙上进,如果子孙卖书,则连禽兽都不如。他人也不要对我的藏书有非分之想。想不到这位温文尔雅的名士,竟不顾身份,破口大骂,甚至不惜留下笔墨。明朝吕坤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的一些著作都能循循善诱地诲人不倦,没有疾言厉色的词语,但他告诫子孙世守藏书时,则非常严厉地下了死命令说:“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不许入葬祖坟,不许列名家祠,等于开除族籍,惩罚相当严厉。但是,这种心态上的极端私有的占有欲望,往往事与愿违,使他们失望。因为事实证明,没有一个藏书家能够世守其传的,所以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很断然地判定说:“谱人皆眷眷于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以这种心态对待藏书,虽然在保护民族文化上有一定贡献,但对文化的流通,则多少产生了阻碍的作用。
       另一些藏书家则以一种“仁人”的精神,以“用”的心态对待其藏书。他们把自己的藏书作为嘉惠于他人的物质,愿意藏书为人所用。如东汉的蔡邕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非常有才华的才女,理应把藏书传之子孙,但当他发现王粲的才能后,便毅然将藏书赠与王粲,成就了王粲的文学事业。晋朝藏书家范慰有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南齐藏书家崔慰祖,藏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词”。这种仁人观念,一直影响和支配着后世不少藏书家。宋代四川转运使井度,家富藏书,因子孙不长进,所以将自己的五十箱藏书,全部赠与正在编撰私藏目录的晁公武。晁公武将井氏赠书合自己的旧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于是,“日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撮其大旨论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末有一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提出一种具有“仁人”观念的口号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清代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张金吾认为深藏图书,是害书害已的行为。他说:“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与予又何裨?”他为使人了解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爱日精庐藏书志》,更明确藏书之为用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下至二十世纪初,浙江绍兴名流徐树兰父子,捐书捐资兴建古越藏书楼,“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年译本新书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以备合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他们订立章程,公开借阅,成为具有近代图书馆的初型,为藏书事业走向社会化开辟了道路。 ,
       不论藏书家具有或藏或用的不同文化心态,但他们对于保存中华文化都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但我认为,具有“用”的心态,将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趋向更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