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写一本鲁迅与陈独秀的书，碰到了与二者相关的人物章士钊，竟久久陷入其中，觉得是个颇值得琢磨的人物。鲁迅早期的文章，有关章士钊的就有多篇，章氏之于他，不过一个政客，印象自然属于灰色，用今人的话说，属于丑角吧。其实仔细谈来，鲁迅和章士钊曾是下属与上级的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章氏是段祺瑞执政府中的教育总长，鲁迅系教育部一名佥事。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参与了支持学潮的活动，遂被章氏除名，两人有过一段深切的冲突。至于陈独秀，与章氏是老友了，他们的交往时断时续，一生之中有着复杂的关联。比如一同编《甲寅》、《国民日日报》等。陈氏后来被捕入牢房，章士钊为之做辩护律师，都是历史中的趣闻。章士钊在中国现代史上，论学问与影响，均不足与鲁迅、陈独秀相提并论。但写文化的演变史，政治风潮史，这个人物带来的话题，又为一般人所不及，牵连的人物、事件之多，是少有的。毛泽东晚年与其关系较密，自有复杂的因由。他身上的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特点，隐含着现代史的一种隐秘。这其间的问题理清，当可看到士大夫者流变迁的痕迹。
章士钊一生游荡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著述较丰，在逻辑学、语言学上均有一定造诣。不过所写之文大多平平，惟晚年所做《柳文指要》聊备一格，略见气象，不失一种风采。他早期是排满抗清的要员，写过一些斗士的文章，其状与章太炎、陈独秀庶几近之。但后来思想趋于中庸，反对激进主义与党争，且主张读经救国，就被新文学阵营所不齿，成了新文人嘲弄的对象。不过在思想的层面，他也以为学术是自由的，不可以齐一的思想规范人们，言论与学术都应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只是在审美爱好、情感表达方面，不喜白话文的直露，神往于唐宋以来柳宗元的传统。所以从政也好，治学也罢，西方的人本主义对其只是皮毛间的影响，内心深处，乃多孔学的余影。鲁迅对他的愤愤然，大概也与此相关。
翻检章氏的遗著，让人发生兴趣的，乃民国成立之前的文字。他和陈独秀、苏曼殊之间的诗书往来，以及主持《国民日日报》时的一些言论，有着鲜活之处。比如所写《王船山史说申义》，文字背后有亡国者之愤音，可读出学术之外的东西。《说君》借谈国体，指陈种种罪恶，惟君所造，其看法与陈独秀如出一辙。那时二人一唱一和，留下了诸多佳话。比如都有忧世短章，亦有伤时之文，虽说不上奇歌，但亦称得上率真之作。辛亥革命之后，章氏文章里的血性渐少，待到主持《甲寅》周刊的时候，其思想已不为青年所喜爱，暮气的东西多了。我注意到他那时写下的文字，已深染儒学之风，基本的思路是以东方固有的传统去融会西学。他的思想满蕴着东方情调，对汉文明的眷恋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在他看来，旧有的文明有诸多可用的东西，可惜它又被遮蔽掉了。一九一七年，他曾作有《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强调中国第一贫乏是知识，不仅传统的知识不太了解，对域外的新学说，也知之甚少。言及西方文明时，与陈独秀、鲁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并不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视为一个整体。在谈柏格森、詹姆士的同时，也谈王阳明；言日本的近代化，也涉猎到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诸人，并无本土文化的自卑感。他自信从本土的文明里可以找到一种新生的根据，大可不必将祖先的东西扔掉。他说：
日本与中国同在东洋，其所以比中国强，就是能行。至于知识，以言旧者，日本都是从中国来的；以言新者，中国比日本开通得早。科学思想，不要说明朝的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李之藻译《
谈天》诸书，即上海制造局所译各书皆在日本之先，何以日本强而中国弱，其关键即在能行与不能行而已。中国不能行，虽知也不算知。日本能行，知即由是一步一步进，发达至于今日。日本深体得王阳明的教训，无论物质上，精神上，皆以行为主。其民之忠君爱国，勇于战死，都是行的精神。即其切腹或其他自杀之事，虽在社会教育不可为训，而自精神上看来，亦是能行的好证。总之，日本能行，中国不能行，愚以为是论断两国的铁案。柏格森既能袒述赫拉丽达，为欧洲思想界开一纪元，吾辈何以不能从周易变动及自强不息之理，中经周秦诸子，下至宋明诸儒，而归结于王阳明，寻求一有系统的议论，以与柏、倭、詹三家之言参合互证，将中国人的偷惰苟安的思想习惯，从顶门上下一大棒。从前欧洲思想之变迁，乃食文艺复兴之赐，现在思想，仍略含有复古的臭味。吾国将来革新事业，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极切，必当同时并举。
这样的看法并不陈腐，甚或还有中正的地方。陈独秀、胡适、鲁迅对其颇为蔑视，在于那时并无东西文明融合的机会。“五四”前后，其首在引进域外之火，将民主与科学的力量积聚起来。而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清除旧物，与形形色色的古学对峙。章士钊的种种学说，不过是一个缥缈的梦，最终还是滑到卫道的路上去。他做教育总长时，就推行“读经”之道，将固有的教育模式搬来，引起了诸多非议。“经”不是不能去读，对于奴性深重的国民而言，第一要务是获得人的尊严与生存的活路，象牙塔里的吟哦和古老的儒学，是难以给人带来这些的。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不同是，前者并不否定学问的意义，而是把着眼点放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上。对于灾难深重的国民而言，思想家有时会像黑暗中的灯火，照着惨烈的生存。而学问家的智慧，有时仿佛饥民眼里的盛宴图，美则美矣，却不及火炬给人以暖意。鲁迅后来与施蛰存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亦可做如是观。他与陈独秀疏离章士钊，分歧点固然多，彼此的价值路向不同，是主要的吧。现在攻击鲁迅、陈独秀而喜欢章士钊者，大多已不解当年的语境。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攻击者已不再是饥寒之民。须知，远离了饥寒的雅士们，其生活的安定也可说是鲁迅、陈独秀那代人争来的结果。吃了前辈种的果实，却不认得耕种者，这就是聪明人的妙处。
章士钊一直隐在社会的要津背后，和普通的文人是有距离的。青年作家和左翼学人不太靠近他，对其感兴趣者乃社会贤达之辈。张君劢当年在为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写的序文里，对其赞扬有加，溢美之辞四溅。那文章说：
近治学术史者，举国中人物，辄曰：章太炎，王静安、严又陵、梁任公、胡适之，章行严等六人……行严先生学说之行于国中也，时代略后于任公而先于适之。其治学之方，不若任公之包揽一切，而以专精一二学科为己任。任公于戊戌政变之后，一心以推动社会为念；而行严先生受正式大学训练，故埋首于现代学科之研究者久，及夫亡命东瀛之日，乃发行《甲寅杂志》，正与任公之主办《新民丛报》者同。其议论传诵一时者：有《政本论》，有《联邦论》；立言本诸白芝浩与薄来斯诸氏，然亦几经研精覃思想而成一家之言。《晋书·向秀传》曰：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吾以为行严先生之性格，清悟远识，何殊向秀。其传播欧洲学说，能发明奇趣，使读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岂不直追魏晋，而与时下文章之粗厉鄙俗者，何可同日语哉。
以如此的语气叙述章氏在学术史的地位，不消说有夸大的因素，无论在哪个层面看，章士钊的闪光都很短暂，也难说有章太炎那样的气象。即以他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而论，根本的立论也并不新鲜。抨击韩愈的传统，那是五四时代的人就做过的，且精神卓绝。周作人和鲁迅都曾看到唐宋八大家的弊端。尤其周作人还写过多篇文章，力陈韩愈的负面影响。章士钊暮年的劳作，虽说颇见功力，且以独有的文风立于学林，可与周氏兄弟比还是逊色不少。张君劢当年礼赞章氏学术，是否是因了朋党之谊也未可知。
看章士钊的著作，给人的感觉是驳杂、良莠参差。一方面是西方学术的译介者，另一方面又带有晚清士大夫的迂腐气。他的古文并不灵动，倒显得枯涩平常，奇思异想殊少。翻译域外文学时，却摈弃了原文中的洒脱奔放之风，附之于中国旧诗的老韵，西洋人的个性与张力竟被酸苦的古文压迫下去了。比如所译拜伦的诗，似乎并未移情于诗人阔大的意象里。译者竭力将原作拉回到中土文人的情调里，很有点中国气味了。我读他的译文，已看不出什么西洋人狂放的韵致，悲怆与怅惘之调似乎被什么压抑住了。鲁迅当年就讽刺过翻译中的这种比附现象，以为是对原作的凌迟。晚清以来，此类现象甚多，章士钊亦未脱套路。他的思想到了辛亥那年，就已停步不前了。
“五四”以后的中国，对文化有高远目光者不多。若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其思路至今还有参考价值。鲁迅对待域外的东西是“拿来主义”的态度。这“拿来”不是简单的为我所用，而是借此改变固有的陋习，有一点人间的血气与个人风骨。辛亥革命前的文人多有排满时的激昂，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章士钊在“苏报案”中扮演的角色颇为感人，有悲壮的一面。待到革命成功，直面己身的痼疾时，便温吞起来，已不复当年的凌厉之态。个性的精神隐到了儒学的影子里，和明清时代的士大夫有点相近了。鲁迅与章士钊的冲突，有些触摸到人本的话题，涉及到人的尊严与价值问题。陈独秀后来与章士钊渐生隔膜，也与文化选择的路向有关。大致说来，鲁迅是从文化内部出发，在与章士钊的交手里，警惕到主奴问题和个人主义的障碍。陈独秀则更多从外部领域，寻找打开旧文明的出口，试图从政党文化里开一新的园地，这一内一外，牵涉到人性与民族性的难题，鲁迅与陈独秀都触摸到了。而章士钊呢，仿佛处在内外的中间，都未搔到中国社会的痒处。要么滑入内部成为旧势力的一员，要么弹到外部游离于主流社会。显赫得快，消失得也快，如此而已。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就我自己而言，章氏虽活到了“文革”之后，系历朝的闻人，但和他周围的世界并无血一样的联系。明明想做自由人，却偏偏离不开政治；明明是了解西学的人，偏偏与上流社会是诤友的关系。他对身边的世界显得过于暧昧，精神深处似乎并无痛感，反倒显出一种安之若命的坦然。即以《柳文指要》这样的书而言，可看出他晚年时对身边世界的迟钝，看人看事，未免有些趋时的痕迹。“苏报案”时代的血气已荡然无存。我看他的著作，不知怎么就想起晚清的民族主义者，革命不过是振弱图强，保种延族，并非自我的蜕变。引进新学，旨在复原儒家学理，且相互参证。其背后不过是文化固守意识。和康有为的思路多有吻合之处。章士钊有国家的概念而少个体的概念，有新民的冲动而鲜自我的拷问。所以看他的诸种陈述，印象是“信”多而“疑”少，终究还像个士大夫，为君效力与为国效力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你看他往来于国共之间的苦苦劳作，以及与毛泽东的特别的关系，就可悟出其间的本色。陈独秀颇为了解章氏的这一点，曾对其往来于官场的雅志多有微词。我至今相信鲁迅与陈独秀对他的嘲笑是对的，因为他不过还是一个“士”，并非所谓精神界的斗士。和“五四”那些斗士们比，章氏自然要黯然得多。
不错，章氏一生都带有绅士般的古雅，文章的色调悠然。他著述时多用“孤桐”这个笔名，故有“孤桐先生”之称。谈起这个名字，作者有一番叙述，写得亦有意味：
岁辛丑，愚读书长沙东乡之老屋中，前庭有桐树二，东隅老桐，西隅少桐。老者叶重影浓，苍然气古，少者皮青干直，油然爱生。时愚年二十耳，日夕绮徙其间，以桐有直德，隐然以少者自命……愚以桐为号，乃有取于桐德，至别构一字以状之，本无一定。早岁青，中岁秋，其为变动，已甚不居。香山孤桐诗云：“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未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孤桐孤桐，人生如尔，尚复何恨。诵云居之诗，取峄阳之义，愚其皈依此君，以没吾世焉矣。因易字孤桐，缘周刊出版布之。
这是他的自画像，其深切的寄托也掩在文中。早年间，作者有多篇《孤桐杂记》行世，倒未见多少清寂之态，显得颇为入世。不过许多年过去，翻阅他的遗文，给人的印象是，像一棵枯老的树，拖着历史的长影立在昔日的文坛。我们谈鲁迅、陈独秀时，偶尔涉及于他，并未感到多少亮色。仿佛是孤桐老影，罩着一段苦涩的时光，给人诸多的感怀。人在历史中的角色，自己是并不清楚的。有什么办法呢。
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于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