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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今年1期叶枫丹的短文《滚泥巴、书生、大红门》为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打了一个有意思的问号。这使我联想起先前看过的乔冠华在战时香港的资料并产生一点感想：乔在战时香港的国际述评既有不少高明之见，也有在若干关键问题的失误，但后来的评说讲的都是乔过关斩将的神勇英明，对败走麦城的失误则加以回避。于是，读者对出道之初的乔就已有这样的印象：“一方面是个天真至性的无瑕美玉，一方面又是百战不殆的经纶老手”。其实，才子固然高明也难免有失误!
       战时香港群英荟萃，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共涉外宣传干部如胡愈之、张友渔、乔冠华、羊枣、金仲华、于毅夫、邹韬奋、李纯青、刘思慕、韩幽桐、张铁生、胡绳、恽逸群、夏衍、黄药眠等都聚集在一起，并为《世界知识》、《时事晚报》、《新闻通讯》、《华商报》、《大众生活》、《光明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撰写了一系列以军事问题为论述中心的国际述评文章，就时局的焦点和症结提出独特的见解。乔冠华是其中发表文章数量最多和影响较大的一个。他为《时事晚报》撰写大量涉及国际关系的社论，为《世界知识》双月刊撰写了一系列长篇国际述评。他负责《华商报》有关外交和国际问题方面的社论，开设《国际一周》专栏，撰写大量国际专论。《大众生活》复刊后，他作为编委也经常为该刊撰写国际述评。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能以丰富的军事、历史、地理知识剖析战时国际关系，文采斐然，生动具体，构思奇特，见解独到，确实极具魅力。乔对绥靖主义的评论文笔潇洒，分析丝丝入扣；评论入木三分。例如，1939年5月14日《英苏谈判与德意同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的虚伪性：“去年十月以来，欧洲的和平和秩序，建筑在一个虚幻的棱堡上……在这个棱堡下面，呻吟着一千五百万的捷克人，两千四百万的西班牙人，更下面则有六百七十万的奥国人。他们被牺牲了，为的是建筑这座虚幻的棱堡，为的是维持欧洲的‘和平与秩序’。”1939年7月10日《是谁打进马德里的?——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深刻分析西班牙内战期间英法统治者因中了“恐共病”的邪而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以及这种“不干涉”政策的恶果：“是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这最初表现在不干涉委员会，其次表现在西班牙的‘慕尼黑’，而最后则表现于那血的一周。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并没有打进了马德里，而是打进了伦敦和巴黎。同是在这一个意义上，英法不是出卖了西班牙，而是出卖了自己……一、出卖了自己的安全；二、出卖了民主。”当时，意德武装干涉西班牙已严重威胁了英法通往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交通要道，并正在形成对法国的战略包围，而英法对此视若无睹，却为意德的“反共”旗号所迷惑，怕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策，会引起同意德的冲突，会助长“赤祸”的蔓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乔的论断，英法没有遏制战火的扩大。相反，由于意大利在东北非改善了战略地位、意德又在西南欧制造了第三个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势力大增；侵略元凶德国看透了英法软骨病后，便得寸进尺，进军莱茵兰，拼凑侵略集团，强占中欧战略要地，大大加快了发动欧洲大战的步伐。英法的节节退让，反倒使自己早吃苦果。正如该文末所说的：“约莫1900年以前，当纳撒热人耶稣绑赴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有的妇人为他哭泣的时候，他曾骄傲的对她们说过；(t耶路撒冷的妇人，你们不要哭我，请哭你们自己吧!’今天，我们可以同样说：不要为马德里哭泣?请把你们的眼泪，洒向伦敦和巴黎去吧!”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且极具宏观把握的前瞻性。1939年3月13日《谜一样的马德里》在分析了共和保卫者内部阵营分裂的阶级根源之后，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西班牙是一个生长橄榄树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榄树的枝叶化为泥土。但是，谁又能担保现在已经变成橄榄田的肥料的战士的骸骨，不在那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结出青葱的果实，来点缀那风光明媚的半岛。”同年9月27日华沙陷落。9月29乔发表《哀华沙》：“华沙陷落了，华沙街上充满了那历史的血腥，尸骸和寂寞，但是我们并不失望；让死者埋葬死者；华沙一定会再生，它将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勇敢地站立起来!”10月9日的《中立国决定欧战的命运》，分别剖析了美国与欧战、苏联与欧战的关系，指出美苏两国对二次大战的决定性影响，并看到战后两极世界的端倪／如若过去德意法西斯对于英法帝国的正面威胁，间接的，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威胁了苏联，在经济上是威胁了美国的话，那么，今天的战争，不管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存在和自此以后那些波澜浩阔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第一是美国，第二的仍旧是苏联。”“在这一个意义上，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耸立着两座历史的斯芬克斯，一座是华盛顿，一座是莫斯科，随着历史波涛的倾泻，这两座斯芬克斯迟早要先后说出话来，那声音是决定的。”在战局的微观判断上，乔也有过大胆而准确的预见，例如曾经提前四天预测到巴黎的陷落。
       正因为乔冠华在香港的国际述评有非同凡响的地方，所以，不仅在当时受到欢迎而且直到今天一直受到广泛的高度评价。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当时在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与爱泼斯坦、乔、叶君健(马耳)、杨刚等时有往来。从她给父亲的信中可知她对乔其人其文印象都很好；例如，1940年9月12日的信中说：我最近“在看乔木的一本国际分析，是他在1939年中的许多文章合起来的，极分析得透彻。他也是一个天才，实在说比爱先生的学问深刻得多，。因为他努力过来……在一起时，说话总极‘人性’而投机的。”据说，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乔的文章也不时赞叹。一次，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问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说：“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我看过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与乔同时在香港的文化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乔的国际述评活动的评价也非常高。徐迟说：乔所写的“《时事新报》的那些社论，晃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评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的；尽管千头万绪，眼睛都能看花了的，但那些社论却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在这些基础上，回过头来，评论亚洲问题和中日冲突的关键内容。读者总可以感觉到自己，似已置身于一个制高点上。正在环顾全球，前前后后，历历在目。大事小事，轻重缓急，一下子最清楚不过了。这是他当时给我的强烈印象。”“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人物了，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作者，他实在、终究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风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近年来有关乔的传记作者乃至史学工作者对乔战时在港的国际述评活动更是一味的极度推祟。 然而，就在对乔冠华一片赞颂声，认为乔是天才的杰出的时事评论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权威的当时，就有人看到他的某些不足，也有同行的不服气。黄药眠回忆：“乔冠华的文章颇有风采，因此被香港的读者认为是最好的，远远超过《世界知识》诸人的论述。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文章除了许多浮夸的论述以外，有许多出自猜测，证据不足，所作的假定，有许多不实在，他估计的事亦多出自幻想。但是既然大家都捧他为评论家的翘楚，我也就只好佯愚，跟着大家讲他好。既然廖公没有意见，我又何必多说，令人批评为比党还要高明?”事实上乔的国际述评有过重大的失误。笔者将乔战时在港国际述评“一分为二”即以19奶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之前他对世界大战形势的发展有过天才的预见，之后却有两次重大的错误的判断。
       首先，没有料到德国占领大半个欧洲以后，敢于冒两面作战之险，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在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各地传媒都在发出苏德关系紧张，甚至即将开战的报道，例如，安哥拉6月15日合众社电：“消息灵通中立外交界方面本日称，紧张的军事活动正在德苏双方边界上进行，彼等认为纳粹进攻苏联已为‘不可避免’之事，除非苏联同意以粮食供应德国在欧洲之占领区；据外交界方面称，德人自信能于六星期内击溃苏联军队……”。伦敦《每B，电报》6月14日社论：“德军集中苏联边境，由芬兰至罗马尼亚者达二百万，即不立即进攻苏联必是为了要求经济的权利甚至政治与军事的屈服。”然而，由乔冠华负责的《华商报》的有关社论却还在积极：辟谣”。6月16日社论《目前的德苏关系》说：苏联对有关谣传已“正式否认，谓德国未向苏联提要求，德东境军队移动与苏联无关，苏联来准备与德作战，其预备兵演习是为了训练和测验铁道运输。”“大概德军有一部分在东疆移动并有少数开到芬兰，却是事实，而这点事实，即是引起(此处有两字看不清)推测之浪的风。这些推测有些一望而知其决不合理；例如德国如果要进攻近东，应该直接假道土耳其，决不会绕远路走没有铁道可通的苏属中亚西亚和伊朗。至德军马上进攻苏联，则连伦敦泰晤士报也都承认是不会有的事。惟一说得过去的可能，是以恐吓要求苏联让步。”“至于德军之开到芬兰。主要原因可分为两面：一是芬兰内部的问题——瑞典系的统治层需要假德力以自保，二是德国恐怕苏联完全控制芬兰。”“但这一切并非说德国对苏联毫无野心，正相反，很明显地德人虽与苏联维持和平，然仍无时不力加防范。进一步，装出一种认苏联为大敌的姿态，倒也是加强它的最新和平攻势之力量的一种本钱。”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发动对苏联的全线进攻，而同一天下午5时面市的《华商报》发表乔的《国际一周》却还认为外界关于德苏战争即将爆发是“朦胧的幻影”。
       其次，在日本南进或北进问题上，开始是模棱两可的判断，后来则倾向于认为日本会北进苏联，而不会南进向美国开战。乔冠华在9月21日《华商报》发表《国际一周》说：“日苏间会战争吗?日美会妥协吗?日苏关系决定于德苏战争的发展，日苏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今天不是日本投机的时候，日苏无战事，漂流的水雷只是漂流水雷而已；日美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一如我们过去所分析的这种妥协只是局部的临时的；日美的基本矛盾无从解除，从而日美之间无彻底的和平。”12月6日乔在《大众生活》新第36期发表《论美日谈判》的评论，广说：“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12月7日，乔在《华商报》发表《国际一周》还认为美日谈判到了“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很显然，美国政府已决定日本如能继续谈判，最低限度必须停止增兵越南，将越南日本驻军减少到日法协定中所规定之定额；现在我们不知道日本在越南驻军的实在数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回答说日本的驻军并未越过协定之规定额，可见它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这一谈判的前提的。没有人能预言美日谈判的前途，然而同样也没有人可以抹杀美日谈判是一步步的从一般走向具体了——虽然这种具体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突变的可能性。”
       12月8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仅偷袭珍珠港，而且战火马上烧到香港。受上述国际述评的影响，在港的进步势力和文化、民主人士毫无思想准备，仓促应付，十分被动。正如张友渔回忆：“许多左派人士突然陷入困境，嘲笑我们对时局分析估计的错误害死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或有意为贤者讳，或未能花功夫深人研究有关史料，很少有人对上述乔冠华战时在港的国际述评的失误作过客观的述评。前面提到的已故作家徐迟在香港沦陷前在香港，与乔关系密切，对乔的活动很了解。徐的回忆录非常详细地介绍的乔战时国际述评，无论是1940年以前在香港还是1942年以后在重庆，但偏偏漏掉1941年，这显然不是偶然疏忽的。另外，近年来整理出版的有关乔国际述评的文集也未见有他1941年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而本来这些文字查找起来应该不算很难。
       为贤者讳可以理解却没有必要。首先，在如此激烈变动的历史时刻，要准确地把握世界局势的发展，及时地作出正确的论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况且决定重大事件的微观因素往往悬测不准的。例如美日谈判到最后，东条已出面组阁，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暂时协议，而这个协议被别的原因冲断，以致东条并不知晓。战后东条在巢鸭监狱中对佐藤贤了说：“如果我接到罗斯福的暂时协议草案；历史进程可能被改变，我当时已准备好了包括妥协在内的新的建议。”德国突然进攻苏联，日本袭击珍珠港，是连罗斯福和斯大林也测不准的，初出茅庐年仅28岁的乔就不能没有失误?其次，张友渔、夏衍和乔本人都不忌讳这个问题，乔自己晚年也回忆：“我的思想深处认为日本下一步要打苏联，有一天，大概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吧，香港华侨中学请我去做时事报告。我就讲了一遍，最后，有的学生就问，日本跟美国谈判，会不会中断?日美是否打起来?我因为有这么一种根本的想法，我当时就表示，日美矛盾虽然很重，但公开打起来还不到时候，日美谈判还不会马上破裂。讲话以后，我就从香港坐轮渡到九龙回家。上了轮渡就碰到韬奋，他说见到我很高兴，走，一起聊聊。他问：日美是否能打起来呀?我是很有把握地告诉他：我看不大像。……我写过多年的国际评论文章，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
       以史为鉴，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乔冠华最终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代杰出外交家，战时香港的这段经历和锻炼当是重要的起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