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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六七年前，友人告诉我南京大学教授奚金芳女士拟编写制作介绍陈独秀的幻灯片，希望我也提供些图片资料。我当时认为此事甚好，但难度太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近代伟人中惟独陈独秀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存留下来的最少，可以说少得可怜。1992年笔者在安庆参加全国第二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期间，曾与当时的陈独秀研究会秘书长王树棣和他任教北大时的学生浙江人民出版社王福群商量过编辑陈独秀图集一事，终因现有图片资料太少，出版也困难，而不了了之。岁月不能淘汰有价值的思想，却能淘汰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和实物。十年前在南京，当地的几位朋友开着车带我跑了大半个城找国民党时代的江宁地方法院旧址，这是当年开庭审判陈独秀的地方，“陈彭(彭述之)案”曾闻名全国。后来总算找到了那个地方，原建筑早巳拆除改建成工厂。为得到一些资料需要考索陈独秀从生到死游踪所至的安庆、芜湖、杭州、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江津的地方志、档案馆和博物馆等，这都是个人的财力、能力、时间和精力不容易办到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两三年后奚金芳女士个人出资制作的《一代伟人陈独秀》幻灯片已大功告成，收有二百余幅图片，制成121张幻灯片，写有几万字精彩的解说词，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真实生动的中国近现代史电化教材。她这份执着，这份心气儿就令人敬佩，更何况她用力甚勤，搜寻甚广，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的南京贡院全景图，选用的是1884年英国人拍摄的照片。我为她高兴，自己却很惭愧。如果当年不是一时慵懒，翻箱倒柜找一找，或者也能为她提供几张照片。比如芜湖长江边的长街上，有一幢一开间的三层小楼，这是上个世纪初汪盂邹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旧址，是全皖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地方，陈独秀就借住楼上，每顿喝两碗白粥，不顾臭虫叮咬，创办主编了闻名半个中国的《安徽俗话报》。安徽师范大学的杨荣华教授曾带我造访过这座危乎哉的小楼，虽然早巳没有往昔的风光，破旧不堪，外景内景我也都拍了照。又十多年过去，猜想它已不复存在了口巴。
       近来又有一喜，就是奚金芳主编的《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已问世。2002年5月，为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作为百年校庆的一部分在南京大学举行，共收到论文六十七篇。这部论文集就是从这些论文中精选的，同时还选收了近年来最具特色的关于陈独秀的文章。《一代伟人陈独秀》解说词是这本书的附录之一。
       这部论文集很有分量，也很有特色。首篇文章是前辈学者曾彦修的《浅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曾老此文以《漫谈陈独秀》为题在北京发表后，就有许多人激赏，立即被报刊转载。他认为：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用头立地”的思想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是民主与科学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首倡者，是同时代杰出人物中的凤凰；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评价他时必须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对陈独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恢复他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孙其明在《试论陈独秀时代》中认为：“陈独秀创立了一个后人所称的‘五四时代’，而这个时代，实际上也就是‘陈独秀时代’。”奚金芳在《论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形成初期的理论变化——兼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双向相逆”》一文中写道：“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理论是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思想与符合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但它是在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反帝理论相联系、碰撞、互相交融中形成，更多的则是相逆中提出发展的。”这部论文集中还有几篇文章披露了关于陈独秀的一些新史料，也引起我的兴趣，就以此作个由头，再说一点读后感。
       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一个不通公路的闭塞山村(今重庆的江津市五举乡石墙村)寂寞而死。笔者十多年前曾考察过陈独秀晚年行踪和他的死，搜集到时人拟的三副挽联或哀词。陈独秀病势沉重之际，他的老友高语罕曾预挽一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高足已成名教授的陈钟凡从报上看到陈独秀辞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立即写了一首哀词：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
       之先声；
       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
       之坚贞。
       生死嚼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斯世斯民方梦，先生肆意其孤行。孤行长往何所图?口以杜，身以诛， 穷坚志壮终不渝! (我所据版本与论文集中引最小有不同)
       
       最出人意料的是与陈独秀没有多少交往的陈铭枢也拟了一副挽联：
       官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军旅出身的陈铭枢所撰此联，堪称知人论世的上乘佳构。郑超麟老人健在时从我的文稿中知道这副挽联后来信说：从这挽联可以看出，陈铭枢虽是武人，却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陈铭枢以为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逝世，一定会有追悼会，会有挽联挽幛，他特别嘱托在江津的朋友一定要请他问佛的老师欧阳渐书写自己的挽联。欧阳渐，字竟无，经史、天文历算和书法均受称道，是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继承人，他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此时就在江津，他本人与陈独秀也时相过从。当时有人议论说，陈铭枢的挽词和欧阳渐的书法将是陈独秀葬仪中的双美双绝。其实陈独秀的葬仪就是乡村的出殡，下葬后仅留一堆无碑的黄土，并没有人们想望中的双美双绝。没想到陈独秀死去六十年后，奚金芳主编的这部书中向人们展示了一帧四美毕具的条幅，这令我特别惊喜，特别感慨。
       这帧条幅的主人是已辞世三十多年的黄粹伯，条幅长80厘米，宽30厘米，条幅之魂是陈独秀写给黄粹伯的两页信：
       粹伯先生左右：金陵别后，已三年 矣。日前曾致函吴子馨兄，询先生踪
       迹，尚未得复，顷得敝同乡方孝博兄
       书，知大驾近在渝州，闻之大喜。拙作
       《韵表》闻先生已阅及，希评赐指教!章
       黄之徒以其师但官阴阳对转，且云除
       缉盍外古无入声，遂以阴阳与入亦可
       对转为疑，更不信互用之说。鄙意以为
       独闭口韵有入声，他别无之，，殊难解
       释；方言及后世音变既可对转，何以当
       时不能互用，亦难解释；旧派学者，本
       自读书不求甚解，殊不能满足吾辈求
       知之欲望也。又如依许书形声之说，同
       一牛也，而牝牡无分矣；同一心，也，而
       忠恶无分矣。此何故耶?自来亦不求甚
       解也。太炎《文始·序例·庚》，驳王子韶
       “右文说”，引“农无厚义”，“支无倾邪
       义”为词；然不知“农”之引申义(如《洪
       范》“农用八政”传)有“厚”；“支”宇本
       象手持口(此宇为篆文)；即枝宇之初 ， 形。枝分歧枝、枝条，自有倾邪之意。其
       所以强为之词者，徒以惧六书残为五
       耳；六书之说始于汉，东汉初班固尚无， 形声说，此亦太炎好古而不求甚解之
       过也。狂妄之见，尚乞有以教之。
       训丹兄现在何所，先生倘知之，希
       赐示知!
       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三月二十九日
       陈独秀此信写于1940年，是与黄粹伯讨论音韵学。信中的《韵表》指陈独秀关于音韵学的长篇论文《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已收入中华书局2凹1年出版的《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章黄之徒”中的章黄指章太炎、黄季刚。“许书形声之说”中的许书指许慎著《说文解字》。这虽然是陈独秀—生写出的不可胜计的书信中很平常的一封，也是论学有真知卓见；书法有自家风范。陈独秀一生论人论事论学均言简‘意赅，痛快淋漓，此信亦然。陈独秀的宇晶在民国年间已有重名，但他一生刻意为书者不是很多。此信与他用行草写出的其他书信一样，也偶有涂抹和删改，却是一气呵成，笔笔有韵味，通体精神，达到了乱石铺街的境界。黄粹伯是陈独秀的学术晚辈，出身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陈独秀的交往不会很多。陈信头一句说“金陵别后，已三年矣”，当是指黄粹伯曾去南京国民党监狱中探视过陈独秀。很可能黄粹伯得到的陈独秀手泽甚少，对陈独秀此信才超常的珍视和宝爱。他将陈独秀的两页信裱在条幅的中部和下部，他自己用正则小楷录正的此信裱在条幅上部。请胡小石题署的《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九个大些的字裱在右上方。请陈钟凡作的题跋竖写七行，猜想原书当是一幅，黄粹伯将其裁开，分右三行左四行裱在陈独秀原信两侧。这就将陈独秀原信凸显出来并成众星捧月的格局，成为一帧世罕其匹的条幅。四年前黄粹伯遗嘱将之捐赠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该系的镇系之宝。
       珍爱陈独秀墨宝的人甚多。刘海粟就将陈独秀写给他的一副对联视为珍品，在“文革”中辗转藏匿才保存下来。就目前所知，珍藏陈独秀真迹最多者是台静农，共一百几十件，三百五六十幅。他只给少数知己看过，并请名家胡适、沈尹默、董作宾、沈刚伯题识。沈尹默题识中有“鹤坪树老鹤不归”，沈刚伯题识中有“陈公龙风姿奇，气凌云汉”。台先生不仅珍藏这些真迹，还总是放在手边。台先生健在时，陈漱渝赴台时曾去拜望，谈着谈着台先生顺手就拿出陈独秀这些真迹让陈漱渝看。这些陈独秀遗墨是台先生逝世后，台湾也开放党禁报禁后，在台北影印出版的。曾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多年的罗孚，与文化界名流多有交游，收藏许多名家字画。为了筹措子女去英国留学经费，他出卖了许多字画，唯独陈独秀的一幅墨宝绝不出让。但像黄粹伯这样将陈独秀一封普通书信精心设计裱藏者，至今尚未见第二人。
       黄粹伯并没有把他精心裱制的条幅悬于厅堂或居室，从1948年裱成后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任教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同事也几乎无人知道。终究还是难逃“文革”一劫，被抄家抄去。大概造反派和工军宣队也看不懂这是一幅什么，堆放一边就再也无人过问。黄先生逝世十年后，这条幅才侥幸物归原主，是典型的“文革”劫余。“文革”使陈独秀的多少墨宝横遭劫难，大概是谁也说不清的。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给包惠僧不少书信，包氏均精裱珍藏，这是研究中共创建史的珍稀史料。“文革”中包惠僧害怕了，竟一火焚之。这固然是因为“文革”浩劫，但人们也不能不惋惜包惠僧太无主见。夏漱兰(舒芜伯母)在南京举办个人画展前，曾带幼子方瑞以世交身份去监狱中探视陈独秀，陈独秀兴致很高地为她多幅画作题诗题字。“文革”劫难后，方瑞先生等多次向有关方面交涉催讨，至今也杳无踪影。抗战期间，罗宗文曾任江津县长，并拜访过陈独秀。他调任铜梁县离开江津县前，曾出纸向陈独秀索书。陈独秀自创一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是集金文散氏铭古字书写的。我在重庆有一朋友，是在重庆党政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对重庆各界人士较熟。我去信请他访一访罗宗文是否健在，如健在就请罗先生谈一谈他所知道的陈独秀，并请把陈独秀所赠墨宝拍一张照片给我。我的朋友很快就拜访了罗先生并写来一封长信还附有照片。这照片是罗先生近影，至于陈独秀那幅墨宝，对不起，经过“文革”劫难，罗先生本人也不知是否还在人间。
       七八年前我还没退休时，京中一位高级干部问我：你为什么研究陈独秀?他虽然是高官，毕竟小我两岁，我也就脱口而出：这正应了一句戏词“事不公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以人格说，陈独秀是堂堂乎君子；以学识说，陈独秀是巍巍乎哲人；以贡献说，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和两个儿子年轻的生命。他不愧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前进的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名流学者和社会贤达，更不要说青年学子，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钟爱陈独秀，就是军阀政客中也没有多少人敢小看他。近二十多年来，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文化界，也包括一界不界如笔者类；有许多人在真诚地研究陈独秀，他们付出很多，回报很少或没有回报，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还不能感动上帝吗?
       (奚金芳主编《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2002年5月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申请获批准出版，工本费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