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浩如烟海的缥缃书卷中，遴选出一些经典性图书，进行编排与评注，使人们一生有限的阅读得以集中精力达到最大的收益，这是许多读书人持之以恒的梦想：一方面，读书的大众群体本能地渴望有一条便捷的道路来从学海苦读的困境中突围；另一方面，由于依赖丰富的学识修养、领袖群伦的学术地位与文化名人的声誉作后盾，惯有导师心态的文入学者们常常感觉自然地获得了某种“话语权力”，自信能够从迷茫的图书丛林中找出读书的路标。于是，导读性书目(又称推荐书目)的层出不穷，成了大众阅读史上的突出现象。、 考察导读书目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文化语境，是把握大众阅读史和读书生活史脉搏的有效方法之一。
一、《
书目答问》：古典学术时代读书人的“共同知识范畴”
现在所见最早的推荐书目，是被后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的敦煌遗书伯2171号。此后著名者又陆续有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所开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与《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李颐的《读书次第》、龙启瑞的《经籍举要》等。但导读书目真正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则是自晚清这一转型时代开始。
清代乾嘉之时，治学先治目录，读书必懂版本，在学人群体中成为时代性风习。与此相关的学术门类如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等，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跃居为显学热门。其中尤其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追求的目录学传统，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弘扬。除了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国家公藏图书总目和大批方志类书目外，私藏书目大量涌现是当时突出的现象之一。诸多藏书家将其收藏的书籍著录于簿，使图书书名、作者等内容悉数具存，同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一代图书流传状况与学术发展情况昭然若见。而与这些以详尽著录私藏图书情况为内容的书目不同，在清末的光绪元年(1875)，一部以指导广大读书人“窥门径”为宗旨的导读类书目问世了，那就是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
作为一种导读性书目，《
书目答问》至少有下列数点值得我们思索：
第一，从目录学的角度看，《
书目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另设丛书、别录两大类目，这是传统图书分类法在延续很长时间后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目录学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张之洞在书目中对清代著述多有列举，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处的“当代”学术史的基本风貌。谈到《书目》对学术史的贡献，张后来颇为得意，他在与王懿荣的书札中说：《书目》“其去取分类，即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张所强调的正是它“非仅止开一书单”的学术价值。但就《书目》本身的初衷与基本性质来说，它是一份典型的为中国传统士子的读书生活进行导读的清单。张在信中同时说自己刊《书目》目的是“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他明确强调《书，目》所示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尤其特指初学者。
第二，《
书目答问》这份导读书目的存在与成功，是当时特定的文化学术语境的产物。《书目》问世以后，在晚清；民国这一近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多数学者把它视为继承《四库提要》而又别开生面、后出转精的重要著作。《书目》问世后很快就风行海内，数次印行，并且出现了多种翻刻本。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家中几乎是“家置一编”。史学家陈垣先生以《书目》为“读书门径”，到晚年回忆说，自己之所以对四书五经之外的学问产生兴趣，就是得力于《
书目答问》的指导(《励耘书屋问学记》)。鲁迅，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也坦陈：“我以为倘耍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书目答问》列在首位。在这个西学东渐风潮尚未完全触动旧学传统学术构架，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刚刚转型的时代，尽管蔚为大观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术高峰已经孕育了为中国古典学术“掘墓”的因子，在晚清的学术中已经出现了与本身学术相冲突甚至质疑的新萌芽，但乾嘉学术高峰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回光返照式的景观，仍然保持着它内在理路的相对完整性、自足性，仍然处于对学术构架进行修补维护、弥缝补罅的阶段而还没有走到“范式革命”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推许的导读性书目才有它产生的语境。张之洞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导引、规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知识世界轰毁前夜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塑造；，《书目问答》中所胪列出的两千二百多种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百年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知识范畴”，一份清代这一中国古典学术高峰期基本知识的“最大公约数”式的清单。它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清楚地印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传统经学为主体构筑起的学术世界，在晚清仍然在相对稳固地运行着它的轨迹。
第三，张之洞作为一位进士出身，有着翰林院编修与“国朝通儒”身份，以洋务影响、主宰晚清朝政长达数十年的一代名臣，加上他在晚清中兴时代在文人士子群体中赢得了难得的“清流派”声誉，使他的导读性书目有着足够的权威性与导向性。加上自始至终地协理他完成《书目》的缪荃孙(《书目》是否由缪操刀代笔，至今仍是一大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为当时重要的藏书家与问学精深的版本校勘学者，对书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了严格的把关。这使得《书目》在社会影响面与学术可靠性这两方面达成了完美的一致。——“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书目开具者自身的社会地位与书目本身内在的科学合理性，是书目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书目》是中国古典学术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导读性书目之一。它的存在，为此后绵延迭出的导读类书目，确立起了历史性的范例。
二、1020年代的导读书目景观与复古时风
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的生存空间开始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废除、教科书的变革、西学东渐等社会风潮，大大地影响了似儒家人文经典为主要内容、以科举功名为最后目的、以皓首穷经为至高典范的传统读书方式。在这样一个苍茫末世，读书人的读书问学生涯也显得惶惑起来。 在复古风气的急剧回潮之下，文人学者开列国学书目成了二三十年代的时髦之事：—方面，一向像板块一样稳固神圣的国学，在时代的动荡中开始遭遇到了现实的质疑，新旧更替的时代冲突使得乱世中的读书人价值观念顿时轰毁，一时茫然无措，一向赖以安身立命的读经迫切需要指点引路；另一方面，心怀启蒙意识的精英士子仍然没有放弃惯有的好为人师的信念，一直试图为时代价值导向、大众读书风尚的确立有所担当。开列国学书目，遂凸显为时代性的景观。
1920年，胡适开列出了《中学国故丛书》，列举出了包括《
诗经》、《
战国策》、《马致远作品集》等在内的31种古籍供中学生阅读。1923年，他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周学书目》，收录图书共190种。·在这个书目上列有《九命奇冤》、《
三侠五义》等通俗小说，对此梁启超马上作出反应，他对胡适说：我便没有读过这两部书。梁直言不讳地指责胡的书目“挂漏太多”、“博而寡要”。后来胡适将它修订精简成了《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值得一提的是，其上就有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实斋年谱》以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一为了弥补胡适的不足；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用三天时间开出了含有160种图书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成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共包括国学图书20余种。梁启超的书目很‘陕招致了才子梁遇春的讥诮寸“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就说没有念过他所开的书酌人不是中国人，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了。”
1924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华国月刊》上刊出《中学国文书目》，列出书名39种。书单上有一些图书明显地相对偏僻，如王应麟之《
困学纪闻》；玉通之《文中子》；《清服制图》等。
1925年，历史学者顾颉刚开出了《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目》。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历史地理与民俗的顾颉刚似乎特5U推重游记的“闲览”之用，在这份书目的14种图书中有《
大唐西域记》、《元，秘史》、《
洛阳伽蓝记》、《马可·波罗游记》、《
徐霞客游记》、《西秦旅行记》、《南洋旅行记》等。
再越—年，周录学家汪辟疆列举出了国学基本书目135种。在其中，他特意设立“纲领之部”，列出《汉书，艺文志》、《
史通》等书30种作为了解群籍的纲领。、 在此前后，著名的书目还有林语堂的《国学书十种》、吴虞的、《中国文学选读书目》、汪辟疆的《读书举要》、李笠《国学用书撰要》、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曹功济《国举用书举要》、陈钟凡《治国学书目》、杨济伧《治国学门径书》、上海国学书局《国学书目提要》等。据南京大学徐雁平在其博士论文《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待出)中统计，1919至1937年；国学书目计有41种之多。
国学书目迭出这一时代风尚在1925年达到了它的高潮——这从这年的文化氛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与岁、尾可以看出：它以1月4日北方报刊重镇《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开始，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从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而结束。而由于鲁迅就“青年必读书十部”问卷交上一份“白卷”并在附注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表白：“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地震”，“青年必读书”成为影响最大的书目事件。
概括地说，对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表现，批判者持“激进”说对其质疑；而为之辩护者则持“片面的深刻”的“策略”说和“特定对象与内容”说(鲁迅1932年为许寿裳之子、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许世瑛开列书目，其中多有精深冷僻的恫籍)。从事件出发指责鲁迅为激进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无法解释他对中国国学与传统文化的深情迷恋、广泛阅读与深厚修养；举出各种理由来为鲁迅的“偏激”进行辩护者，却无法解释鲁迅本人1926年底所说主张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坟·写在{坟)后面》)。也许即使经过长时期的论辩，这也不会达成统—的理解。值得我们大注其意的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这样的“命题作文”的态度。他在“青年必读书”征求表上的措辞是令人深思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就其内在的深意来说，清楚地表明了先生对开具各式各样的书目——无论是神圣的国学书目还是时髦的西学书目——的合理性与可信性心存疑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拉锯式反复回还的时代，一个新文化运动呐喊刚过而很快就“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时代，一个相对稳固的传统知识世界早巳“王纲解纽”而新的知识地平线陷于“百家争鸣”、”众语喧哗”的时代，要拿出一份作为“公共知识清单”的书目——尤其是为思想不稳定的青年群体开具出一份代表、指导其读书生活“最大公约数”的书目，是—桩极为艰难甚至危险的
事情。梁遇春当时就对开书目的行为评论说：“在我们的青年旁边想用快刀阔斧利取我们的头者大有人在。思想界的权威无往而不用其权威来做他的文力统—。”同样交白卷还有民俗学家江绍原和学者、诗人俞平伯，他们分别说：‘俄不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来以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况且，在复古风潮盛行而革命实践遭遇挫折的情形下，给一代青年开具国学书目，谁又能说没有诱导青年躲进故纸堆的客观效果呢?!
在知识冲突剧烈的文化语境下，“必读”书书目不过是一纸幻影罢了。
三、当代导读书目功能的弱化与“众语喧哗”的分众化读书潮流
此后，开书目的做法仍是不绝如缕。较知名者有：胡秋原《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编《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屈万里《古籍导读》，钱穆《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季羡林主编《中外文学书目答问》，王燕钧编《国学名著200种》，张岂之、徐葆耕主编《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季羡林等编《青年必读书手册》，《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同时，一些国外的导读书目引也在国内问世，如费迪曼《广生的读书计划》、贝尔纳·皮沃与皮埃尔，蓬塞纳合著《理想藏书》、鲁惟一《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唐斯编《塑造现代文明的111本书》、莫里，迪瓦恩等编《最具影响的书》等。一些各式书目的集大成者也得以出版，如：张秀平、王晓明主编《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王余光、宁浩主编《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苏浙生编《影响历史进程的100本书》，邢贲思编《影D向世界的著名文献》，王余光、邓咏秋《名著的选择》，黄秀文主编《智者阅读——中外名报名刊名爱的推荐书目》，邓咏秋、李天英编著《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2002)等。
这些导读类书目与图书的存在，无疑为期望速成的当代读书人的读书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导读作用，也因此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应。但无可否认的是，林林总总的书目，都没在读书圈中确立起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成为今日导读书目的典范；形形色色的开列书目的活动，也没有像七十余年前“青年必读书”事件那样成为知识界与大众关注的中心话题，折射出它背后的文化运行状况与知识生产状况。相反，它们常常遭致各种质疑。
由于书目开列者的主观性影响，书目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处明显，常常容易使普通读者在各种书目面前无所适从，也使得它们在相互冲突中削弱了各自的影响力。但书目在当代社会影响力的衰减，更重要的缘由也许在于，在当代文化的发展视野中，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分众化、小众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文化兴趣的分流倾向在普通大众中前所未有地明显。即便在读书人群体中，像张之洞时代围绕经学或像鲁迅时代围绕国学为中心的“同质性阅读”早已是明日黄花，而代之以“个性化读书”了。在文化个性成了一种时代性的诉求这一背景下，要用一份导读性的书目来影响、导引甚至规范广大的读书大众，多少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可以预言的是，在今后的读书史上，要出现一份影响巨大、众所推服的书目，可能性极小；要让一次开列书目活动深深地影响知识界与文化界，也是不太容易的了。
让一份有价值的书目深人人心，固然是有意义的事情一它体现了读书群体对人类历史上所遴选与过滤出的人文经典的一种守护与承传，对自己所坚持与赖以存身的一些基本人文要素的一种关怀与延续。但在“众语喧哗”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知识的聚拢与思想的共识日益艰难，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才是时代不可更改的方向。古典时代里的读书生活自然倾向于培育一种知识的聚合与思想的共识；而在当代文化中，健康的多元化与个性化才是读书的主流方式。在古典时代里，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着知识与思想的“话语权力；——开列书目未尝不可视为行使“话语权力”的方式之一；而在当代；人们一直在对这种话语的集中倾向与垄断状况进行警醒、颠覆与质疑。这里有着判若鸿沟的根本性差别。从昨天的“共同知识范畴”到今天的知识冲突与破裂，导读书目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的时代性变革。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王余光、邓咏秋《名著的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王余光《名著的阅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黄秀文主编《智者阅读——中外名报名刊名爱的推荐书目》，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邓咏秋、李天英编著《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哈佛书架——100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海南出版社，2002；克利夫顿·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海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