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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说新学术之兴起大都源于新材 料的发现。他说这番话时，正值十九世纪末 至二十世纪初四种新材料(殷墟甲骨文、敦 煌遗书、大内明清档案、居延汉简)相继问 世、涤荡学界之际。王氏本人，正是凭借新 材料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如利用殷墟甲骨 文著《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举证实 《史记·殷本纪》非凿空之谈，并提出古史学 界著名的地上、地下史料“二重证据法”。其 在学术史上的高度，至今罕有比肩。但客观 地说；王氏的成就有天才的因素，也有令一 般学人垂涎的际遇，即他与收藏著录大家 罗振玉亦亲亦友，有着比别人更多的接触 新史料的机会。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新 出土材料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学人们都 知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很久以来，新 材料、特别是新出土的地下材料，往往是发 现者、发掘者、收藏者的私产，在所有者将 它们著录出书之前，别人无由细观。近代考 古学引人中国之前，传统的金石学都是由 金石收藏家来治；而科学考古兴起之后，地 下材料的出土、整理、出版亦是颇费时日， 至于研究，一般都先由发掘者操箸，他人要 待正式报告出笼后，方可一附骥尾。此种风 气渐成学林惯例，人见不惊，大家都涵养出 一幅能忍耐的肚肠出来。学人想要详细披阅某种地下新材料的全部报告，每每有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叹。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笔者作为一名古史研究者，很为这两年来地不爱宝、新材料接二连三地出土而欢欣鼓舞，更为传媒对这些新材料的宣传而喜悦，为相关部门及时展出、刊布这些材料而庆幸。去年，保利博物馆公开展览了新购的西周晚期铜器遂公盟，铭文中竟有“禹堕山潮旷，令人瞠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历史文物》双月刊随即在年底(第6期)刊出此器的照片、铭文拓片及李学勤、裘锡圭、朱风瀚、李零四位先生的论文，学人称快。今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又惊现一个盛满27件精美铜器的西周窖藏，因盘、鼎有重要的长铭，有助于认识西周历史，触发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追综报道的热潮，国人瞩目。(盘铭计重文、合文及失铸的一宇在内共373字，是建国后发现的最长的一篇西周铭文。其中绍述文王至厉王11位周王及相关史事，加上时王宜王，几乎数全西周时代所有的周王。42年、43年鼎不但铸有长铭，而且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齐全，颇有助于探讨西周年历。除盂外，鼎、鬲、壶、盘、匝等26器全可断定为宜王时标准器，成为西周铜器断代的一个标尺。)27件铜器出土50日后，全部运至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公开展出，笔者得以先睹为快。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展厅外已有一种详细介绍杨家村铜器的书籍出售，即陕西省文物局与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合编的《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
       翻阅此书，较为满意。除了编号、简介外，27件青铜器的器形照片、铭文照片及拓片全部登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资料。各件铜器上较为重要的细部附有局部照片。如的腹部从内至外有龙纹、鳞纹、窃曲纹三圈纹饰，在局部照片中显示得非常清晰。又如盘身上的兽首，与匝扳部的兽首都有清晰的正面特写照片，两相比较，基本一致，可以确认盘、匝为一套盥洗器，并推断出盘的制作者速与匝的制作者叔五父为一人。在书的开头，有一篇杨家村窖藏发现、清理、保护经过的纪实报道，再前面是马承源、李学勤二位先生的序言，将这批铜器出土的情况及其发现的学术意义比较明确地交付给了读者。书的最后，是5位发现者——文物保护功臣——杨家村5位普通村民的简介，以示表彰。可以说，此书在短短的50天内编辑出版面世，却达到上述的完备，在文物考古学界是前所未有的。
       杨家村窖藏铜器的出土可谓是本世纪初学术界的十件大事，，这批铜器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展出与《盛世吉金》的迅速出版更可谓学林盛事。它扭转了文物考古界深藏固出土材料的风气，改变了新材料千呼百唤不出来的状况，其促进学术机制良性运转的意义已超出了提供新材料本身。
       但《盛世吉金》一书还不能算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资料集子。它没有按照考古报告的格式编写，对很多重要考古现象缺乏细致客观专业的叙述，诸如考古报告中必备的指示窖藏地点的地图、窖藏的结构线图(平面、剖面图)、器物线图都付阙如。书中虽然展示了铜器拓本，但够不上著录的标准。速盘铭文拓片太小，照片虽然清晰，但遗憾的是照片上下各有一、二行不全。书中42年鼎、43年鼎铭文拓片还附着上鼎腹内，没有展开，照片也没有完整的，卒读铭文颇为吃力。各篇铭文的释文也没有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书写。有的字未先照本字隶定，再写出相应的今宇，如且<祖>、达(挞)等；有的字明显误释，如把从爵从共的劳释作闻，把匍释作敷，把膺释作尹等等。
       {盛世吉金》一书的书名也有些牵强。杨家村窖藏铜器中有26件都是宣王时器。宜王上承被国人驱逐到山西夏县的厉王，下传宠褒姒亡国的幽王，虽号称中兴，却有不籍千亩、料民太原等违反传统、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屡见暂时强盛背后的危机，与成康之际四十年刑措不用的太平时代无可比拟，说宜王之时为盛世颇有些牵强。杨家村这批铜器虽然在学术上有重大意义，但把它们的出土视作一种祥瑞，·则未脱离迷信的境界。若将书名改为《吉金盛事》可能更加切题。 虽然有上述这些瑕疵，《盛世吉金》仍堪称是学术史上可以留下浓重一笔的著作，它虽不是真正的考古报告，却有着某些考古报告所不能具备的公开性与快捷性，其对于学术的促进作用值得大加褒扬!目前，由于媒体渐渐热衷报道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界逐步扩大对自己的宣扬，新材料刊布的速度、社会影响的广度已非昔日可比，这是一件有裨于学林的好事。希望今后严肃的考古报告也能像《盛世吉金》一样尽早饱餍学人渴饥的肚肠。
       (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编：《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3月版，7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