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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先生及其家属蒙受苦难的一部记录。它记载了戴煌先生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扣上“右派”帽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一年间，被作为“右派”剥夺了从事文字工作的凄惨的经历。但是，阅读本书时不应该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右派的苦难生活的记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加以叙述。’在此，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戴煌先生的经历。
       戴煌1928年2月12日生于中国的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他父亲是一位中医大夫，并且当过私塾先生。
       1944年，戴煌十六岁时参加了抗日战争末期主要活动在华中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参加新四军仅四十天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戴煌先生最感到骄傲的一件事。
       在新四军中，他的音乐才能受到了重视，被分配在文艺工作团工作。同一时期他还被聘为报纸和杂志的特约记者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47年夏天，戴煌成为新华社的苏北前线记者，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记者的生活。他曾经参加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大战。本书谈到了戴煌先生参加部分战斗的情况。 解放以后，戴煌随军采访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抗法战争)。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他采访过奠边府战役、越南停战谈判和接管河内等活动，与越南北方的胡志明主席成为至交。
       ”、 1957年，由于发表文章和言论反对“神化和特权”，戴煌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并被剥夺从事文字工作的权利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他被流放到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去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被捕入狱，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另外，他的夫人和孩子也曾经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关于戴煌先生在这段期间的情况，本书有详细的记载。 戴煌先生是在那次宜告揭开改革开放时代序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恢复名誉的。此后，他恢复了采访生活，曾经亲赴战场采访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等，后来又在新华社国内部从事采访和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为一些大学和新闻单位举办过讲座和讲演。
       1991年，戴煌先生从新华社退职，仍然继续从事笔耕生活，不断写文章批评和谴责“坏蛋、腐败官员”，并就“新闻自由”、“民主化”等问题积极发表意见。
       戴煌先生最近发表的著作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本书的原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新格斗》、《请牢记“造神运动”教训——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等等。此外，他还不断给杂志和报纸等刊物写文章。
       本书是根据作者对原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进行部分加工和修改后翻译的，叙述了戴煌先生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苦难经历。关于这本书的翻译，早在几年前就曾经酝酿过，但由于书中谈及的内容过于悲惨，担心读者在阅读时缺乏足够的耐心，所以曾一度放弃翻译出版的念头。但是，译者在重读原著并和戴煌先生交谈以后，觉得将本书翻译并介绍给日本读者还是值得的。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对事情的描述具体而详细，富有说服力。这有助于读者了解本书谈到的中国当时的情况。本书所谈到的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且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的。另外，全书始终贯彻着一根主线，即不论处境如何，作者都坚持他的信念。书中洋溢着作者的那种坦率、刚毅的性格，也是吸引读者的地方。 第二，戴煌先生在给本书日语版写的序言中谈到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以史为鉴”这个词是中国领导人在谈及对日问题时喜欢使用的，戴煌先生说“以史为鉴”对中国本身也是重要的。他说，必须铲除新中国成立后长达半个世纪存在的封建君主式统治的毒瘤。本书通过戴煌先生本人及其周围人的经历，对毛泽东的“神化”以及干部搞“特权化”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叙述和揭发。也通过戴煌先生本人及其周围人的经历，对所谓的“右派”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作了具体的描述。
       第三，本书所谈到的悲剧不仅局限于中国的政治运动所触及的对象本人，而且还涉及到其周围的人，例如导致其家庭破裂、家属遭受苦难等等。译者感到特别深刻的一点是，在戴煌先生被妻子揭发并与其离婚后，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憎恨情绪，像是事前达成谅解似地。在反右派运动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社会，夫妇之间或者亲人之间为了明哲保身有不少人采取相互脱离关系的做法。如果说那样做是亲属或朋友之间事前达成谅解的结果，那就不能不使人考虑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社会的问题。
       当你读过本书后就会明白，戴煌先生的经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经历，而是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戴煌先生对中国人说，为了“以史为鉴”，请务必读读这本书。对于居住在邻国日本的我们来说，为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展望中国今后的前景，也需要阅读一下这本书。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日本也曾经出现过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在人类集居的当今社会里，恐怕无法保证今后不再重演那类事情。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本书不仅对中国人具有“以史为鉴”的作用，而且对我们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中国是不是再也不会发生“反右派运动”、“文
       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了呢?戴煌先
       生在本书的“结束语”中指出，虽然不会再
       发生大规模的“运动”，但可能会发生局部
       的或者小规模的类似事件，对此需要提高
       警惕。
       戴煌先生尽管一度被剥夺了共产党的
       党籍，但是，他现在仍然是一位忠诚的共产
       党员。正如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戴煌先
       生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不合理性，是出于为
       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
       2叩2年初中国出版的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梁漱溟为农民说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说话付出了代价”。那么，戴煌先生是为什么说话而付出了代价呢?我想答案恐怕是为了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