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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的“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羡追慕不已。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则短文，题为《走出“五四”》，大意是说，五四所建立的学术范式(如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以“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等)，虽曾发挥很大作用，也产生若干流弊；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遗忘五四”，理由是：
       “五四”那代人迫于时势，采取激
       进的反传统姿态，现在看来流弊不小。
       今日反省“五四”新文化(包括学术范
       式)，我想，不该再采取同样的策
       略——尽管那样做更有“轰动效应”，
       也更能引起传媒的关注。除了学理以
       外，我只提“走出”，而不敢轻言“决
       裂”、“超越”或“扬弃”，固然包含我对 “五四”那代人的尊重与理解，更重要 的是，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实在 没有口出狂言的勇气。这一点，与我选 择学术史研究作为“走出‘五四”’的桥 梁，大有关系。 基于“希望超越‘五四’者，必须先理解五四”’这一预设，我旧事重提，开始以平常心直面那早巳被神话化了的“五四”。 为了“走出”而“走进”，在世纪之交，我它了五年时间，选择若干专题，与“五四”展干学术以及心灵上的对话。集合在本书的，更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你或许说，艺回的研究，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福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等的印记，在我，则只是一如既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拒绝为任何精彩的理论做正。 在我看来，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大游行，刊行于1915至1922年均惭青年》杂志前九卷，以及1920年初扳、1922年增订四版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分别代表了“政治的五四”、“思想的五四”以及“文学的五四”。而这正是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角度。选择对于“五四叙事”来说至关重要的三个案，强调“回到现场”，暂时搁置“伟大意义”、“精神实质”之类的论争，目的是突破凝定的阐释框架，呈现纷纭复杂的“五四”场景，丰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某些想象。
       以下三段话，虽卑之无甚高论，却大致代表了我的工作策略。脱离了具体语境，任何论述都可能是偏颇的；这里只是作为“内容提要”，以便读者对本书的基本框架“一目了然”：， 谈论“五四”游行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历来关注的是学生、市民、工人等群体的反应，而我更看重个体的感觉。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回到现场”，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将其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相对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获。
       谈论《新青年》之历史功绩，从文学史、还是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立论，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本文综合考虑《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后世史家的持续研究，以及我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希望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冲突与对话的产物。在史家眼中，与文学生产同样重要的，是文学接受的历史。而制约着公众趣味与作品前程的，包括若干强有力者的独立判断与积极引导(比如周氏兄弟之应邀删诗)，以及作为知识传播的大学体制(比如“中国新文学”课程的开设)。至于因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某部作品“突然死亡”或“迅速解冻”，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接受史显得扑朔迷离，因而也更具戏剧性，更值得追踪与玩味。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并非毫无可为。像胡适那样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撰写《尝试集》三序)以及自我定位(关于“胡适之体”的论述)，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既非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因此，在讨论文学生产、文学接受以及文本阐释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巳被“杀死”了好多次的“作者”依旧顽强地活着，并迫使史家无法完全漠视其存在。
       ·《新青年》同人“自我建构”的能力很强，其“五四叙事”异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对于此等由当事人提供的“证词”，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小心翼翼地爬梳资料，细心体会文本的表里与内外，调动自家的生活体验与想象力，复原那些早已消逝的历史情景，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学术劳作，更包含某种艺术享受。‘
       正因如此，本书的写作，既很辛苦，也很愉快。其感觉，一如晋人王献之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篇》)。当然，这指的是研究者的精神状态，而不是白纸黑字的著述。写作的人都明白，了然于心者，未见得就能了然于手与口。本书之是否“有趣”，仍有待读者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