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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着等多年以后来回想，现在我就已经真切而强烈地感到这件事的荒诞和不可思议：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遭遇了一场瘟疫!当人类步人了信息时代，当我们开口Wt0，闭口的时候，突然间，一场古老的灾难不期而至，让我们措手不及、惊惶不已——难道马尔萨斯真是对的，造化真的是以降临瘟疫这种方式来调节人口过度繁衍所带来的生态失衡、来惩罚人类的自大和僭妄?然而，毕竟是信息时代了，高度发达的医学和现代技术不会让瘟疫(这一次，-它的名字叫“萨斯”——“非典”)像中世纪黑死病、虎列拉，或者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那样，夺取几百万、成千万人的性命，让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到一半，然后引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而使灾难后的世界大为改观。不会的。人们在短暂的惊慌之后还是会稳住阵脚，集合全力来对付和控制它，借助于现代科技，或迟或早造出疫苗，找到新的治疗手段，战胜病毒——至少打个平手，扼制住它的汹汹势头，高奏起一曲科学战胜疾病的凯歌。不过，如果这样，萨斯的意义难道就止于给我们一次警示、一次提醒；给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温一次“人定胜天”的豪迈? 现在说“胜利”当然为时太早，但是，扼制住这个病毒的前景肯定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人类今后是不是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在自以为征服自然并可以对它为所欲为的时候，就得承受一次自然以灾难的形式提出的警告——而且，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控制、驾御自然的能力的进步，随着人类“制天而畜之”(荀子语)的狂妄态度的“与时俱进”，这种天降之灾就要愈增其烈度——直到人类的灭亡?当然，人类之中，谁也不愿意面对这种终局，它也未必就是惟一的前景，该怎么办，人类也不是不懂：数不清的哲人、科学家；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宗教团体的建议、呼告、吁求、努力，不是每天都在向我们提醒这个问题吗?可是又有多少人把这些杞人忧天的唠叨真当回事?你看这世界上不是已经有许多生态灾难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吗?可是建坝的照样建，挖矿的照样挖，打仗的照样打……至于生态危机——且等哪条河干了，再给它引点水吧；等哪些物种濒于灭绝了，我们再替它们“兴灭国，继绝世”吧——当然，最后它们也还是要灭绝的。至于口腹之欲，更不用说了，哪些好吃，立法保护后，有人捕杀照样捕，吃照样吃。这些人不会扪心自问：这样下去，我们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星球上与其他物种共存，我们有什么权利在那物种灭亡的进程中请求豁免，我们有什么幸运来躲避、逃脱自然界的报应?!在人类近期所遭受的致命疾病中，艾滋病、埃博拉、萨斯，不是造化对人类的报应是什么?
       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萨斯还告—诉我们，人与社会、国家，与这个世界，也有些问题也已经到了积弊甚深、积重难返的地步了。萨斯是我们的切尔诺贝利。试看疫发前后的过程，如果没有对疫情的相当长时间的隐瞒所导致的无所作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何致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当那位前“卫生部长”以权威身份向世界保证北京的安全时，病毒已悄悄蔓延，因此才有了几天后令京师人众惊惶失措的突然爆发。这位前部长明知自己说假话，却能那么坦然地面对世界，是他真不知道后果吗?是他真如一位医生愤怒指斥的“丧失了一个医生的起码职业道德”吗?是他真的希望他的话能够像法老的咒语一样镇住不听话的病毒吗?我想都不是。要知道，他在不久前走马上任时，还给自己提出了“四条原则”的严格要求啊：“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在我的任期内，力争有所作为，不负众望。”言犹在耳，他就有负众望了。但是我想，他在“大义凛然”地撒谎时，显然也在尽一份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保证“投资环境”、“旅游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责任，维持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且，他的处理政务的习惯，体制所决定的应对现实的模式，也都使他那样说。我不想替任何人辩护开脱，就后果来看，认定撒谎或掩盖真相的人失职、“丧失起码道德”，都不过分。问题在于，一旦这种掩饰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性的反应，那就—定有制度缺失钓问题。否则，任何高官，都未必有那样撒谎的胆量。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就指出：非典是一种天灾，但是处理的不好，它会成为‘‘人祸”；从北京的疫情来看，至少前期的疏于防范而导致的疫情蔓延，就是一种“人祸”，否则就不用惩处“失职?的昏官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个有效的制度来避免、根除这种昏官的失职呢，我想起了过去的—件事；十九世纪末，李鸿章在宜隶总督位上的时候，‘京嵌也发生过瘟疫，导致十多万人的死亡。其后，当李鸿章出访俄国时，!有次无意间与沙俄政府的首相维特伯爵谈汉此事，他告诉后者，这个疫情他根本不向皇帝汇报：“为什么要拿这样的坏消息去烦恼皇上呢?”多么“公忠体国”的总督大人啊!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下了一句话，那是他对这场对话的感想；“毕竟，我们走在中国人前面了。…’——原来，洋鬼子是这样看的听到今人(今”官”)掩饰疫情的事后，我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今天的洋鬼子会不会也这样想?也许不会?他们早走在我们前面，用不着在这种事上来证明了。但是，他们对今天的“中国人”又该作何评论?我心中还是忐忑。
       毕竟，今天的中国是比李中堂时的中国进步多了：我们接待了世界卫生组织派来的专家组；我们很快公布了疫情，并且每天这样做；我们迅速由政府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非典”，并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这些进步都令人欣喜。但在可喜的进展中，我们也还是看到了许多令人不能释虑的问题。在对“萨斯”的思考中，人们提到了许多很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萨斯对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影响，发展经济与关怀人的价值的关系，尊重生命、权利和尊严的问题，信任问题，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的问题，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问题，危机时刻的政府行为问题，领导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的问题，甚至于，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立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大’，也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那么，我就说几个或许是“枝节’：的问题吧。
       疫情公开是我们这次抗击萨斯中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公开后，也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确实在人群中出现了恐慌，一时间，惊惶失措，人人自危，平时每天堵车的北京；马路上骤然冷清，正常生活全被打断。这叫人不免感慨，中国人的承受力如此脆弱吗?这可是百年来经历了多少次民族危难和血与火的洗礼的民族啊，难道面对现实时真的如此脆弱，以致于真的只能用“天下太平”假消息才能哄出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希望不是。那么这种与五千年文明史极不相称的举世惶惶，又当作何解释?我想，解释或许就在于上述因果的颠倒：不是民族心理脆弱，从而需要假消息的安抚，而是长期假消息的迷惑，导致了国人心理承受力的不堪。“报喜不报忧”是我们几十年来形成的“良好”传统：曾几何时，我们在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时，还欢唱着“到处鸳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人云端”——从“云端”跌到现实的泥泞中的时候，谁能不惶惶然?虽然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体制和利益所决定的对信息的选择机制没有变，我们把这种对真实信息的拒斥美其名曰“舆论导向”，“导向”久了，一时的弊端就成了永久的痼疾，表现为：一旦撞上与“导向”相异的真实情况，就得六神无主；二是既需要假信息的抚慰，心里又明白那是假信息，以致于对所有“导向”信息概不信任，即使是真信息来了，也无由判断和信任，还是要习惯地把它视为“导向”，至少打个“导向”的折扣；这种对信息导向的下意识的既依赖又不信任，就加剧了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忧虑。遭遇疫情时的恐慌，不是与此相关吗?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都必须时时面对忧患，面对自身和外界的真实现实，而形成一种成熟、坚定的民族心理，而我们这个民族，却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虚构中沉浸了半个多世纪，有时说这是为了民众的“气可鼓不可泄”，有时又说是为了“稳定”的大局，总之，大都是善意吧。可是，在信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民族心理，遇到天灾人祸、。世界不宁的严酷现实时该怎么办?
       人们面对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其可怕(或不可怕)程度的疫情而普遍惶恐的又一原因是，他们在政府来号召、动员、领导之前习惯性地无所作为(而那一小阵子，政府又恰好“不便”来‘励员”)，这凸显了我们这个体制的又一问题：政府包下的事太多了。这当然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若干年前，我们(不光我们，还有俄国人、东欧人，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人)对被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种体制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甚至梦幻：在这种体制下，有一群杰出的、能干的、英明的、高尚的人物，：为我们安排好了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历程，这种设计是如此地合理和美好，以致于我们只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跟着走就行。后来我们意外地发现设计者有时也可能不太英明：会把我们带到饿死千万人的“困难时期”，会把我们带到名曰“文化革命”的打砸抢抄的民族浩劫之中，……于是梦幻破灭了。但是，认识前进了不等于体制也改变了：它(体制)还是习惯要为大家计划(或者说规定)绝大多数事。本来，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是有着层次不同的种种“公众事务”的：从邻里纠纷，到商业事务，到抗灾防疫，到对外战争，等等，这些本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团体、组织来承担，都压在“国家”身上，岂不使“国家”太累?而且， 这样做无助于使一个民族群体形成一种敢 于承担的成熟心态。拿疫病这种不大不小 的灾难来说，如果人们从来不习惯于以自 身的力量和组织自发地、自觉地去面对它、 对抗它，而是习惯地等待政府(及其基层组 织——“单位”)来包办、来决定、来领导，那 么，在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来进行社会动员 之前，人们岂不只能无所作为?如果他们对 政府的动机和意图做出不正确的判断(比 如，因某些官员掩盖事实而看不到政府解 决问题的意愿)，那么，岂不是只能人人自 危，人心惶惶?这时，他们所能指望的只剩 下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家人——北京疫 情公开的初期出现的、为扼阻疫情之大忌 的人员外逃，不是多少与此心态有关?
       从这一点看，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应 该允许和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志愿者组织、 地区性组织、宗教组织在抗灾、抗疫中发挥 作用。其实，我们历史上不也正是如此吗? 在有史载的种种自然灾害<包括瘟疫)肆虐 时，各地乡绅、宗族祠堂、同乡会、寺庙、教 会、慈善机构(用现在的话，叫“非政府组 织”)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有时 甚至起着政府完全起不到的作用：因为他 们代表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信仰的 很真切的团体认同——而在灾难面前，这 种认同有时甚至比政府的动员更重要、更 起作用。当然，乡绅、祠堂之类的东西现在 是没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抗疫中 看不到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呢?是公众没 有这种主人翁的主体意识，还是体制足够 强大高效，不需要它们的分担呢?在我看 来，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政府不仅不会拒斥， 而且正是会极大地欢迎民众和各种民间组 织(如果有的话)这种出于公民责任感的分 担和分忧吧?
       可谈的还很多，在萨斯的疫情和危机 背后，确实还折射着一些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和精神机体、我们的民族心理问题。“知我者，谓我心忧”——我觉得我们都还应该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