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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那是4月，8日，我在为本科生讲的“怎么写论文”的课上分析同学们的论文选题。当时就夸奖了一位同学的选题，现在看来我在触角敏锐上与这同学的差距比当时估计的还要大。他想要分析两种媒体——报纸与网络，在报道和评论“非典”上的差别。我在夸奖这选题后建议：你已经追踪了一段，太好了，继续你的追踪和对比，直到这一事件平息；回想这一选题以及其他一些出色的选题，：不由得想起了老友薛涌曾经和我谈起过他的导师，耶鲁大学的第一“名嘴”史景迁(Spnce)。史先生是汉学家，口才绝佳，课堂每每爆满，学期最后一堂课讲毕，必是全场起立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史先生最愿意为本科生讲课，他说本科生聪明。我的“怎么写论文”为本科生讲了三轮，始信斯言不虚。准确地说，孩子们不是聪明，是敏锐。一上研究生，功利心与时俱进，原初的触角就结了茧，到了我辈这把年龄就更不待言了。本科生的选题给了我很多启示，也是他们最早推解动我关注非典。
       非典在京全面登陆后，媒体最愿意与学者讨论的问题是大家何以这样恐惧。专家说了；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非典。我也是觉得光从非典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我觉得这恐惧和媒体关于非典的“轰炸”，包括每日新增患者数字的通报，关系甚大。我们的某些管理者大约也正是预感到透明度的增加会导致恐惧的增加，乃至社会不安定的增加，从而隐瞒了真情。那动机未必不是良善的：本官了解全面的情况后处置就是了，大家知道了只能添乱，添恐惧。那么为什么最高层最终惩处了隐瞒，选择了公开?我以为道理有四。其一，纸包不住火，事态真的严重了，如果缺乏透明度，必然传言四起(我不想用谣盲)，大家同样会恐惧，社会同样会混乱。一句话，以隐瞒换秩序，其实做不到。其二，大家知道了实情，比少数人知道实情，，在应对上要好一些．(我不认为绝对好，否则就没有道理之主与之四了)。其三，知情权的问题。中国人对当事人的知情权还不够重视，例证之一就是家属通常是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的。但是当对象是大众的时候情况稍有变化，就是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几乎正处在门坎上，管理者将越来越拗不过这股权利的呼声。其四，国际上的压力。这一次国际上的压力既来自理念与价值观的差距，又来自人家自身实际利益的考虑，因为已经全球化了，更因为那东西是传染的，不纯然是自家事。 这一番大众的恐惧与混乱。(例证之一就是北京一些大学生逃离北京。我班上14名女生，离校10名，离京3名，还有一名事前就在外地)的直接原因，我以为是媒体轰炸的结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大众和管理者一榉；还不适应一个开放的社会，不适应信息轰炸。而信息轰炸在开放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那未必是最佳状态，甚至可以说肯定不是最佳状态，但却是开放社会之必然，媒体要竞争的：要赚钱的，他们不会考虑宏观上的最佳的那个“度”。换句话说，哪里又有最佳呢?一小撮人的计划何尝带来过最佳?看来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媒体的轰炸之下，克服大众的恐惧，保持社会的秩序。如何获得?我以为要靠专家出面，靠知识传播，给大家一种依托，一种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不可能不这样做。只是来得稍慢了一点。只要社会一直开放下去，专家肯定会跟上突发事件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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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家电视台在采访我时坚持问我：我们的管理者在这次事件中的进步是什么?我说：鄙人性格偏执，更不会夸耀父母官。但话说回来，看问题全面中允，对父母官称颂备至，有意思吗?说到管理者的进步，我就想起了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的那句名言：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其实，，当下我们的父母官的很多举措都挺正确，，都是进步，只是还有点被历史牵着走的劲头。早点被历史领着走，不是皆大欢喜吗？
       因为2001年我的两个硕士生一同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系里的副书记非叫我作—个硕士生班的班主任。我说做不来事务工作，她说那些事情不要你做，你点拨点拨就行。所以我一趟学生宿舍都没去过。非典来了还是没去过，因为不知道去了有什么用，即使没有坏作用也想不出有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身为动嘴的人，话总要说两句的。我给了这班学生三点告诫。一，多喝水，多睡觉，各宿舍都不要熬夜。三，搞—点户外锻炼。平时有锻炼的人要减量坚持，平时不锻炼的要开始户外的适当锻炼。重点还是第三：平时大家要打工挣钱，现在打不成了；平时要上很多不感兴趣的课，现在不用上了；平时最没有时间干的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好了，现在可以结结实实、死心塌地地读一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这是何等过瘾，又是何等难得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把自己在校图书馆的额度用完，以防图书馆封闭(这是猜测与防备，可不是造谣)，到时大家好交换。
       我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呢?其实我几年来已日趋闭门索居，拒绝多一半的饭局，不备手机，停了呼机，只是读书、教书，稍稍写一点书。少出门已成为我的习惯。但非典期我的不同寻常的行为是游泳照旧，在我住区附近的一个游泳馆，几乎每天一次。有些朋友得知，劝我别冒风险。我说：上个星期，游泳馆最多的一天来了10人，最少的一天2人，常常是我一个人在池子里游，这还要害怕?我也成了有家庭游泳馆的富人了。有意思的不是一个侏儒游泳，而是这种怪异的现象。似乎最不能干的事情，因为人人都以为不能干，偏偏成了安全的、可以干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灯下黑”，就是非典的“死角”，或曰“安全岛”。世间大约没有事情是无死角的，端赖我们去发现。再一点启示是作少数派挺不赖的，即使就功利而论，虽然当今社会肯定是多数人的行为更功利。
       那一日从电视上看北京市宣传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记者问到北京“封城”的说法。部长说：绝无此事，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我觉得说辞的分寸稍嫌过分。如果抓到了某人在特殊时刻造谣惑众的证据，应该绳之以法，以立足法律的惩罚来警示社会。反之，如果没有证据只是猜想，又是将别人的动机往最坏处猜想，说出来在公众面前会显得草率，有欠宽容，不够大度，不如不说。具体到非典时期社会上的一些不当的说法，我觉得，就性质而论叫传闻比谣言更恰当，就动机而论说胡乱猜测比别有用心更靠谱。实际上，这传闻的演化过程完全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内：一个巨大的未知(比如本市多少人是非典患者)高悬在众人头上，头脑活跃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猜想和解答这一未知，这是人的本性；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往往只看到一个局部，于是大家的猜想便很像盲人摸象，处于非典高发率的小区的人会推论本市有5000患者，处于平安的区域可能会推论患者为50；一方面是耸人听闻的信息容易传播(还是人的天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趋势看涨这种说法就风助火传；一个人说，估计患者5000人，到了另一个人嘴里就会说，听说患者达到5000人，再到第三人嘴里就会说，听知情人说患者达到5000人。这其中未必有别有用心者，未必有故意造谣者，拥有的是“民间口头文学家”和津津有味的听众。更稳妥地说，没有造谣者，这过程也可能发生，因为人性中有夸张和好奇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造谣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可能我天性幼稚，认不清社会与人心之复杂。但下面的道理应该是稳妥的：猜想别人的动机尽管猜想，或许也有必要，但是前贤告诫的“谨于言而慎于行”是管理者应该记取得的。何况传闻的产生，其实是和前‘段的信息不畅通密切相关的。“大象”公诸于世了，摸象的侃爷们还有开侃的空间吗?
       看过王岐山代市长的记者招待会，他谈话中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思考。他说；现在北京每天的疫情统计都要经过他和刘淇书记的签字才能发布。他在用人格作保证，我相信，但不领情。我没有一丝怀疑二位父母官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思考制度与规则的学究，我的职业癖好使我马上对书记与市长签字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签字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呢?发现一些疏漏?我觉得疫情的统计是专门的业务，质量与效率的高下取决于系统、规则与标准的建立。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一旦它们建立起来，就应该能够正常运转，其业务负责人当然应该胜任对这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并且毫无疑问应该比别人更胜任。所以市长签字的积极作用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存在，那一定是疫情统计负责人渎职了；即使监督其渎职也应该另有制度安排，不必每天劳市长大驾。市长签字没有积极作用，有无可能有消极作用呢?不幸，从逻辑上看，恰恰是存在的。那就是市长对统计数据的干扰。实际上，一个良好的社会统计赖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就是它的独立性，它的不受政治权威和政府权力干扰。所以我以为，统计的独立性应该靠立法来保证。统计的结果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呈送给行政长官，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最紧急的用户，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最权威的、最内行的审核者。重申一遍：笔者怀疑的是目前的制度，而不是市长和书记的人格；社会统计的可靠性要靠制度，而不是领导的人格来保证。
       非典时期，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非典能不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点好东西，比如养成不乱吐痰的习惯，分餐的习惯，等等。其实非典只是一个契机，能否利用这个契机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具体说，一桩事同一桩事不一样，有些或许可能改良，有些较难，有些则很难。’分餐、吐痰、身体距离，好像正是难易程度不等的三个典型。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说到根本移风易俗都是难事。朋友分餐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身体，且分餐的习惯有点西洋景，时下是西方的月亮圆啊。身体距离在非典期间有最大的改观；人们不由分说就自觉拉开了距离——在公共车上，在商店里，在马路上，比比皆是。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少了，其实不尽然。在非非典期我也上过比较空荡的公共车，照样有人不往空档走，非要与你保持10公分以内的距离，甚至会接触你。在顾客稀少的银行里，你在柜台前，有人会坦然走过一米线，看你敲密码，帮你点钱。我觉得非典过后，身体零距离的行为方式，《定复辟。换句话说，三者中，这事最不起眼，改变却可能最难。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身体距离的概念是因为漠视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在非典期我们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嫌别人脏，怕染上疾病，全然不是尊重别人。当人们不再担心疾病的时候，公共场合就又会趋向“零距离”。杜绝吐痰的难度应该居中，比分餐难，比适当身体距离易。为什么比后者难?我觉得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大家越来越明白别人吐痰对自己的间接的威胁挺大，对吐痰的行径会越来越反感。一旦彼长此消，吐痰者会感到社会压力的。’其二，这是最容易实行惩罚的行为。我们社会实行某种惩罚还是轻车熟路的。提高修养要比遵守纪律费时费力。恰当的身体距离属于修养范畴。而抑制吐痰更像遵守纪律，当然守纪律的前提是惩罚的广泛存在。
       从网上获悉，非典期间台湾医院中临阵逃脱者甚多。和平医院‘21人递辞呈，占该院医护人员的16％。高雄长庚医院128人辞职，占该院人员的8％。各医院实习的1300名实习生纷纷退出医院。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我们报纸上每天大版面的医务人员光荣榜。我相信台湾医务人员中恪守医德者也不在少数。我的疑问是我们的临阵逃脱者有多少?进一步的疑问是：究竟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大大高于台湾；还是我们新闻曝光的程度低于台湾?还是二者兼有；乃至其他的答案。总之，同种同文的两地同胞在非常时期的这种对比，非常令我好奇。
       从某个媒体看到这样的议论：医务人员在非典期间的牺牲和贡献太大了，他们参加高考的子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应该为这些子女加一些分数。我不知最终这建议是否实行。我知道的是这建议引起了我的长考。怎么说呢，建议还未当真，就长考起来了，不是有病吗?是有病，一种魔症病，像棋手看见了较有深度的棋局就要推算，乃至于离开了棋局心思还执迷于此。我最初的想法是：这建议是有道理的，医护人员的家庭付出太大了，而子女考大学，对其家庭的意义也太大了。反省自己最初的想法，大约与建议者同样处在对医护人员的钦佩与感激之情当中。当情绪平复，诉诸理性后，想法有异。不是不同意了，而是觉得这事情挺复杂，须三思后行。首先想到的是加分的学生好不好判定。是只给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是包括为一线服务的各类后勤人员?是以生命危险作标准呢，还是以全天候离家工作为标准?在非典一线战斗多长时间可享受这种待遇?不想到这些是不行的，那将使一桩好事变味。因为任何‘种奖励和待遇都会引来：搭便车者”。接着又想到，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应该厚此薄彼。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都要“加分”了，比如父母去战场，去抗洪前线、等等。再后又想到，父母在非典一线的中考生似乎比高考生更应该“加分”，因为他们年龄更小+受父母”缺席”的影响更大。最后还有一个难题，加多少分?思前想后，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多谋无断的、低劣的棋手，我拿不出一个结论来。当然这也就等于说，我认为还不能确认那步棋，还要继续长考，更多人的长考，人大委员们的长考。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医疗是神圣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医护人员的牺牲和付出给与补偿。教育同样是神圣的领地。补贴分数是远比发送津贴更重大的、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