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褒扬一位建筑师——吕彦直。命令说：“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国民政府褒扬令”，《国民政府公报》， 第十四集，第一八九期，一九二九年六月）吕彦直生于一八九四年，因患癌症，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逝世，年仅三十四岁；然而他所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却使他名垂中国建筑史，他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惟一获得过政府通令褒奖的建筑师。
关于吕的生平，最基本的史料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时事新报》刊登的“故吕彦直建筑师小传”（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国建筑》一卷一期刊登的“故吕彦直建筑师传”除个别词句外，内容与之基本相同）。小传全文如下：
吕君彦直，字仲宜，别字古愚，鲁之东平人，先世居处未详，逊清末叶，曾与滁州吕氏通谱，故亦称皖之滁人，生于津沽，髫龄遭父丧，九岁从姊之法，居巴黎数载。时孙慕韩先生亦客次法京，君戏窃画其像，须眉毕肖，栩然若生。观马戏，归辄为狮豹虎象之属写生，亦莫不生动像真。艺术高才，得天独厚。归国后，尝从教于林琴南先生，国学文采，斐然称侪辈冠。民二毕业于清华大学，得官费入美之康纳尔大学，初习电政，因性非素近，始改习建筑学。卒业后，助美国茂飞建筑师，完成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屋之设计，民十归来，在沪与过养默、黄锡霖两君合组东南建筑公司，上海银行公会等亦君所计划者。嗣与黄檀甫设立真裕公司，旋改彦记建筑事务所，获孙总理陵墓及广州纪念堂、纪念碑等设计首奖。盖此等伟大创作之成功，俱以西洋物质文明，而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者。君一生无他好，惟劬学不倦。卒以勤劳成疾，于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癌生肝肠，溘然与世长辞，存年仅三十又六。其间困于药石者凡四年。呜呼，吕君之死，岂仅我国艺术界失此异材而已哉。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即吕逝世后不到一周，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上刊登的吕彦直逝世的讣告是关于吕的家庭情况的补充。讣告说：“吕彦直，南京中山陵和广州纪念堂的建筑师，于三月十七日晨在古柏路五十五号的家中逝世。吕先生三十六岁，未婚，患癌症已约一年。”这里吕的年龄当为虚岁，卒日也比中文报纸的报道早一天，不过这些对我们理解吕的作品无关紧要。
小传中所谓“通谱”即是同性的人互认为同族，“与滁州吕氏通谱”也就是说吕的先人认滁州吕氏为同族。清末滁州著名的吕姓人物有吕本元，据《
清史稿》卷四六一“吕本元传”，本元“初隶李鸿章军，鸿章总督直隶，调入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拳祸起，署天津镇，擢直隶提督，统淮、练各军，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卒”。吕彦直生于天津，他的父亲与这位同族要人或许不无关系。文中的孙慕韩即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一九○二——一九○六)任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孙也曾任直隶道员，也或许是因为有世交的关系，吕彦直才有机会“戏窃画”这位钦差大人的像。清华学校在一九二五年改为清华大学，所以小传说吕“民二毕业于清华大学”用的是新校名。这篇小传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吕曾经在巴黎生活，受业于康纳尔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又曾经于茂飞（Henry K. Murphy，1877—1954）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参与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经历。另据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吕彦直学籍材料，吕的生日为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时间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上还记有吕的两个地址，一在纽约一百一十五街，另一在华盛顿。
其他有关吕的材料还有：美国学者郭伟杰（Jeffery W. Cody）先生的著作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在中国建造：亨利·茂飞的“适应性建筑”，一九一四——一九三五》，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其中提到吕脱离茂飞的时间；范文照《中国建筑师学会缘起》（《中国建筑》创刊号，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其中提到吕与其他几位建筑师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孙常伟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国史馆，一九八五年六月），其中提到吕参加大学艺术教育委员会。此外还有吕开办“彦记建筑师事务所”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申报》，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等。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得知吕在毕业后的经历，即：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三月（纽约 / 上海）Murphy & Dana / Murphy, McGill & Hamlin 事务所，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一年三月（与过养默、黄锡霖）合办（上海）东南建筑公司；
一九二二年三月脱离Murphy，入（上海）真裕公司（合作人：黄檀甫）；
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上海）彦记建筑事务所；
一九二七年十月与张光圻、庄俊、巫振英，范文照等发起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初名上海建筑师学会），任副会长；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加大学院艺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筹设国立艺术大学，其组织预定为国画院、西画院、图案院、雕塑院和建筑院）；
一九二八年五月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吕在其短暂的建筑师生涯中设计了四件大型作品，除南京中山陵和广州纪念堂、纪念碑外，还有小传中提到的上海银行公会。这栋建筑位于香港路， 其图纸现存上海市城建档案馆。在图签清楚完整的屋顶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审批人（app’d by）Y. C. Lu，即吕彦直（Lu, Yen-chih）的签字，说明吕是该项目的负责建筑师。此外，吕还设计了南京中山陵园磨盘山廖仲恺墓地（“驻粤委员会议记录”，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参与了南京首都规划。他的著述有：《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图案说明书》（《申报》，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首都建设》一期，一九二九年），英文的《南京与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纪念物》（“Memorials to Dr. Sun Yat-sen in Nanking and Cont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 10, 1928）。他所画的“规划首都都市两区图案”刊登于《良友》第四十期（一九二九年）。
了解吕在法国和美国的经历对于理解他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设计非常重要。首先他的设计与法国和美国的若干著名的建筑在造型上有直接关联，其次他的作品深受学院派， 也即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前期欧美建筑界流行的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的影响。如广州孙中山纪念碑凹曲线形的立面轮廓就带有巴黎埃菲尔铁塔（1889,建筑师Gustare Eiffel）的特点；中山陵墓室的圆形墓圹设计则是参照了巴黎恩瓦立德教堂（Dome des Invalides，1679—1691，建筑师Jules Hardouin-Mansart）中的拿破仑墓以及纽约的格兰特墓（Grant’s Tomb, 1897,建筑师John H. Duncan），而祭堂的空间又受到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影响。参考拿破仑墓、格兰特墓和林肯纪念堂都是吕彦直本人的想法，如他在《南京与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纪念物》一文中说：“坟墓之外表与中国普通坟墓同。惟内部颇形精致。自外面之栏杆，可直望石棺，与纽约格兰特坟墓（原刊中译将Grant’s Tomb误译成‘大坟墓’）及巴黎拿破仑墓同样……孙氏铜像，安放祭堂内，与华盛顿林肯祭堂相似。”另外，中山陵祭堂和中山纪念堂两栋建筑的外观很显然受到美国另外两栋著名的新古典建筑的影响，这就是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Pan American Union）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娄氏图书馆（Low Library）。前者是中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梁思成的老师保尔·克芮（Paul P. Cret）在一九○七年的竞赛首奖作品，后者由近代美国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事务所McKim, Mead & White在一八九三年设计。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二十街，吕彦直在纽约的住所与之相隔咫尺，他对这栋美国近代建筑名作的了解应该毋庸置疑。如果继续追问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的古典主义原型，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国古典主义名作——路易十五皇帝小特里阿侬别墅（Petit Trianon,1762—1768,建筑师Jacques-Ange Gabriel）所代表的左右三段式的立面构图，以及意大利维晋寨圆厅别墅（Villa Rotanda,十六世纪中叶,建筑师Andrea Palladio）所代表的“希腊十字”平面建筑的影响。这两种原型吕也应熟知：他设计的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入口立面也是小特里阿侬式的；而雇主茂飞为他的母校清华学校设计的大礼堂也是采用希腊十字平面。吕显然采用了一种“翻译”的手法：将西方的柱式改变为中式的立柱，将西式的直坡屋顶改变成中式的琉璃瓦曲线屋顶，将西式的山花和柱式门廊改变成为中国式的重檐立柱门廊，又将鼓座之上西式的穹隆屋顶改变成中式的八角攒尖顶。概括言之，他将西方古典建筑语汇用中国构件替代，仍旧按照西方的“语法”体系，也即构图原理，进行组合。
吕彦直的“翻译”的手法无疑是梁思成上世纪五十年代所提出的“建筑可译论”，以及张、赵冬日等建筑师的相应实践的先声。梁思成认为，中、西传统建筑上都有同样功能的屋顶、檐口、墙身、柱廊、台基、女儿墙、台阶等可以称之为“建筑词汇”的构件，用这些词汇组成的西洋建筑如果改用相应的中国传统构件代替则可以将西洋风格“翻译”成中国风格。张在五十年代设计的北京友谊宾馆立面就是对法国古典主义名作巴黎卢浮宫东立面的“中译”，他设计的民族文化宫则是美国保守现代主义名作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的“中译”。赵冬日设计的全国政协礼堂没有采用中国式的大屋顶，但他也是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基座部分改为中式的须弥座，柱础改为中式覆莲形，立柱不设凹槽而仿中式木柱，柱头改为中式栌斗，檐口用中式的冰盘檐，女儿墙也改西洋式的宝瓶栏杆为中式望柱栏板。尽管他们未必受到吕彦直作品的启发，但在思路上却与吕不谋而合。
除了在设计上采用西方古典主义的著名作品作为原型之外，吕氏作品的古典主义的基础还表现在他对于建筑比例的重视。如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入口三段式构图的门廊部分高宽比为3∶5，两翼比例各为3∶1，这与圆厅别墅整体立面的比例相同；中山陵祭堂的立面高宽比为1∶1，与巴黎雄师凯旋门（I’Arc de I’Etoile,1806—1836,建筑师Jean-Francois Chalgrin）相同；中山陵“博爱”坊高宽比为3∶2，与意大利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巴齐礼拜堂（The Pazzi Chapel,1444,建筑师Filippo Brunelleschi）相同。
吕彦直运用西方建筑的比例进行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的方式又是中国现代另一位建筑大师杨廷宝相似做法的先声。杨的作品表现出他对于黄金分割比例（1∶1.414，1∶1.5，1∶1.618）和3∶5等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重要比例的重视，甚至他设计的“中国风格”建筑也不例外。如他设计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地面到屋脊的高度与歇山顶两垂脊之间的宽度几近相同，即它们在立面上构成了一个正方形，平台下沿和屋脊的正交点都在一个正半圆之上，换言之，这栋建筑高度与正脊到相隔平台边线的距离之比是1∶1.618。
还值得说明的是，中山陵总平面呈大钟形，曾深受设计竞赛评委会的赞赏并见诸后世许多中山陵的介绍之中，但其实这并非吕彦直的有意设计。他事后曾对记者说：“此不过相度形势，偶然相合，初意并非必求如此也。”（唐越石：《孙墓图案展览会访问记》，《申报》，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不过这一“偶然相合”恰恰表达了孙中山遗嘱中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愿望，因而受到国民党人的青睐并非“偶然”。与中山陵同时至少还有另外两座著名纪念碑也采用了钟形的母题，即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和杭州秋瑾墓（一九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