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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孔子在西方“热度不减”
作者:黄伟林

《中外书摘》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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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1980年代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举为十大思想家之首,排在其后的依次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达尔文、伏尔泰、康德。
       据统计,《论语》在最重要的十部世界名著中,被翻译的语种数量居第二位。
       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测:“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人欧洲。”
       法国的孔子热
       孔子思想在17至18世纪的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对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18世纪的法国,中国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重视,人们争相了解和谈论中国、研究中国。
       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征服者虽可毁坏田园村庄,“可是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思想十分推崇,他慨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他说:“我已经仔细读了孔子的书,还作了摘要,我在其中只看到最纯粹的道理,而丝毫没有骗人的东西。”在《哲学辞典》中,他列举了孔子的七句格言,然后写道:“多么可悲,西方人也许应该感到羞愧……竟要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他甚至写首诗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仰:
       他探索思想,一点也不狂妄,
       并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
       他是作为哲人而立言,不是先知,
       但也奇怪,他的国家奉他为祖师。
       他还把孔子的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朝夕礼拜,以示景仰。
       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他起草的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引用孔子的格言,成为佳话。他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线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德意志蒙受了影响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作出重大贡献的西方学者。他研究过中国的《易经》,他发现:如果以阴爻代表0,以阳爻代表1,那么《易经》图像从0到64正好为二进制的连续数列,这与他自己1678年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据此,莱布尼茨深信中国哲学具有充足的科学根据。所以他热烈地赞美儒学,甚至公然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他斥责那些在中国传统思想面前夜郎自大的欧洲学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之极!”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位名叫五来欣造的日本学者认为:“儒教不仅使莱布尼茨蒙受了影响,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响。”
       英国:孔子是中国的“无冕皇帝”
       庄士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他认为:“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
       李约瑟认为孔子学说并不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巨大成就。他认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他发现:“在历史上,不定分析被称为‘大衍术’,这是从《易经》中一个难解的陈述句‘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李约瑟认为是由于“秦建立了郡县制,一直延续下来。这许多郡县的管理工作要求大大发展官僚政治,因而对行政官吏的需要便为儒家从此长期把持中国的社会创造了条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当上了全中国的‘无冕皇帝”’。
       美国:韵律与张力交互为用的宇宙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于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表示“对于这位东方圣人极为景仰”,并经常称引孔子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诗人庞德曾经译过孔子的《论语》。他晚年居留罗马,记者采访他,看见“房中最醒目的是两只手提箱和三本书:《诗章》、《论语》和罗宾逊版的《乔叟》”。庞德对记者说:“只有音乐的形式才能包容所有的材料,我心目中的孔子的宇宙,便是韵律与张力交互为用的宇宙。”谈到语言和政府的关系,庞德说:“坏语言势必造成坏政府,而好语言未必造成好政府。孔子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苦心经营了五十多年的组诗《诗章》里,庞德把中国纳入他那诗体形式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图景中,其中《诗十三》写的是孔子:
       孔子漫步
       走过圣庙,
       又走进了杉树林,
       然后在低处的河边徐行,
       伴随他的是求、赤
       和说话细声细气的点。
       “我们都默默无闻,”孔子说,
       “你们将来会去驾车吗?
       你们将因此而成名。
       也许我确实应该去驾车或射箭?或是在公众面前讲演?”
       子路说道:“我想要整顿防务。”
       求说:“如果我是一地之主,
       我将把它治理得比现在更好。”
       赤则说道:“我更喜欢有一座小小的山庙整肃礼仪,让祭祀恰如其分地举行。”
       点开口了,手指抚弄着琴弦,当他手已离琴,
       却依然是余音袅袅,
       那声音在枝叶下面飘起,仿佛轻烟。他注视着它说:
       “古老的池塘,
       孩子们扑通扑通跃入水中,或是端坐在树丛里,弹奏着曼陀铃。”
       对所有的人,孔子都报以同样的微笑。
       曾皙很想知道:“谁回答对了?”
       孔子却说:“他们都回答对了,
       也就是说,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
       日本:《论语》加算盘
       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国家,文化传统也属于东方文化,但由于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所以,目前一般把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比如流行的概念“西方七国”就包括了日本。因此,这里我们也不妨把日本归于西方世界。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涩泽荣一曾写过一本书《〈论语〉加算盘》,以寻求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他对《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富贵”是“人之所欲’,所以是“有价值的”,连圣贤也不反对。接着又指出,关键在于取得富贵的手段是否合乎道。如果“以其道得之”,就不应笼统否定。他解释:“道”指的是“公利公益”,即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只要对增强国家实力有益,就是光荣的,符合“大义”。就这样,涩泽荣一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武士精神)和“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人们形象地把这种理论称为“《论语》加算盘”。
       正是在“《论语》加算盘”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出身武士阶级的人,抛弃贱商意识,成为“士魂商才”型企业家。至今,日本企业界人士仍对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理论推崇备至。1982年,《东洋杂志》曾以专题调查日本企业界骨干中的热门书,《<论语)加算盘》依然名列其中。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认为儒家伦理不利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但是,从目前世界经济格局看,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解体,还存在两种工业文明,即欧美资本主义和工业东亚。由于欧美归属基督教传统,可称为基督教资本主义;日本归属儒家传统,则可称之“儒家资本主义”。随着日本经济在世界名趋第一,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和中国的日益壮大,欧美国家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活力愈加重视,比如,《日本名列第一》和《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的作者埃兹拉•沃格尔就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需要用“东方药”治疗,美国应向日本等东方国家学习团体精神。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个当代西方人眼里的孔子
       瑞士的胜雅律也许不是什么名人显要,但他撰写的一篇汉语短文《一个当代西方人眼里的孔子》,倒很能代表西方世界普通人对孔子的看法,全文照录如下:
       在西方人眼里,孔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毫无疑问,他在西方舆论中是最有名气的中国人。可是,一般的西方人认为孔子虽然有名,但他完全属于中国,因此敬而远之。这种把孔子影响限制在中国的想法,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地方区域主义的表现。
       孔子是中国古代人,有其特殊性;孔子不是神,而是人,有其普遍性。孔子作为一名大思想家,一方面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又属于其他民族。我认为,孔子虽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但在当代西方人眼里仍具有吸引力,他的许多思想能够给当代西方人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一些警世格言,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如“见贤思齐”、“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小不忍则乱大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只要把它们恰当地翻译成西方语言,肯定会被西方人接受,并从中体会到它的哲理,从而将它付诸实践。
       在当代中国,孔子常常受到批评,我想原因之一,是他的“中庸”之道和轻视经商、轻视自然科学,在生活上安于低标准,一切容易满足。今天,中国人经过反思,摆脱孔子这些思想束缚,对他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西方人却可能从孔子的这些思想中得到很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孔子曾说:“过犹不及。”在经济领域中,中国可能还算“不及”,而西方大概已达到“过”了的程度。很多西方人面对最新的尖端科技成果,认为人像上帝那样可以操纵自然,这种想法包含着毁灭地球的危险。因此,西方人应当从孔子那里学到一些限制那种无限、无度的东西。在开发大自然方面,孔子极有分寸,不贪多,他似乎懂得,人类如果暴殄天物,天物将会惩罚人类。这正是西方人应当向孔子学习的诸点之一。应当“见得思义”,“见利思义”。
       在孔子遗留下来的格言中,有许多思想值得西方人学习,比如,在对待自己方面:“君子求诸己”、“君子病无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对待别人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听其言而观其行”,“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在交友方面:“无友不如己者”,“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选拔人才方面:“才难”,“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所有这些,以及他的谦虚和以礼待人的作风,一个西方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
       我认为,当代西方人在学习非西方文化方面不够认真,太片面,至少在市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中,多多少少有一点以“世界老人”自居,以我为中心。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又可以在孔子那里得到启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事问”,“多问”,并“择其善者而从之”。
       《孔子的魅力》
       黄伟林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责任编辑:曹凌志、杨静武
       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