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文是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长女，是一个很较真的人，甚至为许多人眼里的“小事”而较真。李文在大陆的种种官司，既是她的个性使然，也是用另一个视角来观察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的一面镜子。
我赢了
这个一元钱官司是我在中国内地打的第一个官司，被告是陈渊宇(原北京盟科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新京报》社，他们侵害了我的名誉权，我要他们赔偿一元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最终判我胜诉，对这个案子我感触颇多，犹有千言万语。
2004年2月份前后，我住在顺义别墅区的嘉浩别墅(物业费每平米人民币八元三角)，这是一个国际别墅区，百分之七十以上住的是外国的企业家。那时我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我经常揭发物业的恶劣服务和一些业主的不良行为。大家都很不解，住在嘉浩别墅这样豪华的住宅，为什么遭遇那么惨?之前，我出过一本书叫《我和李敖一起骂》，已在上面刊登了很多我要投诉的证据，书上有关于我邻居不文明生活方式的照片，比如说邻居晒衣、种菜、养狼狗、养鸭、养鹅、养鸡，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都在书上曝光了。
后来，《新京报》的一位叫吴虹飞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2004年2月12日的《新京报》上，名为《李敖之女被下逐客令》。文中有这样的报道：“盟科置业公司的陈总经理昨天接受采访时说，李文是被香江别墅的物业赶出来后，才搬到嘉浩园来的，而且她没有签合同就搬来了。她住进来后，又以各种理由拒签合同，拒交水暖费、物业管理费……‘工人去做维修工作，她以‘要睡觉’为由拒绝，然后又以此为由投诉；邻居种一个菜，养几只小鸡，她也要去投诉……’陈总经理说，‘她欠的两个月房租，到今天才交齐。’陈总经理还说，关于养狗事件，那是业主们联合抗议的结果。现在，那家送走了两条，还剩下一条，而公司也对李文进行了道歉和安抚。但李文却不肯就此罢休，甚至拿高倍望远镜对邻居家进行偷看。他认为，李文的投诉‘纯属无聊，没有任何道理’。”
陈渊宇提供的上述言论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恶意诽谤，其用语对我的人格造成了极大伤害。而《新京报》在刊发该文的过程中，未对陈渊宇的言论进行调查核实即公开发表，对造成我名誉的损害也有一定过错。我在起诉书中请求法院判令陈渊宇在《新京报》原版位置公开向我赔礼道歉，并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一元。
在这个案子中，我通过律师打电话给《新京报》戴社长说，我并不是有意要告《新京报》，一方面是因为记者的失实报道，另一方面是因为盟科物业是黑龙江的公司，找不到被告陈渊宇的地址。为了能够顺利立案审理，我选择了《新京报》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但最后戴社长也没有对我的善意解释给任何回复。
这个案件最后的判决基本上满足了我的诉讼请求。本案判决后，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法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新京报》社履行了全部义务，陈渊宇也履行了金钱给付义务，但他一直未在《新京报》同版位置发表致歉声明。经了解，陈渊宇已经辞职，去向不明，我于是向法院表示要继续查找陈渊宇。2004年的12月6号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在都已经2007年了，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执行的人没跟我联络，我也找不到他们。盟科置业虽然是物业公司，但也是产权人，在嘉浩别墅差不多有100多套房子。所以我觉得法庭可以圆滑一点，可以弹性一点，可以去找他们现在的总经理代表盟科物业写个致歉声明。物业公司还在，我需要物业公司的道歉。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道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宣武法院已经判我赢了，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执行，结果并不完美。我相信法院是希望老百姓都可以起诉一些不文明的事情，都可以用法律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为什么起诉
为什么我要和物业打官司呢?那是因为盟科物业实在是太嚣张了。他们先后给我下了三个逐客令，要赶我走，可我是有合约的。我和房主签了三年的合同，他们没有道理赶我走。陈渊宇竟然在《新京报》上公开侮辱我，说我去偷窥人家，这明显是恶人先告状。我还记得开庭时，我特地把我的高倍望远镜，很大的一个机器，搬到法庭里头，给法官看什么是高倍望远镜。因为我觉得他们对高倍望远镜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一些小型的望远镜，比如说看球赛的之类。高倍望远镜其实是看不到家里东西的，因为它的影像是倒置的，是用来观察月球、星星之类的专用仪器，高倍望远镜大部分是搭在阳台上或者其他高处，你放在家里头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很多国外家庭都有阳台，把高倍望远镜放在上面，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而且是晚上看。所以我觉得蛮好笑，陈渊宇还有我的那些所谓“暴发户”邻居，他们实在需要多增加一些知识，不知道的东西不要乱讲。
盟科物业给我下逐客令的时候，陈渊宇还干了很多其他违法的事情，比如私自进入我的花园，私下拿我的东西，这都是犯法的。我是付过房租的人，我有权利不准你们进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陈渊宇进入花园，敲我的门，大声囔囔要赶我走。我是有录音的，我的两个律师还有一些媒体朋友也在。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陈渊宇，一个所谓物业公司的总经理，竟然用这种粗鲁、不道德、犯法的方式赶我走。他说是为了其他业主的利益，说其他业主无法容忍我继续住在这里。
要知道，我所在的嘉浩别墅有100多位业主，可是只有4位想赶我走，这4位是谁呢?第一位董文华，还有董文华的先生叫张南，他们住在2109，我住在2218，我跟他们离得很近；第二位是住我对面的张侠，她住在2220。这位女士最喜欢种菜，她种了八种菜，茄子、向日葵、玉米、菠菜等。肥料、虫子经常飘到我花园里，因为我们花园都是挨着的，一伸手就能碰到对方的草。她还喜欢内衣外晒，有时候晒内衣连架子都不用，就像晒菜一样随便搭着，极不雅观。我当时叫了物业来拆除这些菜，可基本上是拆完以后又种。
第三个邻居是住在2196的胡春兰，她是最典型的暴发户。她经常会骂一些最脏的北京话，我在北京听到的最脏的话就是从她口里出来的。她的草坪五六年都不割草，一到夏天，草上的蚊子、虫子都飞到邻居家。她的草坪上还会放一些家具，很奇怪，一年365天都放在那里，看来她是把草坪当作了储物间。还有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养鸡、养鸭。她在花园里头放了一个鸡窝，养了十几只鸡和鸭，整天叽叽嘎嘎地叫个不停，牲畜的味道也污染了我们整个小区，这些我都是有照片、录像的。我们小区是农场吗，下一次业主是不是可以养猪、养牛。她还烧草，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烧草而不是割草，烧草的浓烟经常蔓延到邻居家，我只好关紧门窗。
第四个邻居叫陈华伟，他是董文华的邻居，他养了一些大白熊似的狗，而且整天叫。那时，这四个人的住所都围着我，这四位业主跟盟科物业签了一份协议说，李文一天不走他们就一天不交物业管理费和取暖费；如果不将李文从园区赶走，他们将起诉盟科物业，同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我觉得这个蛮好笑、蛮讽刺的，他们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不道德，反而是我违反了他们所认定的“规则”。我所反映的这些事情都是物业管理中明确禁止的，是他们没有遵守小区的规定。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香江花园，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在香江花园也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我并没有想到去起诉谁，只是写了很多投诉信。香江花园离国际学校特别近，很多老外住在那边，不过大家都不维权，也许这些老外都已经人乡随俗了吧。
我对《新京报》的感觉是又爱又恨，我当初不得已要告《新京报》，确实是因为它报道得不是很客观。后来有一阵子，《新京报》都没有报道我的新闻，我那时候时常起诉或者投诉，这些维权新闻几乎全北京的主流报纸都登了，比如说《信报》、《京华时报》、《晨报》、《法制晚报》、《青年报》，可是《新京报》没有登，我不知道是他们对我的维权不感兴趣呢，还是心胸狭窄。
其实我还是很感谢《新京报》的，因为它是比较敢讲真话的报纸，《新京报》是少数敢于揭发事实真相、真正关心百姓生活的报纸之一，我非常赞赏这种个性。《新京报》在北京文物、胡同、历史建筑的保护方面也做过很多报道，它真正成为北京人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我现在经常看《新京报》，从中可以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北京动态。2006年初的时候，《新京报》开始比较关心我的维权动态，也报道了很多爸爸来北京的事情，我因此也和一些记者成了蛮好的朋友。
并不赔本
我是2002年12月23日晚上飞到北京的，算起来住在北京四年多了。我最初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投诉的几率不是很高，也觉得大家法律意识不强，而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对法律是很尊重的，感情很强烈，所以我在北京也时常投诉，可效果不好。于是从第二年起我就用起诉的方式来维权，慢慢地，我诉讼的影响力变大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也理解我在做什么。因为我李文是说话算话的，不像很多人在说大话、假话、风凉话，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现在我在打官司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几乎是每三个月就有一个官司。
爸爸常常笑我说：“小文，我在台湾打了这么多的官司，可是我都赚到钱了，你可是在做赔本买卖哦。”因为爸爸的被告都是有钱人，只要胜诉了，钱都是可以拿回来的。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内地明明打赢了官司，却老是拿不到钱，而且还要被很多人威胁，甚至有一些人用小手段来整我。我就给爸爸解释，因为他不住在这边，不了解内地的情况，执行难在内地法院是个普遍现象。
爸爸总是希望我学学他打官司的技巧，找“免费的律师”。我说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律师也要生存，许多律师都向“钱”看，有正义感的律师已经不是很多。在内地打官司，媒体都是围着我，我不出庭，一般也不会找我的律师采访，所以律师通过媒体曝光的机会不是很多。爸爸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懂，为什么到现在，我还要付律师费，我也希望有经验、专业的律师能够免费帮我打一些维权的案件。在国外，有一些律师可以帮助一些没有钱但需要帮助的人打官司，英文叫pro bono。
打过几个官司后，我也慢慢学乖了，懂得了一些诉讼中的技巧，之前的磨炼就当是交了学费。我之所以要不计成本的去打一元钱官司，是想告诉大家法律是用来维权的，我不喜欢人家误认为我是在炒作或者自作聪明。
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是以和为贵，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和谐、要宽容、要忍耐，忍到头来不但没有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反而更加助长了社会陋习的滋生。我出来多讲讲话，多鼓动大家维权，主要目的是想增强大家的法律意识，和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作斗争，共同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李文说理》
[美]李 文著
法律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责任编辑：赵利铭等
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