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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明信批评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认为“他的言论始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到头来却变成了对它的辩护”。王岳川以中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的身份，却热衷于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辩护。詹明信指出，在“现代”一词统治下的概念领域里，激进的探索和体制性变革非但不能被理论化，甚至会变得无从想象。“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当然，“我们谁也不能要求大家把‘现代性’这样的词整个儿扫地出门，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处在一个滑稽可笑的位置上”。以后现代的姿态来运用现代性这一“历史化”的“叙事范畴”，就应当充分体现出对自己所在社会的历史与当下状况的反思与批判。“当我们把‘现代性’这个词仅仅运用于过去，它就会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生产出不同的历史叙事，尽管这些历史叙事本身也必然带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指向。”“任何了解埃兹拉，庞德作品的人都熟悉他的审美强度，他是用它来细细地观察‘当前时代’种种迹象，在其中捕捉各种现代派能量及其不完全的突破和创新、和‘过时的东西’在诗歌和散文里局部的瓦解。”“它们不是要表达一种对于未来的微弱模糊的希望，而是扫描整个公共领域，寻找各种迹象和线索。”“这个设计的目的无非是把陈旧的问题排斥出去，让新的、更有章思的问题产生出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盘取代现代性的主题。我们需要把庞德那样的搜索乌托邦的使命感同本雅明式的对其源流的地理学考察和对其压力的测量结合起来。”
        以往，詹明信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社会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即使在充当“文化白求恩”时，也只是简单地把后现代主义理论挪用到中国语境中来。而今，詹明信认识到：“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同样位于欧洲的两个不同的思想水平线，而是好多个淬洋之间的多重的落差。”“现代性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在拉丁美洲，在中国，在前‘第二世界’的政治讨论中，现代性问题更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西方却在以一种明显的后现代的方式庆祝自己所谓的胜利，它认为自己最终克服和超越了老式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强调生产的价值观；它宣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宦以一种唯名论的教条鼓吹特殊性和差异性。”应当说，这反映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发展，即从西方中心观向全球视野的转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中国门人却不喜欢这种转变，不欢迎昔日的老师踏人自家的菜园子。“如今，一切现代或‘摩登’的东西都好像被人从货架和橱窗里剔除干净，现代性不但从大众媒体中功成身退，甚至在知识界，除了个别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人们都在忙于自身的‘去现代化’(demodemfication)。那么，重新亮出‘现代性’的招牌目的何在呢?只要我们觉得它不仅仅是整理刚刚消逝的过去的老老实实的文献学和编史学兴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怎么听都觉得这是詹明信对第三世界学者的一种“嘲讽”。
       詹明信说：“后现代性就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在每一个社会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显然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思想水平线”。在全球“好多个海洋之间”，由于历史的缘故，现代性有“多重的落差”，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版本。向中国学术界引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些概念和叙事范畴，主要不应当用来批判西方社会或为“中国的现代性”辩护，而是用来“测量”和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